【新刊速递】《世界经济与》2022年第5期

　　《世界经济与》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研究所主办的国际关系学术期刊。自1979年创刊以来，该刊物已跻身中国社会科学院权威期刊之列，在国内主要期刊评价体系中均名列前茅。《世界经济与》志在推动国际关系学在中国的高质量发展，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贡献力量。

　　摘要：当下主流的比较学与国际关系理论面临多重危机，世界学的提出有助于为学学科发展探索新的出路。世界研究所具备的独特含义源于中华文明的历史基因与中国党的具体实践所形成的中国传统，这一传统通过“论持久战”“三个世界”划分等一系列经典命题奠定了事实性的学科基础。但由于西方中心主义史观的影响，由世界研究分解而来的国际关系与比较曾一度因过于迷恋西方理论且缺乏深入的区域国别研究而沦为观念性评述。有赖于新研究单元的提出以及新史学的构建，世界研究得以转型升级。世界学建立在新史观基础之上，“以世界为方法”的认知模式与流行的西方中心主义史观形成了鲜明对比，而这一研究单元被视作诱发国内制度变迁进而塑造世界秩序的核心动力。通过历史性因果叙述，作者构建起中国传统—世界—新史观的逻辑链条，它意味着因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而在世界体系中形成的“反向运动”必然为新世界秩序的构建奠定基础。

　　摘要：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未来要构建一个什么样的国际秩序是国际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这一问题在学理上涉及如何评判国际秩序的良莠，即建立科学认识和评判国际秩序的标准和方法。在分析国际秩序构成要素、定义和内涵等概念要义基础上，可从静态和动态两个维度来评判一个国际秩序。在静态存在状态上，衡量标准主要包括国际秩序有无和国际秩序完备性：前者涉及各行为体是否存在常态化关系以及是否存在被普遍认可和接受的国际规范及惩戒机制两个具体指标；后者涉及行为体参与度、规范完备性和惩戒机制的有效性三个刻画指标。在动态表现结果上，主要用战争（包括冲突）频度和危机频度衡量一个国际秩序的合理性，用国际秩序的时间跨度即存续时间作为衡量一个国际秩序的稳定性。以东亚朝贡秩序和欧洲威斯特伐利亚秩序的历史事实和数据为依据，对两者的完备性、合理性和稳定性进行实证比较，可验证这一评断标准。

　　作者：杨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研究所副研究员。

　　摘要：实力优势即权力优势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常识。根据该常识，不对称冲突中强国获胜概率应当大于弱国获胜概率。但现有不对称冲突研究普遍忽视了对强国与弱国获胜概率的横向比较，因此这种直觉缺乏理论和实证支撑。针对这一空白，作者提出了不对称冲突的决心选择理论。该理论认为，冲突双方的决心对比是决定大多数国际冲突结果的核心因素，强国与弱国实力对比的不对称会导致双方决心对比的反向不对称，而弱国所拥有的相对决心优势又会因选择效应进一步增大，因此在不对称冲突中强国而不是弱国更可能向对方让步。该理论基于国际危机行为数据库1946—2017年数据的统计检验，在一定条件下挑战了“强权即公理”这一国际关系基本常识。除迫使我们反思实力与权力的关系外，决心选择理论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安全秩序为何得以保持和延续、大国权力竞争方式为何由武力胁迫转变为利益交换等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提供了原创性的解释视角和解释机制。更重要的是决心选择理论提示，国家间互动结果存在现有三大理论范式均未充分注意到的“决心选择”逻辑，这为范式层面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新的切入点。

　　摘要：权力转移是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权力消长的过程。霸权国可通过与其他国家结盟的方式在较短时间内改变自身与崛起国的力量对比。因此，崛起国对霸权国结盟可能性的研判直接影响其策略选择。关于霸权国结盟的可能性，崛起国正确或错误研判的条件是什么?在既有理论的基础上，作者提出“意识形态匹配”理论，以崛起国、霸权国和霸权国的潜在盟国间的意识形态匹配情况解释崛起国对“霸权国结盟研判”的正误。在崛起国开始研判后，若霸权国与其潜在盟国意识形态不同而崛起国与霸权国的潜在盟国意识形态相同，崛起国会高估霸权国与其潜在盟国结盟的可能性。若霸权国与其潜在盟国意识形态相同而崛起国与霸权国的潜在盟国意识形态不同，崛起国会低估霸权国与其潜在盟国结盟的可能性。若崛起国、霸权国和霸权国的潜在盟国的意识形态均不同或均相同，崛起国将可以正确估计霸权国与其潜在盟国结盟的可能性。1935—1936年，德国和法国分别是欧洲的崛起国和霸权国。为应对德国的崛起，法国分别试图与意大利、英国和苏联结盟。德国高估了法意结盟的可能性，低估了英法结盟的可能性，但正确估计了法苏结盟的可能性。因此，意识形态匹配情况为崛起国研判霸权国结盟的可能性提供了“基线”。

　　摘要：地位抱负的普遍存在与地位追求的深远影响凸显了地位研究的重大价值。大国在追求国际地位时呈现耐心进取与强势竞逐的策略差别，这种策略分异的原因值得深入探讨。聚焦国际社会的承认态度和国内精英的支持状况两个关键因素，以成本—收益权衡、心理归因为因果机制，作者构建了大国地位追求的策略选择理论：在获得地位承认且存在精英共识时，或者遭到地位否认且陷于精英时，大国更倾向于选择耐心进取型策略；在遭到地位否认且存在精英共识时，或者获得地位承认且陷于精英时，大国更倾向于选择强势竞逐型策略。对1905—1927年日本追求种族平等地位和海权强国地位的过程追踪分析与比较案例分析发现，在国际承认态度和精英支持状况共同影响下，日本在种族问题上由耐心进取转向强势竞逐，在海权问题上则由强势竞逐转向耐心进取。相关发现揭示了找回国内因素、关注议题领域异质性对推进地位研究的意义，也可为怀有地位雄心的大国提供政策启示。

　　摘要：作为一种特殊的外交沟通形式，面对面的首脑外交具有廉价信号的传递功能。然而主流的外交信号研究忽视了廉价信号的社会互动基础，理性主义与认知主义均难以解释首脑外交的关系性特质。面对面互动中的更容易捕捉对方释放的故意信号与非故意信号，近距离观察内隐的意图信息与情感标志，增进彼此熟悉度。揭示首脑外交的社会互动进程，有助于理解廉价信号的可信度机制。面对多重信号线索的会基于细微印象，综合对比标志与信号、语言信息与非语言信息的匹配性，并用关系性思维识别廉价信号的可信度。1961年赫鲁晓夫与肯尼迪维也纳会晤及1985年戈尔巴乔夫与里根日内瓦会晤的案例分析表明，首脑外交有助于将注意力聚焦于对方的情绪反应，形成一种双向的情感连带。当面对面互动使两国产生情绪共鸣时，他们更容易理解对方的真实意图；当表示愿意为维持互动进程投入时间与精力时，这种互惠性承诺将促进廉价信号的可信度感知。关系主义的信号分析强调，面对面互动形成的情绪共鸣与关系契约，有助于培育和提升国家间信任关系。

　　文章来源于《世界经济与》2022年第5期。文章评译内容为公益分享，服务于学术科研教学工作，不代表国政学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