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纵横」戴斌：旅游研究此岸的学术与彼岸的思想

　　经过中国旅游研究院和携程旅游集团、中国旅游集团联合工作团队的精心筹备，在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人事司、政法司、机关服务局、信息中心、全国博士后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博士后基金委员会的大力支持下，在全国旅游学术界的共同努力下，2020中国旅游科学年会暨旅游管理博士后论坛顺利完成了各项议程，即将胜利闭幕了。在此，我谨代表中国旅游研究院和联合主办方，向所有为会议成功举办做出努力和贡献的发言人、主持人、会议代表、会务组织和技术支持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向所有获奖和立项的同志们表示热烈的祝贺！

　　这是2009年以来首次以网络视频会议的形式，在线举办中国旅游科学年会。原由国家旅游局批准设立，现化和旅游部批准召开的全国旅游学术研究和理论界盛会，已经走过了十一年的时光。每年都有数百名来自祖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专程赴京，无论是老一辈的学术大家、各研究方向的学术名家，还是以博士、博士后为代表的青年学者和中坚力量，围绕“大众旅游”“全域旅游”“优质旅游”“大数据”“学术思想”“智库建设”“当代旅游学”“文旅融合”等国家旅游发展进程中的战略课题和热点话题，大家积极探讨、相互启发和建言献策。从这些年来青年学者群体的成长和政府、业界的反应来看，“团结和带领全国旅游学术共同体，传承创新、服务产业、报效国家”的创会目标正在逐步得到实现。同志们在会场上理性与感织的高质量发言，还有会场外意气相投的交往，至今犹在眼前，都是我学术生涯的高光时刻和温暖记忆。等到终将退出历史舞台的那一天，希望能够实现当初许下的诺言：这么多年冷暖自知的坚守，以及殚精竭虑的奋斗，只是为了告诉未来，这代学者付出了所有的才情和努力，并不只是为了自己的功名利禄。

　　疫情期间，虽然不能现场相聚，但是每时每刻都在关注同志们的言行。胡静教授和中国旅游研究院武汉分院的研究团队、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湖北分中心的数据分析团队、马勇教授和湖北大学旅游研究院的学术团队，薛兵旺教授和武汉商学院旅游学院的教研团队，还有很多无法一一具名的武汉、湖北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在坚持智力战疫，为地方党委和政府、中央督导组建言献策和报送数据的同时，积极组织捐款捐物、志愿参与酒店协调和社区服务工作。中国旅游协会教育分会和南开大学开展在线教学研讨，中山大学旅游学院联合境外合作机构发布专题调研报告，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在线召开国际研讨会，还有更多的旅游学术共同体成员发表论文、评论和演讲，接受媒体采访、上公开课、做公益培训，积极投身到智力抗疫的第一线，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养士千日，用士一时”的责任与担当。对此，政府部门和旅游业界均给予了高度评价：无论是疫情应对，还是疫后振兴，学术研究和理论建设都是旅游战线不可或缺，而且越来越重要的有生力量。

　　雒部长昨天的开幕演讲，对后小康社会时代的旅游学术研究和理论建设寄予了殷切希望，并就研究方向、理论创新和重点任务提出了具体的指导意见。我和同志们一样，聆听后倍感振奋，也深受启发。愿借此机会，谈几点学习体会，与同志们共商。

　　值此小康社会中国梦正在成为现实，大众旅游正在从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发展的今天，我们需要对旅游学术研究再审视。前段时间整理旧物，偶然找出下图所示的1989年第十期的《中国旅游饭店》。内有现任世界旅游联盟（WTA）秘书长刘士军先生创作的《前厅工作常遇问题三十例》，还有洛杉矶旅游局中国区首席代表常红女士编译的《饭店总经理常用的十二个经济指标》。

　　因为是好朋友的作品，便发圈做了一番感慨：那时杂志没有C刊，只有期刊；文章没有T检验，只有实践检验；作者不追求H值，只求实践价值；纸张和版式也很质朴，只是内容的载体。拂去三十功名尘与土，你们认真的样子，真的很美。是啊，那个时文章，选题是酒店、旅行社和地方旅游主管部门在实践中遇到的困难，发表平台和行文风格首先要考虑业者而不是同行愿意不愿意看。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文章”变成了“论文”，题目变成了“基于某某模型的某某问题的理论建构与实证分析”，发表平台则首选C刊，最好是A1区的，给谁看和读者能不能看得懂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符合审稿人要求。深层次的变化是写作目的，不再是因为旅游业界有需要，而是因为我们自己有需要，评职称、申请基金和各种人才项目都需要所谓的学术论文，所以不得不写。

　　前段时间回看了两集根据金庸先生武侠小说《天龙八部》改编的同名电视剧，不由感慨：经典经由人间世啊！大家都是读书做学问的人，不知你们有没有，反正我是有过这样的梦想：总得写出几部洛阳纸贵的代表作，成为学术史上的经典，最好由商务、三联、社科等名社印出数十卷的精装文集，整整齐齐地列于身后的书架之上，也不枉了“学者”二字。为此，千方百计地文、出专著、申请基金、申报奖项、成名成家，再文、出专著，一心奔着高头大章去也。偶有所成，便生顾盼自雄，舍我其谁之感；稍有不顺，则又顾影自怜，怼天怼地怼社会，把个“中二病”生生延长了十几年、数十载。而今已过天命之年，方知当初的年少轻狂和浮沉由浪。这两年由于工作关系接触了很多文化领域的名家，更觉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以前看文艺演出、参访历史遗址和文博场馆，也会感动，但那是外在于他者的感动，现在是作为他们中的一员，是感同身受之后的反思：相对文艺工作者的创作和演出，我们生产的数据和写下的文字真的那么重要吗？从更高的平台、更宽的视野、更长的历史来看自己的学术年谱，就会发自内心地认同这句话：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在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个人的才情确实太渺小了。历史已经证明，并还将证明下去：那些总想着藏于深山，传诸后世的作品，就像《围城》主人公方鸿渐父亲誊抄的信件和日记，往往藏着藏着就没了。而那些没有学者的人设和经典的包袱，直面现实的慰藉人心之作，经过时间洗磨，倒有可能成为四库全书的典籍之作。诗经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文选的“古诗十九首”，宋词的“凡有井水处，必能歌柳词”，不就是这样吗？文如此，学亦如是。

　　值此文化和旅游融合向纵深推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已成国家战略的今天，我们迫切需要加强旅游理论新建设。当代旅游发展理论是长期服务国家旅游发展战略，研究中国发展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知识体系，具有人民性、实践性、创新性和集成性。与传统学术研究从文献综述中寻找题目，构建逻辑自洽的现象解释不同，理论建设必须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为旅游发展目标的合意性、旅游发展手段的正当性和旅游发展实践的科学性，提供不可或缺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理论建设需要从学术研究中汲取营养，同时理论建设也必须对传统的学术研究进行必要的扬弃。这种扬弃既体现在价值取向的实践性和研究方法的问题导向，也体现在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自觉践行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现在高校、科研院所、民间研究机构和行业媒体掀起了“智库热”，有的名头起得越来越大，明明是学校下设的二级机构和非实体研究平台，也一定要叫个“中国”“亚太”“世界”，动不动就是想递个折子，要个批示，也好年底拿到科研处算来些“工分”。呈报内参或者专题报告，固然是智库成果的重要载体，但是与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的论文相比，从选题、调研和建议，到最后呈文上报，都有特殊的文风和时效要求，非长期积淀和磨合而不可行。以疫情期间的政策建议为例，不能简要地提“有序复工”或者“救助企业”，而是要明确何时、用何种手段救助哪一级哪一类企业，以及谁来决策，谁去执行。这些意见和建议可能被采纳了，批示了，也就成了涉密文件，不可能拿着原件去科研处“记工分”的。也可能呈上去，没有得到圈阅或批示，但是领导留下来阅读思考了，同样是有价值的智库产出，也同样是无法公开“记工分”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做学者文和做演讲，是为了追求出名，但是做国家和地方智库也好，做企业智囊也罢，除非得到授权，否则报送材料和参与决策，往往需要藏名。这涉及治学心态和价值取向的根本问题，不可不察也。

　　说到发表，大家自然会想到那些堂而皇之的学术期刊，最好是办给学界同仁的核心期刊。在理论创造、知识传承和学术共同体的建设的过程中，学术期刊对于库恩（Thomas S. Kuhn）定义的“范式”无疑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问题是现在我们把同仁学术抬到了至高无上地位的同时，又对期刊的范围做了过于狭窄的限制。《Tourism Management》《旅游学刊》是期刊，《人民论坛》《前线》等党报党刊就不是期刊吗？还有大量非公开发行的内刊，如《思想理论动态参阅》《中国旅游大数据》等，就不是发表平台吗？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同志们，不仅是，而且对文化和旅游系统、旅业的影响力还要更大。这些报刊和发表平台上的文章，因为没有进入旅游学术共同体的同行和机构评价体系，其理论价值被大大低估了。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秦宇教授主办的《旅游导刊》期刊和《酒店学人》微信公众号，我一直有关注，并两度为《酒店学人文集》写下序言。之所以如此，倒不完全是老同事、老朋友的关系，更因为认同这两个平台的旨趣与导向。事实上，尚未正式列入南大版或者北大版C刊目录的《旅游导刊》，连刊号都没有的《酒店学人》，已经团结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学界同仁，直面产业现实问题，以平实语言积极与业学两界互动的同时，又不忘科学问题发现和理论建设。李彬博士告诉我，很多文章都有数千次的阅读量。在这个每个人都忙于发言，却很少愿意倾听的时代，在这个很多论文除了审稿人和自己人阅读的圈子里，确是件极不容易的事情。我跟谷慧敏教授说，由于你们的努力，二外的酒店研究已经渐有学派气象了。是不是理论，成不成学派，不是看你眼下有没有博士点，拿了多少基金和人才专项，也不是哪个权威机构是否给了认定和册封，而是要看业界认可不认可，历史有没有记忆。“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希望有更多的学者认同并坚守之。

　　在国民消费为主体的大众旅游、市场主体推动的创业创新和国家确定的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理论研究成果不仅只有“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这一条道。孔子周游列国最终还是选择了著书立说，柏拉图的“哲学家——王”的道路走不通，还是回到开启民智的这个历史逻辑上来。那么多的学生要我们去教育，那么多的游客权益需要我们去代言，那么多的市场主体需要我们去服务，当代旅游学者的作为空间前所未有的广阔，决不能自我逼仄。只要能够静下心来，俯下身子，就一定能够找到志同道合者携手同行。在为地方政府和旅游企业服务的过程中，希望专家学者不要只盯着高级别的机构，见到省市的就不理县市的，见到国字号的就不理省级的，见到国际的就不理国内的，更不能见到官大的就不理官小的。做人做学问都不能这样，还是德位相配、才志相宜为好。包括开会，也不要只追着名人换名片，要学会关注身边事，与身边人一同行，总之不着急，慢慢来。

　　值此互联网上众声喧哗，学术共同体建设的关键时期，我们需要来一场旅游思想大讨论。思想似乎看不见，摸不着，甚至没有或者说也不需要论文、专著这样的表达形式，但是没有思想的引领，学术必然是苍白的，理论一定是无力的。旅游思想是什么？我看首先是意识形态，也就是立场、观点和方法的问题。说到底，就是站在谁的立场，为谁代言，做什么样研究，以及如何做研究的问题？1942年5月，同志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这篇关于文艺思想的光辉文献中，同志肯定了文化的军队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军队”，也提出了文化和艺术工作者的立场、态度、工作对象、工作和学习五个方面的问题。其思想和论断对于融合发展、高质量发展时代背景下的旅游学术研究和理论建设仍然具有十分明显的现实意义，同志们结合目前的形势和任务好好读一读，很有必要。

　　同志指出的文化和艺术工作的问题，在今天的旅游学术研究中不仅存在，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只不过换了种形式，变了些花样罢了。比如对待大众旅游发展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包括这次疫情间出现的一些困难，我们是见树木不见森林，把问题夸大并加以冷嘲热讽呢？还是在党领导下，团结和带领学术共同体与市场主体、广大游客在一起，努力跨越“大众旅游初级阶段陷阱”，务实推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怎么信仰，就怎么选择。没有思想的认同和理论的自信，不可能有立场的坚定。只会关起门来读书写论文的学问，注定是做不大，也走不远的。

　　《古文观止》是我常读，也愿意推荐给同事看的一本书。古人著书立说并且能够流传至今的文章，哪篇不是立功、立言、立德的合体？不愿投身到火热的市场实践和社会实践中去，想做个隐士又想指点江山，不愿意牺牲和付出却想上书房行走，没有这样的事情。韩愈厉不厉害，“文起八代之衰”，可是你去看他的《进学解》《原道》等传世之作，今天给这个写封自荐信，明天给那个引为同道者写个序，无非就是要有个建功立业的平台嘛。对于读书人来说，这很正常。有了在家尽孝、为国尽忠的经历，思想、境界和文风硬朗起来。这与关在书斋里幻想“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什么的书生，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王阳明厉不厉害，龙场悟道，知行合一，中华民族的文化地标之一，可是你去看他的传记，领兵打仗、出将入相和著书立说，多了去了。同时官场猜忌、江湖暗算，还有读书人之间的唇枪舌剑，也多了去了。正是因为这些宦海沉浮的经历，“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坚守，才能终成“但开风气不为师”的思想大家。从孔孟，到程朱，到鲁迅、胡适，再到顾准、杨小凯，这个传统延续了几千年都没有断过线。能够载入史册的文人、学者、士大夫，一言以蔽之，就是“质胜于文，则野。文胜于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就是“完全学者相，完全君子相”（陈丹青）。古代读书做学问，两个阶段很有意思：一是“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二是“千秋邈矣独留我，百战归来再读书”（曾国藩家书）。能够体味出这句话中的气象万千，差不多就可以理解旅游思想是什么了。

　　自设立每年一位的“旅游思想者”以来，先后颁给了六位企业家，他们是梁建章博士和携程旅游创始团队、罗军先生和途家创始团队、陈妙林先生和开元旅业创始团队、王正华先生和春秋旅游创始团队、洪清华先生和景域驴妈妈创始团队，今年则颁给了首旅集团创始董事长并为之服务了二十年的段强先生。曾被问及：思想者不应该是博士、教授吗？为什么每年都给了企业家？在我的心目中，思想不是从书本到书本的文字，而来自于市场和社会实践，应当也可以付诸产业和社会实践。无论是自主创业的民营企业家，还是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国企干部，都在竭尽才情和努力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无论从哪个方面讲，在家尽孝、为国尽忠的旅游企业家，都是旅游学术共同体的志同道合者，也是青年学者学习和追随的榜样。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历史长河中，从古代的陶朱公、黄道婆，到徽骆驼、晋商，到近代洋务运动的那些实业报国的企业家，还有近代中国旅行服务业的开创者陈光甫先生，无数的工商业者为国家创造财富，为社会创造就业，可是除了《史记·货殖列传》中少数能够入正史者，能为后人记忆者又有几人？出于个人的学术偏好和工作履历，能够有机会近距离地了解这个群体的功德言行和所承受的压力，心有戚戚焉。能够有机会在这个全国性的学术平台为他们致颁“旅游思想者”，实是我的荣幸啊！

　　这次年会首设了大学校长论坛，发言人的标准是现任本科和高职旅游和酒店学院的院长，以及旅游学者出身的综合性大学的校长。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安排，是因为他们除了是学者，也是社会企业家群体的典型代表。按现行的遴选体制，诸位校长也都是学者而且是优秀的学者出身。为了党和国家的教育事业，他们牺牲了个人做课题、写论文的时间和成名成家的机会，为高质量的旅游发展理论、科学研究和学术共同体的发展争取资源和搭建平台。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这个群体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与其实力和付出是不相适应的。在昨天的专题论坛上，他们关于疫情应对、文旅融合和高质量发展的真知灼见一定给与会代表和广大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此，我想对青年旅游学者和博士后说，请理解和尊重你们的校长：在学校发展、科研组织和学者成长的历史进程中，可能还没有达到每个人的满意，但是他们做到了尽忠竭智。如果组织需要大家出来为公共利益承担些行政工作，也请视之为一份责任，而非权利，切勿瞻前顾后，斤斤计较于一已利弊和眼前得失。只要组织的培养和平台的支撑，却没有个人的付出和牺牲，学问是做不大的，成长的空间也是有限的。

　　中国的旅游学术研究已经走过了微观实践为导向的对策研究、论文发表为导向的学术研究阶段，正处于面向大众旅游时代，回应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推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当代旅游发展理论建设的关键时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旅游学者，特别是以博士、博士后为代表的青年学者和新生力量，自觉认同“服务产业，报效国家”的理念，把自己的才情和努力写在旅游实践的大地上。希望更多的名师大家，能够实现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经由理论，从学术的此岸到达思想的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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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安街读书会是在中央老同志的鼓励支持下发起成立，旨在继承总理遗志，践行全民阅读。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学习、养才、报国。现有千余位成员主要来自长安街附近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中青年干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员、全国党代表、全国代表委员等喜文好书之士以及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国家高端智库负责人,中央局集体学习主讲专家和中央各主要出版机构的资深出版人学者等。新时代坚持用读书讲，积极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第22个世界读书日到来之前，经民政部、文化部等相关主管主办单位报备批复，长安街读书会牵头发起成立“全民阅读促进委员会”，作为全国性的人民团体，该机构将通过开发利用全国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大中院校的全民阅读文化资源，促进全民阅读活动深入开展。并以党建为先导，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支撑，努力继承周恩来总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遗志，深入“研读经典”，让“全民阅读”形人参与的氛围，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