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评论

　　什么政策可以帮助中国成功地实现向消费型经济的转型？本文指出，行政主导和工业主导的模式长期抑制了消费潜能的释放，现在消费主导的新图景下，消费、商业与制造的融合将被激活并焕发出巨大的生机。相关部门更应着力顺应消费模式的变化，去除妨碍消费潜能释放的梗阻点，而非简单地通过刺激性政策去提振百姓消费。

　　有种观点值得我们参考：加强医疗卫生、退休和失业保险制度，从而提升员工的安全感，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降低储蓄率。不过，中国政府最终可能需要借助于某种形式的直接收入补充，或许是通过某种与美国的“劳动所得税抵免”类似的计划来实现。

　　“钱学森之问”指出了我国教育事业的一大问题：国家和学生都为教育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到头来却发现学生没学到多少真本事，创新能力不足。目前唯有全面深化改革，解构现代大行的制度逻辑，才是实现大学科学发展的必然选择。如本文所言：假如仍然延续以前的老套路，不在教育体制改革上下功夫，只靠砸钱，是不可能培养出“杰出人才”的，也不可能建成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在一个封闭、垄断，缺乏竞争与活力，高度行政化、官本位的教育管理体制下，学校没有办学自主权，真正的教育家很难脱颖而出。要真正实现教育家办学，首先应给予高校应有的自主权。这才是解决“钱学森之问”的关键所在，舍此别无他途。

　　国企的终极改革目标有两个：将国有企业转变为非营利性公法企业；建立国有资产的法治治理架构。当前的国企改革必须加大力度，积极推行规范化的国企重大信息公开，拓宽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扩大社会监督，构建起国企在社会监督下的运行机制，消除公众疑虑、防范暗箱操作、减少现象，对于树立国企良好的社会形象，进而促进国企更好更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