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纲：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 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

　　受疫情、外部冲击等超预期因素影响，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面临一些挑战和下行压力，稳健的货币政策及时加大了实施力度。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我们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降准0.25个百分点，引导市场报价利率（LPR）下降，降低实体经济综合融资成本。我国广义货币M2、社会融资规模和人民币均保持了较快增长。

　　从经济运行效果看，我国宏观政策力度把握是比较合适的。既有力支持了宏观经济大局的稳定，又在全球高通货膨胀背景下保持了物价形势的基本稳定，还兼顾了内外均衡。三季度我国GDP同比增长3.9%，10月份我国消费物价指数（CPI）同比上涨2.1%，过去5年我国CPI年均涨幅保持在2%左右；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有所贬值，但贬值幅度小于其他主要货币，保持了人民币币值和购买力的基本稳定。

　　截至今年9月末，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总规模为40万亿元左右，过去5年的平均增长率为2.6%，保持了相对稳定。近几年我们通过降准来满足货币信贷增长对中长期流动性的需求。我们知道，商业银行吸收公众存款，需要按一定比例上缴央行，降准时央行下调这一比例要求，使一部分法定存款准备金变成了超额存款准备金以便于商业银行动用，这样同样的央行资产负债表就可以支持更多的货币信贷增长，也就是说降准使货币乘数提高了。2018年以来，我们累计实施了降准13次，平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从15%降到了大约8%，共释放了长期流动性约10.8万亿元，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规模基本稳定在38万亿元到40万亿元之间，而我国广义货币M2余额则从2017年末的近170万亿元增加到现在的260多万亿元，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是比较稳固的。

　　过去一段时期，较高的存款准备金率为我国币值稳定和防通货膨胀作出了重要贡献。降准操作也可以理解成把过去通过提高准备金率“冻结”的流动性给释放出来。本世纪初的十几年时间，在积累外汇储备的过程中，央行资产负债表因外汇占款而扩张，同时我们通过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等开展对冲操作，将外汇占款投放的多余流动性“冻结”起来。就资产负债表规模而言，当时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规模明显超过了几个主要发达经济体的中央银行。而近几年，我们是综合运用降准以及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和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等方式来主动投放和调节流动性，这与过去外汇占款被动投放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货币政策的自主性明显增强。

　　稳健货币政策不仅有总量上的支持，也有结构上的特色。我们聚焦供给侧结构性的堵点、难点，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作用，持续加强对“三农”、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等领域的金融服务，推动普惠金融“量增、面扩、价降”。截至今年9月末，普惠小微余额达到了23万亿元；授信户数近5400万户，是2017年末的4倍；今年9月份新发放的普惠小微加权平均利率为4.7%，较2017年同期下降了1.8个百分点。

　　结构性工具又可以分为长期性工具和阶段性工具两种。支农支小再和再贴现是长期性工具，目前余额是2.5万亿元。近年来，我们创设了科技创新、交通物流、设备更新改造等专项再支持工具，这些都是阶段性工具，目前余额约3万亿元，这些工具有明确的实施期限或退出安排，在达到预期目标后可以有序退出，实现“有进有退”。

　　房地产业关联很多上下业，其良性循环对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一些调整，我们配合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一城一策”用好政策工具箱，降低了个人住房利率和首付比例，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针对前期一些房企风险暴露导致逾期交房，我们出台了2000亿元“保交楼”专项借款，支持已售住房的建设交付，并研究设立了鼓励商业银行支持“保交楼”结构性政策工具。最近我们扩大了支持民企发债的“第二支箭”，为民企发债提供风险分担，民营房地产企业也在支持范围以内。

　　我们还推出了碳减排支持工具助力绿色发展。这项工具坚持市场化原则，支持金融机构向清洁能源、节能减排、碳减排技术这三个重点领域的企业提供。除了资金支持外，碳减排支持工具还要求金融机构计算和披露所带动的碳减排量，这对于引导绿色理念，推动碳核算和信息披露具有积极意义。截至今年9月末，碳减排支持工具累计使用2400多亿元，支持碳减排超过4000亿元，带动减少碳排放8000多万吨。近期，我们还将两家外资银行纳入了碳减排支持工具的支持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