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遵义：中国GDP年增速超5％没压力 深圳扮演什么角色？

　　2023年全国举世瞩目，这场“春天之约”为中国经济发展设定怎样的目标？如何规划高质量发展？《大湾区会客厅》专访知名经济学家刘遵义，独家解读为何对中国经济发展充满信心？刘遵义生于贵州，香港长大，负笈海外，曾深度参与中国改革。1979年，作为亲自请回来的经济学家，刘遵义是中国政府倚重的智囊。1966年，刘遵义建立了第一个中国计量经济模型；1979年，他基于模型和实地考察，最早做出中国经济将实现8%年增长的大胆预测；1988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负责人采纳他的建议，推行保值储蓄存款政策，化解了抢购与银行挤兑危机；1993年，刘遵义提出央行利用外汇储备实行外汇调节市场操作的建议，并建议在外汇并轨时实行强制结汇，为中国应对金融危机打下基础。

　　深圳卫视主持人何嘉琪：今年年初，全球多数机构对中国经济增速并不乐观，在这样的情况下，您却预判2023年中国经济增速将达到6%，为什么如此乐观？

　　经济学家、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刘遵义：国外机构相当悲观，我想有些是因为它们不太了解国内情况，实际上近期它们也都在调整预期数据。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前预测4.4%，现在也调高到5.2%。

　　短期来说，我是参考了全国各省市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将各省市目标增长率加权平均后得出5.6%，但是许多省市都有信心超过这个目标，所以出来的结果差不多到6%，我认为6%对中国来说，不算很高的增速。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我们看到全国已经出台一些振兴经济的办法，这也会促进经济发展，所以我觉得6%应当是一个比较合理的预测。

　　长期来说，我参考了中国、日本跟美国的数据。有一个定律是：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上升的时候，它的GDP增长率就会下降。中国现在的人均GDP只是在12000美元左右，美国是75000美元，日本是4万多美元，但是你回看日本跟美国在人均GDP10000到20000美元之间的时候，它们的增长速度其实平均也都是在6%或者以上。所以我年初那篇文章是讲在5.5%~6%之间，我觉得也是很合理的预测。

　　深圳卫视主持人何嘉琪：如果从中国内部发展因素去探究的话，您觉得哪些因素让您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持有持续乐观态度？

　　经济学家、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刘遵义：我觉得中国经济经过了几个比较艰苦的阶段，比如说1997年、1998年东亚货币危机，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其实都过去了，同时都过得不错，所以我觉得大家应当有这个信心，中国是有这个能力可以实现高增长的。不过我们要改变的是大家因为新冠疫情造成的负面的预期，要把它改成比较正面的预期，所以预期非常重要。

　　深圳卫视主持人何嘉琪：世界银行等21个国际组织，对于未来一年全球经济的增速预判仅有2.3%，联合国预判的是1.9%。面对这样的一个并不乐观的外部环境，中国凭什么能够走出自己的一条路？

　　经济学家、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刘遵义：你的问题问得很好，不过这就是一个大的经济体跟一个小的经济体的分别。我们看美国的经验，美国跟中国的经济体，现在都是达到一定体量的时候，它并不太受外部因素的影响。我们的进出口数据上上下下，跟其他东亚的国家一样，但是中国的GDP增长率是非常稳定的。中国到了今天，其实也不依赖于进出口，所以外部环境对中国是有影响，但是“小意思”。

　　另外，中国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已经是不能阻止的了，已经成了气候，就会一直发展下去，她有这个动力。我们人均GDP只有12000（美元），我们希望未来10年15年之内再翻一番，25000（美元）也不算太高，希望一直翻下去。大家都有这个希望，有这个预期，希望生活水平一直提高，生活质量一直进步，我觉得是可以做得到的。因为我们是全球投资最多的国家，我们的储蓄率高达40%-45%，就是说每年我们生产的东西差不多一半作为再投资。第二，劳动力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我们现在的农村人口还有差不多20%以上，但是农村生产的GDP只占7%，还有一定空间，所以我觉得劳动力不是大问题。最后就是创新，现在在全球科技期刊上发表文章最多的就是中国人。有人就说，“你们人多，发表文章多也不代表什么”，但是我要说，没有价值的文章别人是不会引用的。所以我觉得我们有自主创新的能力，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对中国的前途比较乐观。

　　2004年，花甲之年的刘遵义荣归故里，正式回到香港，并出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任期结束后，他于2010年至2014年，担任中投国际（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近20年间，刘遵义频繁往返于深港之间，为深圳及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与发展建言献策。

　　深圳卫视主持人何嘉琪：今年是改革开放45周年，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提出打造更具全球影响力的经济中心城市和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国家赋予深圳的使命就是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您认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深圳应怎样更好发力？

　　经济学家、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刘遵义：我觉得深圳是一个很奇妙的城市，因为大多数的人都是外来的，外来人口有什么好处呢？他们敢拼搏，什么事情都去敢试试看。

　　我们做了很多研究，发现人有两种：一个叫Movers移动的，一个叫Stayers留下来的。Movers的动力很强，所以他们才会移动；Stayers就是满足现状，不动了。深圳是充满了Movers，我觉得这个蛮有道理，其实中国有些地方的人出去到外国，做华侨非常成功，但是留下来的永远发展不了，因为留下来的是 Stayers。

　　深圳卫视主持人何嘉琪：您提炼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Movers，都是一些行动者、奋斗者，这样的一种基因可能正是深圳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那么面向未来，您觉得深圳应该在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经济学家、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刘遵义：我觉得深圳其实最可能做的就是跟美国的硅谷一样，做一个科技创新的枢纽。现在深圳的科研机构很好，基础也很好，做研究的人很多。科技创新，最重要的就是要吸引人才集中在这里，然后慢慢发展。美国硅谷是1960年左右开始兴起，到现在已经是60年了，一波一波的创新发生在美国东部。类似的还有美国波士顿，附近有一条128公路，它有两个好的大学，有很多高科技公司在那成立。我想深圳是可以做得到的，而且我认为深圳可以比硅谷要更好，因为硅谷缺乏制造业基础，发明的东西都在外面做，在硅谷里面自己做不了，但是深圳可以，所以我对深圳的未来感到非常乐观。此外，我觉得深圳跟香港可以加强合作，有香港在金融投资方面的经验，深港合作打造成像硅谷和美国纳斯达克那样，联合起来，其实前途是非常非常光明的。

　　深圳卫视主持人何嘉琪：美国的硅谷和纽约的纳斯达克，其实一个在西岸，一个在东岸，但是深圳和香港仅一河之隔，这会不会是一个最大的优势？

　　经济学家、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刘遵义：其实我在2004年做香港中文大学校长之后，就到深圳做了一个演讲，当时我的提议是“香港跟深圳经济一体化”，那时还有“一线两线三线”，我当时说“香港跟深圳之间放开一线，拉紧二线”，也就是商品完全自由流通、人员可以自由流通，假如当年做得到的话，深港就是一个经济体，所以我觉得是要加强双方流动的方便性。就像欧洲常用的办法，欧洲很多城市是在两个国家之间的边界，人们很可能在边界这边住，边界那边工作，最后他们就决定，在居住的地方赋税，工作的地方不需要赋税。我们也可以，变成香港人去深圳，只要赋香港的税，深圳来香港也只要赋深圳的税，不赋香港的税。这就简单多了，方便人员来往，当然也要方便资金来往。

　　深港资金往来方面现在正好有个机遇，深圳已经开始用央行的数字货币，其实可以开始在香港跟深圳之间用数字货币流通的形式进行资金来往，数字货币有个好处就是可以溯源。

　　深圳卫视主持人何嘉琪：我们看到香港已进入“由治及兴”的阶段，您对于香港的新发展有怎样的期待？

　　经济学家、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刘遵义：我认为香港的角色正在转变。香港对内地的改革开放有很大贡献，当年全国大约70%-80%的对外的贸易都是经过香港，而现在不到10%，因为内地的港口已经很多，不再需要经过香港；以前香港也是外国到内地投资的中介，实际上现在也不需要，外资就直接可以去了。所以我觉得香港这个角色在变，我觉得最近香港希望增加在欧美之外的外国投资者来香港，比如中东，沙特和其他很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还有东南亚国家等，吸引它们来香港。它们来香港上市也好，买东西也好，买资产也好，这样就把香港市场做大了。

　　我们仔细想一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它们对于基础建设的需求很大，假如它们要盖一条公路，盖一个水坝，最有可能的就是用中国的基建力量，如果真是这样，它们又需要资金，就可以来香港发行人民币的债券，然后拿那个钱拿来聘用中国的基建公司。这样大家都好，至少现在这些外国政府也好，企业也好，现在它们还没有能力在内地发行人民币债券，在香港它们可以做了，这个也就是现在香港能够发挥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作用。

　　经济学家、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刘遵义：我很希望粤港澳大湾区能够发展成功。为什么大湾区是好事？其实大湾区等于是一个小型的“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就是所有国家都会受益。所以大湾区能够全部打通的线个城市就都会受益，所以衷心希望大湾区发展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