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研究局周学东：外界对硅谷银行倒闭事件存在两个误解不能因为硅谷银行事件就否定了

　　由济南市人民政府、山东省地方金融监管局、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山东银保监局、山东证监局主办，新华社瞭望智库作为学术支持单位的“2023济南科创金融论坛”于2023年4月13日-15日召开。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二级巡视员周学东出席并演讲。

　　近年来，山东济南在科创金融组织体系建设、产品服务创新、配套体系完善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2021年11月，经国务院批准，济南成为全国首个国家级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

　　本次科创论坛的目的是共商科创金融创新之路。结合论坛主题，我就推动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等问题谈几点看法和意见。

　　3月10日，美国硅谷银行宣布因资不抵债申请破产，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二大规模和2008年以来最大的银行倒闭事件。硅谷事件引发连锁反应，震动全球金融市场，也引起金融界和科技创新领域极大的关注。

　　我们研究发现，这里存在两个误解：第一，硅谷银行倒闭，不是因为资不抵债，而是因为客户挤兑引发流动性危机；第二，硅谷银行倒闭，与硅谷银行支持科创企业，以及硅谷银行的投贷联动模式无关。

　　事实上，2020年前，硅谷银行经营模式以投贷联动为主，其经营管理、盈利性和资产负债是完全健康的。

　　硅谷银行的投贷联动模式有三种：硅谷银行成立于1983年，早期为普通商业银行，1990年后随着硅谷高科技产业兴起，逐步聚焦于向高科技初创企业及相关私募股权/风险投资（PE/VC）机构提供金融服务。目前已帮助约3万家高科技初创企业实现融资，与全球逾600家VC、120家PE建立业务联系，在美国高科技初创企业投融资领域的市场份额超过50%。

　　为解决银行对初创企业的风险收益不匹配问题，硅谷银行开创了以投贷联动为核心的业务模式，具体分三种：一是“+认股权证”。1990年后，硅谷银行创新应用“认股权证”抵补信贷风险，即在为企业发放时，要求免费获得一定比例的认股权证（通常为企业总股本的1%-2%），当企业上市或并购时获取权证收益。

　　二是“+子公司投资”。1999年后，美国允许混业经营，硅谷银行拓展投贷联动方式，即通过设立子公司（SVB Capital）开展股权投资业务，可直接投资于企业或PE/VC机构，由此可为企业提供股债综合融资服务。

　　三是给PE/VC机构，间接支持企业。2012年，为适应美国沃尔克规则监管要求[]，硅谷银行从PE/VC机构撤回部分权益资金，转而以过桥等方式加大对PE/VC机构的信贷投放，解决PE/VC机构在对企业投资或并购时的临时性资金短缺问题。

　　硅谷银行投贷联动模式主要是第三种，即给PE/VC机构。2019年硅谷银行余额332亿美元，从结构看，一是一半以上的基本以过桥方式投向PE/VC机构，占比53%，以PE/VC投资者的付款承诺为担保（Capital Call Lines of Credit）。二是投向科技和生命科学/医疗保健公司的占比31%。三是私人银行客户占比10%，即给PE/VC和企业高管个人。

　　我们研究的一个重要结论是：硅谷银行投贷联动模式风险远远低于传统银行。硅谷银行2001-2019年的平均总资产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1.2%和12%左右，分别高出行业0.2和2.3个百分点；不良率常年处于1%以下，显著低于同业平均水平。2019年，硅谷银行投贷联动模式中，对PE/VC机构的不良几乎没有，信用风险主要产生于投资者依赖，但因其良好的优质企业识别和贷后风险管理能力，不良率也很低。投资者依赖的不良率为0.7%，其中早期、中期、后期阶段企业的不良率分别为0.7%、1.6%、0.4%。此外，硅谷银行认股权证收益能够较好地抵补信贷损失。2011-2019年，硅谷银行坏账共核销5.2亿美元左右，而其认股权证收益达5.6亿美元，其中，2019年硅谷银行坏账核销9260万美元，投资者依赖坏账核销8482万美元，认股权证收益达1.38亿美元。

　　硅谷银行投贷联动模式风险小的原因在于：第一，“投”“贷”业务风险隔离。硅谷银行投贷联动模式一和模式二直接涉及对企业的权益投资。模式一中认股权证为免费获取且可根据实际交易价格选择是否行权，投资损失十分有限；模式二中集团通过设立子公司“SVB Capital”专门从事母基金和直投业务，资金来源为自筹，与硅谷银行信贷业务风险隔离。

　　第二，信贷风险控制严格。首先，硅谷银行不涉足不熟悉的领域，大量为风险极低的过桥贷（投贷联动模式三），潜在风险较大的投资者依赖占比仅为10%左右。其次，聘用大量具有专业知识和科技工作经验的人才，并与PE/VC保持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借助PE/VC的识别能力筛选优质企业，通常只向受到PE/VC资助的初创企业提供一定比例（PE/VC投资额的1/4左右）的。

　　第三，要求企业和PE/VC机构在硅谷银行开户，有利于监控企业现金流，确保还款能力。第四，要求企业将知识产权质押，并接受第一位受偿顺序条款，以最大限度减少潜在损失。

　　我们研究得出的第二个重要结论是，正是2020年后硅谷银行经营模式发生了转变，在资产端配置大量长期资产支持证券（MBS）和国债等非信贷资产，同时未受保存款比重过高（91%），最终才导致流动性危机的发生，与科技型和投贷联动模式无关。

　　2020-2021年，为应对疫情冲击，美联储实施零利率与大规模量化宽松政策，科技行业与风险投资迅速扩张，硅谷银行获得大量存款，经营模式偏离原有投贷联动模式，资产主要转向证券投资，配置大量长期债券；2022年，由于宏观环境变化，加上美联储为应对通胀大幅加息，科技行业与风险投资萎缩，硅谷银行存款持续流失，同时债券价格下跌使其资产大幅贬值、变现困难，最终因流动性危机而破产。

　　2020-2021年，在宽松政策下，硅谷银行经营模式发生很大的转变。负债端，短期存款占比大的问题加剧。疫情初期，在美联储宽松政策刺激下科创行业迅速发展，2021年风险投资达到创纪录的3100亿美元，同比增长106%，硅谷银行同期获得初创企业和PE/VC机构大量资金流入。2021年末硅谷银行存款规模达到1892亿美元，较2019年末增长2倍，其中无息存款占比67%，货币市场存款占比29%，计息支票和储蓄账户存款占比3%，定期存款占比不足1%，相比2019年的存款结构基本无变化。

　　资产端，转向证券投资。面对大规模流入的存款资金，硅谷银行难以靠快速承接，转而配置大量长期证券。这些证券投资以抵押支持债券（MBS）为主，其次为美国国债，2021年末分别为1000亿美元、160亿美元左右；收益率处于2%以下，但期限较长，持有到期债券（主要为MBS）的久期为4.1年，可供出售债券（主要为美国国债）的久期为2.4年。硅谷银行的资产结构发生较大变动。2021年末，硅谷银行占总资产比例为31%，较2019年下降16个百分点；同时，证券投资占总资产比例为61%，较2019年提升20个百分点，利息收入中证券投资的贡献率达到57%，超过贡献率。

　　2022年3月后，在紧缩政策下，硅谷银行的流动性风险暴露。美联储大幅加息，美国科创行业收缩，风险投资同比下降30%，初创企业和PE/VC机构持续消耗资金或转移至收益更高的地方。硅谷银行存款大多超过25万美元的偿付上限，其中未受保存款占比高达95%，在风险发生时存款极易抽逃，加剧对硅谷银行的挤兑。2022年末其存款较3月的高点（1980亿美元）减少250亿美元，其中无息存款减少450亿美元、占比较上年末下降20个百分点。同时，加息导致硅谷银行持有的大量债券资产价格下跌，2022年末账面浮亏高达175亿美元，超过其160亿美元的资本权益，处于短期无法变现或变现即承担巨额损失的境地。

　　流动性风险暴露引发挤兑导致破产。2023年，美联储继续加息，硅谷银行存款流失进一步加剧，3月9日公告拟采取一系列举措补充流动性、调整资产负债结构，包括以亏损18亿美元的代价出售210亿美元债券，增加150亿美元定期借款，出售普通股和优先股募资22.5亿美元等。这引发市场对其流动性不足、财务亏损的担忧，恐慌性抛售硅谷银行股票，当天股价下跌60%。同时，PE/VC机构提醒被投企业将存款转移，一天之内挤兑420亿美元。3月10日，硅谷银行因资不抵债宣布破产。

　　因此，总体看来看，硅谷银行破产也有宏观方面的原因：从监管政策看，2018年后美国出台放松了对中小银行的监管；从货币政策看，美联储本轮加息节奏过快，对市场的流动性冲击巨大，利率不稳定引发长期资产价格大幅变动。这些因素基本与科创融资服务无关，更与投贷联动业务无关。因此，从硅谷银行破产得出的结论是：不能因为硅谷银行事件就否定了硅谷科创金融模式，应继续鼓励商业银行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继续完善包括投贷联动模式在内的创新实践，但应避免客户结构单一，并提高自身风险管理能力；在监管方面，要加强对中小银行的监管，尤其是强化流动性风险监测；在货币政策上，应坚持货币政策稳健中性、灵活适度，避免大起大落，引发金融市场剧烈震荡，引发金融机构因价格调整带来的市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

　　近年来，在人民银行会同相关部门，不断支持科技创新的金融服务体系。比如，2022年4月，为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人民银行设立科技创新再，额度2000亿元，利率1.75%，按照金融机构发放符合要求的科技企业本金60%提供资金支持，今年又增加了2000亿额度。人民银行还牵头制定了《“十四五”时期完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工作方案》，已通过中央深改委会议审议。

　　同事，各地金融系统也在不断完善科创金融服务模式，持续加大对科创企业的支持力度，不断探索和创新，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一）金融组织体系方面。工商银行先后在深圳、武汉、南京、合肥和济南等11个全国重点城市设立科创企业金融服务中心，率先建立专属智慧化评级授信模型，大幅提升了业务办理效率。汉口银行设立总行科技金融部，建立起“一专多特”经营架构，其中“一专”是全国首家持牌的科技金融专营机构，位于光谷地区的科技金融服务中心，“多特”是科技金融特色分支行，从而打造了有效解决科创企业融资难题的组织框架。

　　（二）科创信贷服务方面。国开行创设期限、用途上兼顾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特性的研发产品，期限可达5年以上，在用途上可用于支付包括研发人员工资在内的各类研发投入。自2021年设立科技创新和基础研究专项，2022年实现专项发放1160亿元，支持项目279个，强化了基础研究领域中长期资金供给。湖北武汉探索形成了以专营机构、专属产品、专项措施、专项机制、专业服务平台、专门监管制度为内容的“六专机制”或“武汉光谷模式”，其最大特点是聚焦于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提供金融综合服务。

　　（三）投贷联动业务方面。嘉兴银行探索“孪生模式”，由银行全部股东发起设立股东成分相同、持股比例相同的孪生投资公司，与银行合作开展投贷联动业务，在风险有效隔离的同时，实现银行与投资公司利益一致。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与工银国际以内部投贷联动模式，为威海某高新技术企业制定了“股权+债权”的综合金融服务方案，支持企业科技创新发展。南京银行等商业银行与股权投资基金、地方政府合作，采用外部投贷联动方式，共同为科技创新企业全生命周期提供“信贷资源+股权投资+政策支持”的全方位服务。

　　（四）政府引导基金方面。深圳市政府成立“千亿级”规模的投资引导基金，鼓励社会资本投向新兴产业领域；设立百亿级规模“天使投资引导基金”，引导社会资本投向早期硬科技领域，创新推出高政府出资比例、全额让利等全国领先的优惠政策；出台《关于促进深圳风投创投持续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集聚国内外风投创投机构，实现资本要素和创新型企业的深度融合，打造高品质的国际创投集聚区。安徽省打造“基金丛林”，省级层面设立“雏鹰计划专项基金”“新型研发机构专项基金”等天使基金，重点支持科技成果转化和初创型企业发展；出台《支持风险投资创业投资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推动合肥市打造风投创投新高地。2022年末，合肥市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参股设立各类基金35支，投资合肥市项目259个、金额138.43亿元，成效显著。

　　（五）打破信息不对称方面。浙江杭州打造杭州金融综合服务平台，针对科创企业特点与融资需求，创新开设“知识产权”、“供应链”、“专精特新”等科创特色融资专区，引导银行机构加强科创金融产品服务创新。北京中关村设立“中关村科创金融服务中心”，依托中关村优质科创企业资源，叠加入驻机构示范效应，提供包括信贷支持、保险服务、投融资对接、区域性股权交易等在内的一揽子优质金融服务，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世界领先的科技园区提供金融方案。四川成都创新打造“科创通”平台，聚焦早中期绿色科创企业风险和资金需求特点，统筹整合财政金融资源，创新“科创投+科创贷+科创帖+科创券”融资服务模式。

　　（六）政府配套政策方面。山东济南设立规模20亿元的企业风险补偿资金池，对符合条件的不良项目最高补偿本金损失的50%，特别是对首笔贷、纯信用贷、知识产权质押等方式获得的，提高10个百分点进行补偿。湖北武汉对科创企业保证保险、专利权质押、小额融资担保给予财政补贴、贴息、减费让利等优惠措施，并设立投贷联动风险补偿基金、知识产权质押风险补偿资金和中小企业债权融资风险补偿专项资金。

　　（七）支持绿色低碳技术研发方面。但绿色发展仍然面临严重的瓶颈。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绿色科技创新不足所导致的绿色产品和服务成本过高，使得大量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的发展仍然严重依赖有限的政府补贴。

　　目前我国绿色技术投资仍然严重不足，社会资本通过 绿色金融服务体系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支持作用没有充分发挥，绿色科技企业仍然面临许多融资瓶颈。

　　要解决绿色科技发展面临的一系列融资问题，必须构建一个有效支持绿色科技企业的金融服务体系。北京中关村银行为节能服务型科创小微企业提供综合化金融服务，推出特色金融产品，为符合绿色企业标准的创始人提供创业的“首贷资金”。浦发银行将利率与企业光伏发电项目供电量、碳减排量挂钩，创设碳中和挂钩，有效促进了企业绿色低碳技术研发应用。山东省发展投资集团通过创新国际组织主权资金使用方式，与联合国绿色气候基金（GCF）、亚洲开发银行、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和法国开发署等国际组织签署合作协议，总计引用外资约4亿美元，重点支持绿色技术创新。四川省发起设立首期规模100亿元、总规模300亿元的四川省绿色低碳优势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清洁能源产业、清洁能源支撑产业、清洁能源应用产业等领域。浙江省以国家电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双创中心为主体，建立了全国首家绿色技术交易中心，为绿色低碳技术交易提供技术受理、公开交易、交易鉴证等服务。

　　济南获批科创金融改革试点，是国务院赋予济南市的光荣使命，责任重大。经过一年多的改革探索，济南试验区进入了全面建设的关键期。下一步，将积极支持济南立足区域特点和优势，充分吸收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扎实推进科创金融试验区建设，打造科创金融“济南模式”。

　　一是在健全科创金融组织体系方面，重点是：推动科创金融专营机构的设立和发展，鼓励商业银行在试验区内设立科技金融事业部、科技支行、科创金融专营机构等，为科创企业提供专业化、个性化、特色化金融服务；推动设立科创保险专营机构，提高对科技项目研发、推广、应用等环节的风险保障；推动设立符合区域发展定位要求的创业投资机构，引进国内外知名创业投资机构在济南设立分部，为辖内种子期、初创期科技企业和高校科研院所团队创业提供股权投资。

　　二是在深化科创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方面，重点是：推动金融机构大力发展知识产权质押、股权质押、信用等多种科创金融信贷产品；强化商业银行与创业投资机构、股权投资机构合作，多样化科创金融服务模式。在“人才+资本”融资服务模式基础上，扩大“人才贷”等专属产品类型和规模，进一步优化创新创业人才金融服务环境，更好实现人与资本的有机结合，为其他地区提供模板和经验。特别是，鼓励金融机构为大型科研基础设施提供长期低成本融资支持；鼓励银行业、保险业金融机构与创业投资机构等外部投资机构深化合作，积极探索多样化的科创金融服务模式。

　　三是在充分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科创金融服务功能方面，重点是发展股权融资。一方面，加强上市后备科创企业资源库建设，支持符合条件的科创企业上市，畅通上市融资渠道；建立多元化股权投资和创业投资份额转让与退出机制，强化股权投资基金的培育引导，持续推动各类中长期资金积极配置科创领域。依法合规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通过市场化方式吸引形成创业投资资本，健全收益分配和风险分担机制，重点支持初创型科技企业和成长型科技企业。规范发展市场化股权投资基金，鼓励设立创业投资机构。鼓励行业骨干企业、社会力量建设孵化器，采取“孵化+投资”的模式，直接对在孵科技企业进行创业投资。创新国有资本创业投资管理机制，建立健全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国有创业投资监管制度，鼓励符合条件的国有创业投资机构建立跟投机制。

　　四是加快推进要素市场发展和平台建设。一方面，加快推进科技信用信息共享共用平台和科创金融综合服务平台建设，全面归集涉及科技创新型企业的信息数据，不断提升金融数据治理水平，突破金企信息不对称瓶颈难题，为数据赋能、强化金融科技应用提供有效支持。另一方面，要健全知识产权交易运营体系，加快推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平台建设，完善知识产权交易系统，建立市场化运作机制，推动知识产权价值实现和市场发展。

　　五是强化对外开放与合作。重点是：用足用好QFLP试点政策，鼓励外商股权投资企业支持种子期、初创期科创企业发展；进一步优化激励措施，鼓励外商投资企业和外资合资创业投资基金投资试验区科创企业；支持科创企业按规定开展跨国公司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提升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水平；支持试验区金融机构设立人民币海外基金，募集境内外机构和个人的人民币资金，为科创企业开展海外投资及跨境并购提供融资服务。

　　六是加强对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重点是：围绕济南市新旧动能转换重点产业发展，加大金融支持力度。鼓励商业银行开展新材料产业无形资产质押融资服务，促进新材料初期市场培育。充分发挥金融机构和融资租赁的支持作用，支持智能制造与高端装备领域突破发展。充分发挥新旧动能转换基金作用，支持构建大数据全产业链。以新旧动能转换基金为依托，引导带动天使投资、创业投资、私募股权投资等社会资本投资量子信息企业。加快科技培育赋能科创金融发展。引进和建设金融科技孵化平台、创客空间、产学研合作基地等，加强对金融科技类企业的培育孵化，在依法合规、风险可控前提下，充分发挥技术进步对金融业创新发展的推动作用。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吸引大数据、区块链、量化投资、智能金融、数字征信等国内外金融科技企业落户试验区，按程序推动国家金融业密码研究应用中心落户济南，打造金融科技产业集聚区。鼓励金融机构在试验区设立全国性或区域性金融科技后台运行与服务机构，推动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

　　七是营造一流营商环境。重点是：加强信用体系建设。特别是加快推进济南市社会信用大数据中心建设，强化政务、企业等信息整合，利用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及时掌握企业动态，为优化金融服务提供公共信息产品支撑。建立健全以信用为基础、与负面清单管理方式相适应的事中事后监管体系，依法依规实施失信惩戒。建设和完善“信易贷”平台，依托“信易贷”平台加强对水电气、社保、公积金以及仓储物流等信息的归集共享，加强本地平台与全国“信易贷”平台的互联互通。

　　八是积极推进金融支持绿色技术创新工作。重点是：发展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碳汇市场，支持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及生态环境治理技术和低碳技术的研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