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中国经济研究热点及其特征

　　笔者所在的课题组从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公布的2017—2018年CSSCI来源期刊经济学类排名前20名的杂志中，依据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下二级学科平衡分布的需要，选择了15本统计样本期刊。由于其他类别的杂志也刊有经济学类的文章，为了保证覆盖面和代表性，又选择了其他4大类（即马克思主义理论类、管理学类、社会科学总论类和高校综合性社科学报类）各自排名第一的期刊，构成了共19本统计样本期刊。基于这19本期刊2016年发表的经济学学术论文，笔者所在的课题组按专题分类排出了2016年中国经济研究前20大热点，它们分别是：经济增长与发展、资本市场、收入分配与收入差距、对外贸易与贸易政策、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三农、自主创新、货币政策、绿色经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及其中国化、公共经济、企业成长、区域经济发展、金融秩序与金融安全、财政体制、企业融资、金融体制、中国对外投资、就业、经济体制改革。

　　2016年前20大热点与2015年相比发生了明显变化（见表1），表现出了新的特征。同时，笔者又对以上期刊发表的全部论文的关键词进行统计，按频次高低进行排序（见表2），也发现了基本一致的共同特征。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及其中国化这一研究热点从2015年的第26位迅速跃升到2016年的第10位，上升幅度在20大热点中排在第一，而且首次进入前10，成为新的年度符号。

　　在理论层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总结提炼新理论、新观点，逐步提出和完善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对外开放理论、新型工业化道路等理论和观点。这些理论和观点又指导中国改革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功，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中国奇迹，经受了实践的检验，成为中国经济理论创新的宝贵财富，而且对其他发展中国家选择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参考。因此，今天中国有必要也有可能将这些理论和观点系统化为经济理论体系或经济学说，从而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上升到新的境界。

　　在经验层面，经过30多年高速增长，我国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2016年人均GDP也达到8000美元，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证明：中国是世界上发展最好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且没有遵循西方各类经济学说开出的药方，而是遵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中国实现了比其他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更快更长时期的高速增长，展现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源于成功的实践。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成功发展的实践经验中，理应孕育着并可以总结出指导发展中国家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的中国经济学。构建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经济学说，成为当代中国经济学者的历史责任。

　　在实践层面，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面临诸多新挑战、新难题。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进入这一阶段后，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大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长期难以自拔。这就需要提出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构建并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来指导新实践，破解新难题，引领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发展目标。

　　2016年前20大热点问题基本都聚焦于落实新发展理念。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及其中国化、自主创新、经济体制改革等体现了理论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等创新发展的要求；城乡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和国内外经济结构体现了协调发展的要求；绿色经济、可持续发展和企业成长等体现了绿色发展的要求；对外贸易与贸易政策、中国对外投资和区域经济发展等体现了构建双向开放新体制的开放发展的要求；收入分配与收入差距、公共经济和就业等体现了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和渐进共享的共享发展的要求。

　　学界聚焦落实新发展理念，主要是因为我国进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期，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转型期，自主创新获取核心技术关键技术的关键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期，从而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新形势新任务新难题。然而现有的经济发展理论，包括西方发展经济学理论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理论和增长理论，既无法解释中国的发展奇迹，也无法破解中国发展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难题。这就需要落实新发展理念，创新经济发展理论。一是创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理论，解决我国进入中高收入阶段，进一步向高收入阶段跨越所面临的经济转型等难题；二是创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新理论，解决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知识经济三元经济结构下的发展问题；三是创新发展中国家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新理论，解决我国经济转型迫切需要在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上寻求突破这一问题，以及体制转型需要破解的体制机制问题。

　　2016年,经济增长与发展继续排在第一位，体现了2012年以来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行的巨大压力，也表明国内外均关注中国经济能否稳住。中国经济只要能够稳住，就是成功，就是胜利，因而稳就是大局。这主要体现在：首先，只要在“十三五”期间稳定实现年均6.5%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就可以实现到2020年GDP总量和人均居民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发展目标；就可以解决每年1000万以上的新增就业岗位，保证社会的基本和谐稳定；就可以确保不发生大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其次，只有做到稳增长，才能为经济转型和体制转型赢得时间和创造相对宽松的社会经济条件。这是因为，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特别是新兴战略产业的培育和成长需要一个发展期，通过稳增长才可以顺利实现新旧动力的转换；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剩下的都是难啃的骨头，改革需要有一个攻坚期，制度红利的释放要有一个过程，而且改革还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这都有赖于稳增长提供保障。最后，稳增长追求的不是短期的稳，而是长期的、持续的、根本的稳。要实现长期的稳，就必须在稳中求进，在稳的前提下在一些关键领域有所进取，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奋发有为。重点是加快培育新的经济内生动力，缩短新旧动力转化的时间，使经济增长尽快进入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轨道，推进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制度结构、收入结构、经济与社会自然的结构等重大结构的优化。

　　在2016年的前20大热点中，经济结构性问题表现得特别突出，不仅涉及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收入结构、国内外经济结构等宏观经济结构问题，而且涉及就业结构、企业融资结构等中微观结构性问题。

　　结构性问题成为学界的研究重点，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虽然有周期性和总量性的问题，但最根本的还是存在一些重大的经济结构失衡问题。一是产业结构的中低端化，使我国产业在人工成本、资源成本、环境成本上升的情况下失去国际竞争力，被其他发展中国家挤出市场；二是技术结构的中低端化，致使经济发展缺乏核心技术关键技术的支撑，阻碍了我国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转变；三是城乡结构二元化不利于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四是区域经济结构发展不平衡，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受阻，抑制了新经济增长极的突破与形成；五是经济与自然的结构失衡，加重了资源环境的承载力，不利于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六是制度结构还不够完善，新一轮改革的制度红利还没有充分释放出来。因此，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成为引导经济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方向发展的主线。

　　金融秩序与金融安全问题从2015年的第22位上升到2016年的第14位，前进了8位，首次进入前20大热点。学界对金融安全问题的强烈关注，源于2008年以来我国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和熨平我国经济周期，采取了一系列宏观经济刺激政策所带来的金融风险。这主要表现在：一是货币发行量过大，M2/GDP从1.51上升到2.08，加大了产生资产泡沫的风险。二是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但监管机制尚不完善，存在监管不到位的风险。三是房地产泡沫严重，隐含着巨大的泡沫破灭风险。四是地方债务风险。地方债务余额高企，隐含着巨大的地方债务风险。五是企业债务风险。标准普尔2015年6月发布研究报告显示：中国企业债务规模14.2万亿美元，占全球三成的份额。六是家庭债务快速增长。因此，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着力防控资产泡沫，提高和改进监管能力，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

　　在2016年前20大热点中，中国对外投资问题从2015年的第31位上升到2016年的17位，首次进入前20位，跃升了14位，上升幅度仅次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及其中国化的研究。学界对中国对外投资研究的大幅升温，主要是因为：

　　一是倾听实践的呼唤。2016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64个国家和地区进行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规模达11299.2亿元人民币，折合1701.1亿美元，同比增长44.1%。企业的大规模对外投资需要理论给予解释和引领，这也表明我国经济理论研究已形成了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风格。

　　二是开放发展的设计和落实。开放发展新理念超越了以往的开放局限，形成了“三个并重”的全方位开放经济新体系，即从注重沿海开放转向沿海开放与沿边沿江开放并重；从主要对发达国家开放转向对发达国家开放与发展中国家开放并重；从主要是“引进来”转向“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这就需要理论研究做出全方位开放经济新体系的理论设计和政策框架。

　　三是积极实施“一带一路”构想，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和发展装备制造业的要求。中国经济发展必须要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全球化的平台上整合资源，进行跨国产能合作，构建跨国产业链，这是一个经济大国转向经济强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获取全球经济话语权的必由之路。这就需要构建经济大国的开放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