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国际金融十大新闻

　　2019年，全球经济下滑超出预期，国际贸易摩擦不断升级，货币政策不得不同步转向宽松，低利率乃至负利率成为常态。全球经济正在陷入“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的困局。然而，我们也欣喜地看到，《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除印度外的15个成员国完成了所有文本谈判。以亚洲为代表的区域一体化试图打破当前国际经贸合作僵局，拓展经济增长空间。与此同时，与发达国家政策愈发“内向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融入世界，金融市场进一步敞开怀抱。纵观全年，“困局”与“破局”成为2019年全球经济运行中最重要的关键词。

　　困局之一：贸易继续低迷。2019年年底之前，国际贸易摩擦没有缓和迹象，范围反而不断扩大，不仅美国对主要贸易伙伴中国、欧盟、日本等挥起关税大棒，日本与韩国之间贸易冲突也在升级。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的统计，2019年5月16日至10月15日的半年内，贸易限制措施所覆盖的贸易量达到4604亿美元，较上个记录期（2018年10月16日至2019年5月15日）扩大了37%。受此影响，全球贸易不仅价格低迷，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BDI）一度跌至3年低点，而且出现量的萎缩。荷兰经济政策分析局（CPB）的数据显示，全球贸易量在2019年一二季度分别下降0.3%和0.7%。WTO已将2019年全球贸易增速预期从4月的2.6%下调至10月的1.2%，下调幅度之大为历史罕见。这也是自2011年以来，全球贸易增速连续第9年低于GDP增速，表明贸易已经无法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

　　困局之二：经济全面下行。贸易摩擦导致的不确定性影响了全球投资消费信心，经济增长受到严重冲击。其中，制造业是影响最为直接的行业，摩根大通全球制造业PMI指数连续6个月位于荣枯线年下降的基础上，全球直接投资在2019年上半年较2018年下半年继续萎缩23%。全球90%以上的经济体出现增速下滑，GDP增速创2009年以来最低。其中，发达经济体下滑幅度较大，美国、欧元区GDP增速可能较上年分别下降0.6个和0.8个百分点。新兴经济体也不容乐观，亚太、中东、拉美等地区出现放缓，近年来的“经济明星”印度GDP增速更是出现连续7个季度的下降，2019年三季度印度GDP增速仅为4.5%，创6年来最低。

　　困局之三：政策空间收窄。全球经济低增长的困境迫使宏观政策作出调整，主要央行货币政策集体转向宽松。美联储的转变最为明显，从2018年的加息转为2019年的连续3次降息，不但停止了缩表，还变相扩表，仅花了两个月时间就将过去21个月的量化紧缩规模恢复了40%左右。无论是预防性降息还是被动式降息，全球已有超过30个经济体的央行下调了基准利率，其直接结果就是全球利率中枢的普遍下移，欧洲（除英国外）主权债券已全面陷入负利率。根据巴克莱全球债券指数，截至2019年10月15日，全球负利率债券规模高达13.4万亿美元，较2018年6月增长了79%。长期低利率乃至负利率不仅会削弱金融机构的盈利前景，加剧其冒险行为，诱发金融系统性风险，更会压缩货币政策的调控空间，在下一轮危机到来之前，全球央行可能陷入“无药可用”的境地。

　　穷则思变，不破不立。破解全球经济增长困局不仅需要学界、企业界的智慧和担当，更需要家们的远见和魄力。

　　破局之一：以开放合作抵御逆全球化。历史已经证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大势。面对近年来不断兴起的逆全球化风潮，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主动作为。在亚太，中日韩自贸区建设正在加快，RCEP的15个成员国结束了全部文本谈判及实质性所有市场准入谈判；在欧洲，欧盟与日本签署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正式生效，与拉美的南方共同市场经过20年的艰难谈判后也终于达成自贸协定；在非洲，非洲自由贸易区开始正式运行。在当前多边贸易机制遭受严重挫折的背景下，区域经济一体化获得迅速发展，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越来越大，逐渐成为国家之间开展经贸合作的重要手段。

　　破局之二：以科技创新助推实体经济。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低迷，究其根本，在于传统经济模式已后继乏力，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放缓，各国生产同质化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各国需要在创新中寻找出路。只有加快推动科技创新，积极培育新产品和新业态，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发展，才能突破经济发展的瓶颈。当前，主要大国均加快了技术研发和科技创新力度，试图在新一轮科技中抢占制高点，赢得增长的先机。人工智能、语音识别、自动驾驶、5G等一系列高科技产业正在兴起，有望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心剂”。

　　破局之三：以结构调整化解政策局限。过去10年的经验表明，宽松货币政策的效果正日益被削弱，而高额的政府债务又限制了发达国家的财政政策扩张空间。2019年，发达经济体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平均已达104.1%，预计2020年将进一步上升至104.8%。印度等“双赤字”（财政赤字和经常项目赤字）国家以及高度依赖大宗商品出口的中东、拉美等新兴经济体也难以通过财政刺激来应对下行压力。可见，要解决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的困境，不能单纯依靠传统的财政货币政策刺激，还需着力解决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问题，激发新的增长潜力。例如，2019年，中国相继公布《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加上已经实施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国内推进的区域化战略将加快要素流动，助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金融开放新11条、QFII/RQFII投资额度取消等标志着中国金融双向开放政策不断落地，有助于中国建立多元化、竞争高效的金融体系。

　　展望2020年，在全球贸易摩擦未见根本好转、国际直接投资依然低迷、全球政策调整空间有限的情况下，全球经济仍有继续下滑的风险。全球各国迫切需要打破樊篱，着眼未来，共建开放、合作、创新、共享的世界经济，推动世界经济早日回到强劲增长的轨道。

　　事件2019年以来，超过30个经济体宣布降息，美联储连续3次下调联邦基金利率并于8月提前停止缩表，欧洲央行9月宣布降息并重启量化宽松（QE），日本央行释放进一步宽松信号，印度、印尼、俄罗斯等新兴市场国家央行纷纷降息，全球央行“宽松潮”引发市场关注。

　　货币宽松旨在应对全球经济下行压力。2019年以来，全球经济增速逐季放缓，下行压力不断加大。全球贸易摩擦持续，市场悲观预期蔓延。截至2019年10月，摩根大通全球制造业PMI指数连续6个月位于荣枯线年全球贸易增长预期由年初预计的2.6%大幅下调至1.2%，自2011年以来连续第9年低于GDP增速。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计，2019年全球约90%的经济体GDP增速出现下调，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GDP增速均较2018年下降0.6个百分点。全年经济增速预计将创2009年以来最低水平。

　　面对经济下行，采取宽松货币政策并不能一劳永逸。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主要央行相继采取非常规货币政策，支持经济走出危机低谷。但是，降息和量化宽松对经济的刺激效果逐步递减。金融危机已经过去10年，主要发达经济体增长动力不足，通缩压力仍存。宽松货币政策不仅无法完全抵消周期性因素及贸易摩擦等巨大冲击的影响，其负面作用也逐步显现。新一轮货币宽松可能进一步推高相关风险。长期低利率乃至负利率，促使金融市场投资者追逐较高收益，配置风险更高、流动性更差的资产，使得全球金融市场风险明显上升。例如，全球养老基金大幅增加私募股权、房地产等另类资产投资配置，另类资产占比达到四分之一，养老基金稳定市场的作用被削弱。同时，在宽松货币环境下，全球保持上涨势头，与经济下行形成巨大反差。截至2019年12月底，MSCI全球、MSCI发达市场、MSCI新兴市场指数分别较年初上涨23.7%、24.9%和14.8%，部分国家资产价格泡沫加剧。此外，全球债务继续攀升，截至2019年6月，全球非金融部门债务规模达到189.8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占GDP比重达239.5%，较2018年末上升2.4个百分点。全球金融市场日益呈现出高泡沫、高债务、高风险的特征。一旦发生新的负面冲击，可能导致风险集中释放甚至金融危机。

　　与此同时，经历上一轮货币宽松政策周期后，货币政策空间普遍收窄。贸易摩擦冲击使得全球经济掉头向下，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中断。2019年8月美联储开启本轮降息前，联邦基金目标利率较2007年9月降息前低2.75个百分点；欧元区存款便利利率较2008年11月降息前低3.75个百分点，处于负利率区间；日本央行政策利率较2008年10月降息前低0.6个百分点，处于负利率区间。全球主要央行采取宽松货币政策应对新一轮经济下行压力的空间十分有限。

　　当前,运用货币政策实施逆周期调节确有必要,但是金融风险加大、宽松空间收窄都对政策实施形成制约，货币政策面临两难。未来，各国需要加强国际政策协调，综合运用多种政策工具，助力经济企稳回升；同时深化结构性

　　事件2019年以来，中美贸易谈判经历多轮波折反复。1至4月整体形势有所好转。5至9月摩擦再度升级，美国对从中国进口的约2000亿美元产品上调关税税率，另对额外约1100亿美元商品加征15%关税。对此，中国给出相应反制措施。10月，中美第13轮高级别经贸磋商取得实质性成果，中美再次进入谈判磋商阶段。12月13日，中美就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达成一致。

　　尽管中美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两大经济体之间的关税水平由升转降，向市场释放了积极的信号，但是，目前全球主要经济体仍笼罩在贸易保护主义之下。除中美贸易摩擦之外，美欧、美日等地区的贸易摩擦仍在持续，日韩之间也在下半年爆发了严重的贸易冲突。保护主义持续升级将通过贸易、价值链、科技创新等多个渠道对全球经济产生冲击。

　　贸易摩擦拖累全球经济增长。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背景下，市场不确定性加大，制造业遭受冲击，国际贸易持续低迷。IMF报告显示，2019年上半年全球贸易增长率为1%，是2012年以来最低水平。WTO预测，2019年全球贸易增速仅为1.2%，大幅低于2018年3%的增速。处于摩擦漩涡内的中美两国，预计2019年经济增长将分别下降0.5个和0.6个百分点。中美作为全球前两大经济体，对全球经济贡献率接近40%，两国经济增速同时下滑将不可避免地拖累全球经济增长。预计2019年全球经济增速为3.0%，较2018年下降0.5个百分点。

　　贸易摩擦将通过价值链传导，对外围国家和地区产生负面冲击。中美贸易摩擦使全球价值链扩张受阻，上下游企业和利益相关者都将会受到冲击。中国是120多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超过60%的贸易是中间产品，是亚洲生产网络和产业价值链核心，对亚洲各国出口贡献的增加值最多。受贸易保护主义直接或间接影响，韩国、新加坡等贸易占GDP比重较高的经济体受到冲击。韩国出口连续12个月负增长，新加坡2019年前三季度GDP平均增速较上年同期下降3.2个百分点。美国作为美洲生产网络中心，是拉美第一大贸易伙伴。保护主义使得依赖资源出口和外部市场的拉美国家压力普遍加大。智利和厄瓜多尔等国经济大幅下滑，居民收入降低，物价攀升，国内发生，经济秩序陷入混乱。

　　科技产业价值链合作遇阻，全球创新经济发展受到制约。全球经济复苏低迷，除了受贸易保护主义影响，还在于科技红利减弱，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放缓。全球新一轮科技变革和新产业、新业态及新商业模式，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重点。遗憾的是，目前保护主义正加速扩散到投资领域，各国投资限制政策趋严，限制了对创新经济的支持。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显示，2018年，约有55个经济体出台了至少112项影响外国投资的措施，加强限制或监管的比例创下2003年来新高。比如，美国推出《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欧洲出台《欧盟外资审查框架法案》，近期日本又通过修订后的《外汇与外国贸易法》，强化对关键基础设施、关键技术领域和战略敏感行业的投资限制。

　　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的背景下，无论是主要贸易大国之间的互征关税措施，还是主要发达国家针对外资审查政策的调整，本质上都不利于经济全球化，不利于国际贸易和投资的长远发展，将对全球经济稳定、产业价值链重构和创新产业发展带来持久冲击。

　　事件2019年10月19日，英国议会下院以322票支持、30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一项针对“脱欧”协议立法程序的修正案。修正案的通过使得英国首相约翰逊主导的无协议“脱欧”进程受阻，约翰逊于10月19日致信欧盟申请“脱欧”延期。目前，英国“脱欧”期限已延长至2020年1月31日。虽然保守党在12月12日举行的大选中胜出，但何时能“脱欧”仍然有不确定性。

　　英国国内形势加剧成为“脱欧”再度延期的根本原因。英国首相暨保守党领袖约翰逊与英国议会最大反对党工党领袖科尔宾之间的对立成为“脱欧”进程中最大的风险。自2016年以来，英国先后经历了特蕾莎·梅所主推的“协议脱欧”以及约翰逊所主推的“硬脱欧”，但均未能在英国议会获得通过。英国议会内部意见分歧严重，三种主要——“协议脱欧”“硬脱欧”“留欧”均无法占据绝对优势。“脱欧”议题成为政党竞争的焦点问题和矛盾核心，日趋严峻的形势使英国“脱欧”深陷僵局。

　　一方面，首相约翰逊代表的保守党坚持无协议“脱欧”，承诺将带领英国在2020年1月底彻底脱离欧盟，结束持续3年的拉锯战。他呼吁将政府的工作重心从“脱欧”问题中解脱出来，重新着力于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另一方面，工党领袖科尔宾则坚持再次举行全民公投，把“脱欧”问题重新抛给民众。他呼吁与欧盟重新谈判，达成一份新的“脱欧”协议并最终交由全民表决。二者的矛盾是保守党与工党之间政见对立的直接表现，也是议会内部在“脱欧”问题上的集中反映。

　　不确定性已成为影响英欧发展的重要根源。英国“脱欧”再度延期带来的不确定性，对英国、欧盟乃至全球经济都已产生负面影响。对于英国而言，“脱欧”结果直接影响到英国经济和英国央行的货币政策。英国与最大贸易伙伴欧盟之间的贸易关系走向、英国央行如何平衡“脱欧”后潜在的通胀与促进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也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此外，“脱欧”前景的不确定性对伦敦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也已形成显著冲击，营商环境的变化促使部分在英企业将总部从伦敦逐步向欧洲本土的法兰克福、巴黎、卢森堡等中心转移，部分订单逐步撤出英国市场。欧盟经济所受影响亦不容小觑，以德国为代表的、与英国经贸关系密切的国家面临进出口上的不确定性，相关行业有衰退风险。债务问题和“脱欧”僵局久拖未决，欧洲经济复苏下行风险随之增加。

　　英国金融市场表现受“脱欧”不确定性影响波动明显。自2016年公投以来，英镑对美元贬值约13%，短暂触及数十年低点，英镑对欧元和人民币等主要贸易伙伴货币的汇率也出现同步下跌；英国国内银行的借贷成本在无序“脱欧”风险增加时期大幅攀升，银行业风险敞口加大，信用前景蒙上阴影；投资者对英国企业前景持谨慎态度，英国富时100指数走势远低于欧洲。

　　“脱欧”前景不明，欧洲经济局势面临挑战。近年来，在欧元区经济复苏缓慢、内外移民问题棘手的大背景下，欧盟主要国家极右翼势力抬头，反建制、反欧盟、反全球化吸引了部分欧洲民众的眼球。极右翼在欧盟内部具有传染性与破坏性，对欧盟一体化形成了严峻的挑战。英国“脱欧”悬而未决无疑增加了欧洲内部的系统性风险，助长了极右政党和民粹主义势头，反欧盟化倾向加重，对欧洲经济局势形成了严峻的挑战。

　　事件2019年6月18日，脸书（Facebook）发布天秤币（Libra），宣布将联合多家行业机构发布数字货币Libra，目的是建立一套简单的、无国界的货币和为数十亿人服务的金融基础设施。Libra发布后引起巨大反响，考虑到各国监管态度，Libra短期内很难推出，但这一构想为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供了想象空间。

　　Libra是由Facebook提出，拟与多家行业机构推出的加密数字货币，主要功能是为Facebook用户提供全球范围内的跨境交易和结算服务，方便资金的跨国转移。

　　各界对Libra看法存在分歧。Libra项目一经宣布即引起全球监管层、业界和学术界广泛关注。考虑到Libra在反洗钱和反恐融资等方面存在漏洞，国外监管部门对Libra大都持谨慎态度，认为在解决这些风险点前，Libra不应推出。我国专家学者对Libra也有争论，部分学者认为Libra一旦推出将对各国货币主权及货币政策调控带来影响，一些国家货币可能面临退出风险。也有学者认为Libra意义深远，该项目或其他类似项目将推动全球货币体系深刻变革。

　　Libra将对国际货币体系带来挑战。Libra推出后将对电子支付、货币政策、金融稳定、金融生态，尤其是对国际货币体系等领域产生冲击。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对以美元信用本位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内在不稳定性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Libra的设想为全球货币体系改革提供了想象空间，其对货币体系的挑战可能会出现两种可能：一是美元霸权进一步强化。Libra以一篮子货币为信用背书，这将强化篮子货币（特别是美元）的竞争力。对于未被纳入篮子的货币，可能会逐步边缘化，一些国家货币主权会受影响。尤其Libra货币篮子中美元权重为50%，这事实上强化了美元的地位。一旦Libra运营成熟，并与美国政府进行合作，Libra极有可能成为以美元为信用背书的官方数字货币，这将在全球数字金融领域形成垄断，继而强化美元的霸权地位。二是形成多元货币体系格局。若不被美国政府控制，Libra推出势必挑战美元作为主要结算货币的地位。对于其他主要结算或储备货币，例如欧元、日元，在Libra介入后，其使用范围也会受影响。对于部分已呈现出“美元化”趋势的国家，由于Libra币值相对稳定，同时在跨国交易结算方面便利程度较高，对这些金融基础设施落后的国家有极大吸引力，可能会导致这些国家推动“去美元化”。Libra或将成为重要的结算和计价货币，最终形成多元货币体系格局。

　　我国应抓住机遇推进数字货币研发。一是要提高对数字货币的重视程度，积极与国际组织和各国央行展开合作，跟踪Libra等数字货币最新

　　动态，积极寻求机会参与数字支付全球治理。二是要尽快开展我国央行数字货币推广工作，并对数字货币可能存在的漏洞进行技术评估和校准，以在全球数字货币领域争取更多话语权，为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作出贡献。

　　事件2019年1月1日，《总损失吸收能力原则及条款》（TLAC要求）正式在美国、欧元区、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实施。面对进一步提升的资本要求，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SIBs）正掀起新一轮资本补充浪潮。

　　为确保银行具有充足的损失吸收能力，减轻“大而不倒”产生的溢出效应，2015年11月，金融稳定委员会（FSB）通过了针对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SIBs）的总损失吸收能力（TLAC）监管要求。要求规定，自2019年1月1日起，G-SIBs的TLAC资本与风险加权资产比值（TLAC充足率）不得低于16%，TLAC资本与表内外风险暴露比值（TLAC杠杆率）不得低于6%；自2022年1月1日起，TLAC充足率和杠杆率分别不得低于18%和6.75%。考虑到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债券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仍有待提升，FSB给予中国6年过渡期，将TLAC充足率和TLAC杠杆率的达标时间分别推迟至2025年1月1日和2028年1月1日。

　　面对TLAC要求，纳入G-SIBs名单的大型银行积极应对。2019年初，除中资银行外的G-SIBs均已达到2019年的监管要求。发行TLAC工具成为全球大型银行主要应对措施。从种类看，TLAC工具主要以高级无担保债券为主。2016年至2018年，G-SIBs年均发行TLAC资本规模在3500亿至4000亿美元。2018年，G-SIBs共发行TLAC工具3600亿美元，其中，高级无担保债券2480亿美元，占比68.9%，而其他一级资本、二级资本和非优先高级债券占比分别为10%、6.7%和14.4%。日资G-SIBs、法国巴黎银行以及瑞士G-SIBs还发行了绿色TLAC债券。从币种看，2018年发行的TLAC工具中67%是以美元计价、19%以欧元计价、7%以日元计价。从发行期限看，主要以5年期和10年期品种为主。从评级看，95%的TLAC债券属于投资级，其中55%都处于穆迪3A或标普A-及以上。从投资者看，资产管理公司是TLAC工具的主要投资者。

　　除发行TLAC债券外，全球大型银行还综合运用提升利润留存、压降风险加权资产等方式实现TLAC达标。值得一提的是，部分国家监管机构也通过调整和优化监管政策，适度降低本国机构的达标难度。比如日本金融厅将存款保险基金纳入TLAC工具，并通过修改《银行破产法》降低TLAC工具的融资成本。

　　虽有6年过渡期，但FSB规定，如果中国金融债（政策性金融债除外）和非金融企业债余额占GDP比例超过55%，中资G-SIBs就要提前实施TLAC。与国际同业相比，中资G-SIBs的TLAC达标压力较大：以2018年末资产计，中资G-SIBs距22%的TLAC充足率要求存在3.5万亿元缺口（折合5102亿美元）。近年来，中资G-SIBs系统重要性评分不断上升，由此将导致更高的附加资本缓冲要求，这些资本缓冲将从TLAC资本扣除，进一步增加达标难度。另外，FSB对银行持有TLAC工具实施了严格监管，潜在投资者不足成为制约中资G-SIBs实现TLAC达标的又一掣肘因素。

　　当前，全球经济呈现低增长和低利率发展特征，国际大型银行面临较大经营压力。面对TLAC要求，通过在低利率环境发行大量TLAC工具是较明智的应对策略，全球大型银行的资本补充浪潮还将持续推进，其对全球金融体系乃至实体经济产生的影响值得关注。

　　事件2019年9月14日，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两处石油设施遭到数架无人机袭击。受此事件影响，公司的石油产能减少了一半，减至每日570万桶，约占沙特石油日产量的50%，占全球石油总产出的5%左右。此事件导致油价短期飙升，次日布伦特原油价格飙升至71.95美元/桶，涨幅达19.5%。

　　沙特遇袭轰动世界，原油减产引起油价飙升，体现了石油供给链的脆弱性。受袭的布盖格炼油厂是世界最大的原油净化厂，承担着沙特近70%的原油提炼，许多石油加工厂对于无人机等袭击无有效防御措施。事件发动者表示将发起更多类似袭击，石油产业的产油及炼油设备安全如此不堪一击，原油供给的软肋将进一步受到冲突的挑战。

　　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石油需求疲软，出口重心东移。事件发生后，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迅速恢复石油产能，加上石油供过于求的现状，沙特遇袭引起的油价短期涨幅已全部回吐。2019年，全球经济下行趋势明显，制造业首当其冲，对原油的需求也将大幅缩水。同时，沙特正在着手推进能源出口重心战略性东移的规划。石油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需品”，未来对亚洲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印度等国家的需求势必成为产油国追逐的焦点。

　　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影响力减弱，石油定价权之战暗流涌动。虽然OPEC计划减少石油产出以提高油价，但由于经济增长放缓且国际情况复杂，OPEC成员国受财力所困，亟须增加出口，维持经济发展。因此，减产计划的执行情况有待进一步考察。美国的页岩使其原油产量大幅攀升，这将进一步减弱对中东地区的能源依赖，也有可能减少对相关国家的优惠，以进一步提升或巩固在石油定价权争夺中的地位。此外，在当前原油整体供过于求的大背景下，许多亚洲消费国成为石油生产国争抢的顾客，石油话语权有向买家转移的趋势。多方力量博弈，未来油价的决定方式及定价权更迭将充满变数。

　　各国积极寻找替代能源，防范油价大幅动荡的负效应。此次沙特原油设施遇袭事件为各国能源安全敲响警钟，过度依赖石油进口将对本国经济稳定性造成威胁。各国积极发展石油的替代能源，减少原油价格波动的潜在影响。2019年9月，原油价格飙升后，日本取消了从沙特进口价值100亿美元的石油订单，并将这些资金投资于国内的天然气产业，鼓励国民使用天然气，减少对石油的依赖。拥有全球最大页岩气储量的加拿大主动与中国进行谈

　　判，希望将天然气输出到中国。原油在能源产业的地位或将被逐步削弱，天然气、新能源等其他能源的开发和使用有望加强。

　　未来，全球原油市场将踏入地缘因素、经济因素交织作用的新周期。中东地区地缘风波不断，突发事件频出，进一步提升原油风险溢价水平，扭曲市场定价机制，原油价格的大起大落将难以避免。美国页岩油的兴起将重塑能源格局，新生力量与传统能源供给大国之间的博弈愈演愈烈，石油定价权的角逐与较量将更加常态化、复杂化。

　　事件2019年11月4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第三次会议在泰国曼谷举行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15个成员国结束全部文本谈判及实质性所有市场准入谈判，下一步将启动法律文本审核工作，致力于在2020年签署协定。

　　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势头上升、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持续7年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取得重大进展。这对提振市场信心、推动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具有重要意义。

　　RCEP协议是一个现代、全面、高质量、互惠的自贸协定。与以往的双边及多边自贸协定相比，RCEP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经济体量庞大。当前，结束谈判的RCEP15个成员国达22亿人口，GDP达29万亿美元，出口额达到5.6万亿美元。RCEP达成后，将成为全球人口数量最多、成员结构最多元、覆盖区域最大的多边自贸协定。二是覆盖范围广。RCEP协议共20个章节，覆盖内容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准入、经济技术合作、知识产权、电子商务、竞争政策、政府采购、争端解决等议题，充分体现了RCEP协议的现代性和全面性。三是开放程度高。在货物贸易方面，RCEP范围内的开放水平达到90%以上，高于WTO框架下各国的开放水平。在服务贸易方面，RCEP基于现有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和“东盟+1”自由贸易协定，大幅削减服务贸易领域的限制和歧视性措施。四是遵循互惠互利原则。由于RCEP签约国之间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协议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和规则等领域通过各种过渡性安排保证各国利益平衡，共享亚太经济一体化红利。

　　RCEP谈判取得重大进展将会对亚太经贸合作以及全球经贸规则治理带来重大影响。第一，提振RCEP域内贸易和投资，打造域内产业链和价值链。RCEP协定是对现有的各个“10+1”自贸协定的升级，有助于促进域内劳动、资本、技术等跨境要素整合和自由流动，通过打造域内产业链和价值链，促进贸易、投资和经贸一体化。第二，吸引域外经贸投资，拉动全球经济增长。RCEP达成后，对区域外的投资者来说，进入一个国家，就意味着进入到整个区域的国家，发展的市场和空间都会大大增长，有助于本地区吸引区域外的投资，进而带动全球经济增长。第三，为全球范围内建立更加开放、包容的国际经贸规则治理体系提供经验。RCEP在将5个“东盟+1”经贸规则纳入统一规则治理框架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各国的利益平衡，满足了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利益诉求，为以WTO为代表的多边经贸规则治理改革提供了思路和经验。

　　不可否认，RCEP当前仍面临着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如印度在最后一刻放弃签约，日本突发声明表示将与印度同进退。从短期看，印度不加入主要出于对其国内产业的保护。当前，印度的最惠国平均关税约为13%，从全球范围来看仍属较高水平。农业和制造业仍比较落后，与RCEP国家间贸易逆差明显。然而，印度的退出实质上将其国内产业和相关企业排除在亚太区域产业链之外，不利于其国内长期的劳动生产率提高、资本和技术积累以及产业升级。因此，印度需要在短期利益和长期受益中做出权衡，以最小的经济代价加入RCEP。而中国加入WTO后的发展成就正是印度应该加入RCEP的最好例证。

　　事件2019年8月12日，阿根廷总统初选结果出炉，反对派费尔南德斯得票率超过47%，远高于总统马克里，引发阿根廷金融市场剧烈震荡。10月27日，费尔南德斯成功当选新一任总统。2019年，拉美地区的地缘风险不断攀升、多国经济出现衰退迹象、金融风险持续累积等问题值得重点关注。

　　阿根廷总统选举成为金融市场动荡的导火索。2019年8月，阿根廷正义党候选人费尔南德斯在总统初选中意外领先，脆弱的阿根廷金融市场就开始出现剧烈波动，股、债、汇市出现大幅下挫，阿根廷Merval股指下跌超过37%，阿根廷主权债券价格平均跌幅达25%，阿根廷比索对美元汇率下跌22.6%，创下2015年以来单日最大跌幅。

　　上述动荡之出现，主要源于投资者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担忧。费尔南德斯主张加强外汇管制，强化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实行更为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投资者担心，费尔南德斯所代表的左翼民粹主义政府回归后，马克里政府始于4年前的各项市场化、商业化改革政策大多将被废除或做出显著调整，政府预算将会再度膨胀，而这些政策变化将直接危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阿根廷的经济援助。尽管在马克里政府当政期间，阿根廷的经济状况并不好，但注重市场的各项改革措施一度受到投资者的欢迎，并且得到了IMF高达570亿美元的支持。而费尔南德斯即将进行的调整，使得阿根廷未来的经济政策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其反市场的政策倾向很可能使得投资环境趋于恶化。

　　事实上，阿根廷危机不过是拉美地区经济金融动荡的一个突出案例而已。在拉美地区，多数国家的经济严重依赖初级产品的国际贸易，经济结构单一，整体经济比较脆弱。面对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单边主义抬头、贸易摩擦不断加剧等外部冲击，这一地区的风波、社会动荡、经济衰退与金融风险相互叠加，各种危机不断蔓延。

　　在方面，2019年，阿根廷和玻利维亚出现总统更迭，智利、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哥伦比亚等连续发生大规模，委内瑞拉和古巴持续遭遇美国制裁危机。在经济方面，2019年前三季度，该地区的20个经济体中有17个出现经济增速放缓。其中，拉美两大经济体墨西哥和巴西增长乏力，经济增速分别为0.1%、0.4%，委内瑞拉、多米尼克、阿根廷均已出现负增长，增速分别为负12%、负6.4%和负2%。阿根廷通货膨胀率超过40%，委内瑞拉通胀率超过4000%。在金融方面，2019年，拉美国家汇率普遍出

　　现贬值，截至12月底，巴西雷亚尔贬值5.4%，智利比索贬值7.7%，阿根廷比索贬值36.6%。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和委内瑞拉中央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居高不下，都超过了60%的国际警戒线。经济增长疲软、汇率风险、恶性通货膨胀和政策不确定性较高导致拉美地区金融风险高企，主权信用评级屡被下调。

　　展望未来，拉美地区的经济仍将面临内外部双重压力。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使出口增长乏力，政府公用支出和个人消费的下滑制约了经济增长的活力。同时，外部势力干预也使一些国家的国内复杂多变，充满不确定性。种种因素叠加在一起，使拉美地区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很难摆脱经济困局，一些国家的风险和经济风险值得高度关注。

　　2019年10月27日晚，费尔南德斯（前右）与克里斯蒂娜（前左）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庆祝胜利。

　　事件2019年9月10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宣布取消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的投资额度限制。我国的QFII制度始于2002年11月，首批投资额度为3.5亿美元。RQFII制度于2011年8月开始正式实行，起步额度为200亿元。

　　近两年来，我国金融双向开放不断加速。2018年4月，习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指出，对外开放要“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此后，多项金融开放政策开始加速落地。继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于2018年4月宣布金融开放11条之后，2019年7月，金融稳定委员会又提出金融开放新11条。这些措施的核心在于扩大外资金融机构经营范围、放宽经营年限、取消持股比例限制等。此次取消QFII和RQFII投资限额，标志着外资投资中国金融市场不再受规模限制，境外投资者参与境内金融市场的便利性大幅提升，中国金融市场向高水平对外开放再进一步。

　　当前，我国资产的收益率相对较高，国内金融市场对全球投资者具有较强吸引力，越来越多的国际资本增持中国境内金融资产。截至2019年9月，境外机构和个人持有境内人民币股票和债券规模分别为1.77万亿元和2.18万亿元，同比增加38.33%和25.16%。随着MSCI、富时罗素、标普道琼斯等国际指数先后将A股纳入其全球指数体系，并相继提升纳入因子，未来将有更多增量资金进入国内A场。

　　金融双向开放为全球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红利提供了机遇，同时也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了条件。一是有利于提升我国吸引外资的能力，促进经济平稳增长。金融双向开放进一步降低了外资投资限制，增加了我国金融资产的吸引力，也有助于我国企业在资本市场上获得更多融资支持。二是有助于丰富我国金融供给方式，完善金融体系建设。金融双向开放政策的不断落地进一步扩大了外资金融机构在华经营空间，有利于形成多元化的金融体系。三是有利于外资金融机构发挥“鲶鱼效应”，推动我国金融机构提高效率。但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我国金融体系的竞争压力，部分金融业务领域将受到外资金融机构的冲击。

　　金融双向开放不可避免地存在潜在风险。从短期来看，中美贸易摩擦虽然暂时缓和，但依然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加大了我国金融市场的超预期波动风险。从长期来看，金融开放也使我国金融市场与全球金融市场的联系更为紧密，未来我国金融市场更容易受到外部经济形势变化的冲击。

　　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未来我国要积极推动金融业高质量开放，以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一是继续改善国内营商环境，利用外资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二是加强各金融子市场开放程度的协调性，增强金融市场稳定性。三是建立资本流动“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管理框架，防范资本顺周期流动带来的风险。

　　事件受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以及中美经贸磋商一波三折等因素影响，2019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先涨后跌，双向波动加大。8月5日，人民币离岸和在岸汇率双双跌破“7”关口；9月3日，创下7.17∶1的近10年历史性低点；11月上中旬，又一度升回“7”以内。但外汇市场预期整体表现稳定，破“7”后居民和企业结售汇保持理性，截至2019年10月，银行代客结售汇逆差已连续4个月环比下降。

　　2019年，人民币汇率经历了“先升、后贬、再升”三个阶段，双向波动幅度加大。其一，中美经贸摩擦出现波折和反复，成为2019年人民币汇率短期波动的主导因素。2019年5月和8月，在美国宣布将上调中国输美商品关税后，人民币汇率均出现跳水。其二，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内需总体较弱，消费、投资增长双双放缓；工业生产总体呈减缓趋势，实体企业经营困难增多。但汇率波动并未导致资本流动的大幅震荡，居民和企业结售汇保持理性，低（升值）买高（贬值）卖的汇率“稳定器”作用正常发挥，显示国内外汇市场日趋成熟。10月，银行代客结售汇虽为逆差，但已连续4个月环比收窄。破“7”以来，市场未到期远期和期权外汇买卖的净购汇头寸趋于缩小，促进了外汇供求平衡。

　　一直以来，市场上曾有汇率保“7”的说法。但一个成熟的外汇市场不必纽结于具体的汇率点位，也不用设定所谓的心理关口。无论是监管方还是市场主体，均需要加大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容忍度。对监管而言，一是提高汇率预期管理质量，加大对监管机构政策意图的宣传及解读力度，及时回应社会关切，避免出现“羊群效应”引发过度波动。二是综合运用宏观审慎和资本流动管理工具，打击恶意做空套利行为，防控短期跨境资本的异常流动。三是坚持以我为主、兼顾国际因素，继续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并创新和丰富调控工具箱。对居民和企业而言，要树立“财务中性”意识，更加积极主动地运用远期、掉期、期权等产品对冲汇率风险。

　　展望2020年，人民币汇率利好因素有所增多。一是中美贸易摩擦已有两年时间，对金融市场的影响趋于减弱，尤其是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达成，市场信心得到部分修复。二是中国经济增速仍处于全球较高水平，且在全球负利率资产扩容背景下，全球资本看好中国，境外投资者持续增持境内金融资产。截至2019年9月末，境外机构和个人持有境内股票和债券3.95万亿元，同比增加31%。三是未来美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美联储货币政策重回宽松，均加大了美元指数走弱的风险。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基本面韧性较强以及逆周期外汇管理政策的持续发力，有利于防止大幅单边贬值预期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