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热点】2018年中国经济学与管理学研究热点分析

　　在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和管理学学科范围内，全面搜集整理了2018年我国经济学与管理学领域的相关文献，且邀请业内专家学者就年度研究热点展开多轮论证和研讨。按照学术性、包容性、关注度等原则，2018年的研究热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2018年新涌现出来的热点问题，如改革开放40周年、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高质量发展、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乡村振兴战略研究。二是重大问题的理论思考和研究的不断推进，如“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经济治理、财税体制改革与国家治理现代化、金融风险防范、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三是对新问题的探讨，如新经济形态下的发展模式和就业问题。

　　2018年恰逢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历经了从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再到市场经济的探索，从无到有地构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并不断完善。回顾过去，我国已由农业国发展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第一制造大国、第一贸易大国，深度参与和改写了世界经济和全球贸易格局。但是，在认识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还必须看到我国发展中面临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在长期探索发展的基础上，以党的为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中国面临的宏观经济与政策环境与以往已经大不相同。其主要表现在，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紧握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建立新时代中国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党的十九大把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的行动指南，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乡村振兴战略”等新命题。以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引，我国经济学与管理学领域的学术研究十分活跃，形成了一批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及中国气派的重大理论创新及研究成果。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经济编辑部课题组自2016年成立以来，以“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文献为基础，已经连续两年发布中国经济学与管理学研究热点分析。且经过两年多的磨合，课题组的年度经济学与管理学研究热点评价程序已经较为稳定，包括热点预判、条目推荐征集、文献调研、撰写备选理由、征询学界意见、内部研讨、专家研讨、学者评议、投票评议等环节。

　　2018年10月，课题组启动了2018年度中国经济学与管理学领域学术研究总结梳理工作，至12月中旬，经过专家代表就初选热点条目进行深入研讨、开放点评及投票评议，最终确定了研究热点。

　　其中，专家研讨与评议坚持以下七个原则：（1）学术性。学术价值是热点选择的主要考虑因素，包括对热点研究问题的学术前瞻性、引领性、创新性，以及对学术发展、学科建设和推动作用等方面的考量。（2）社会性。重视学术的应用性，探讨时代的重大现实问题，强调学术与社会的相互作用。（3）全面性。对全年的经济学与管理学学科热点做全面梳理分析和系统研究，尽量做到不遗漏、不缺省。（4）平衡性。尽量平衡课题组内部各学科、各领域的热点集中度，做到不只以关注度或文献量单一指标进行评价。（5）综合性。关注跨学科、多学科综合研究，从多角度研究每一个学术问题，全面反映学术问题的各个方面。（6）包容性。选取概括性较强的热点，尽量规避过于微观具体或宏观空洞的选题，要在合适的层面进行综合考量。（7）关注度。对围绕热点展开的研究和发文数量进行定量分析。

　　相较于前两次热点遴选过程，此次梳理工作更加注重热点条目的包容性和文献数量支撑。首先由书报资料中心经济编辑部三个学科组提出24个备选热点条目，经过研讨、删减、合并、整理，确定十大研究热点。文献数量主要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数据库”（“全文数据库”“索引数据库”）和“中国知网数据库”。在搜索文献过程中，一个热点条目通常涉及多个关键词，文中不再赘述搜索过程。

　　经过多轮遴选，最终形成2018年经济学与管理学十大研究热点具体如下：（1）中国经济改革40年经验总结与创新发展；（2）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3）高质量发展研究；（4）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5）乡村振兴战略研究；（6）“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经济治理；（7）财税体制改革与国家治理现代化；（8）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与顶层设计；（9）国家金融安全视角下的金融风险防范研究；（10）新经济形态下的发展模式与就业。

　　在上述热点中，一部分是2018年新涌现出来的研究热点，其中包括：改革开放40周年，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高质量发展，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乡村振兴战略研究。另一部分是经过时间的沉淀，对重大问题的思考和研究的不断推进，其中包括：“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经济治理，财税体制改革与国家治理现代化，金融风险防范，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还有对新问题的探讨，其中包括新经济形态下的发展模式和就业问题等。总之，热点问题不仅有阶段性，也有延续性，只是在不同研究阶段，研究对象、研究深度会有所不同。下文将从研究背景、文献支撑、主要研究方向及未来展望四个方面对热点条目进行详细阐述。

　　回顾改革开放40年的光辉历程，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从1978年的1.43万亿人民币增长到2018年的90.03万亿人民币国家统计局，增长了62倍。习总指出：“改革开放的决定是正确的，我们今后仍然要走这条正确的道路。这是富国之路、富民之路，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而且要有新开拓，要上新水平。”40年来，我们始终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各方面创新。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促使我们在理论研究层面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一方面是对过去改革成功经验的总结，另一方面也为未来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

　　基于中国知网数据库，2018年与“改革开放40年”相关的文献约6059篇，“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47篇，其中《体制改革》全文转载18篇，涉及经济领域改革开放40年研究的论文数量有14篇，内容包含宏观经济政策、收入分配制度、财政税收体制、国有经济（包含国有企业）改革、产业经济体制改革等多方面。就2018年整体研究框架而言，学界围绕中国经济改革开放40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1.中国改革开放40年经验总结及展望。总体而言，经过4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后，我国无论是在经济总量方面还是人均收入方面，均取得了长足进步。其中，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以消除短缺经济为目标的第一阶段和以解决产能过剩为目标的第二阶段。在此过程中，我国学者在理论和实践方面进行了创新，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相关研究不仅仅从经济总量、人均收入等方面，还从其他社会经济发展各方面总结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意义，并指明这种进步与物质、精神、、文化、生态等度文明的推陈出新息息相关，紧密结合。当前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阻力前所未有，未来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以全面配套改革冲过“历史三峡”，迎接现代化伟大复兴。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完善。例如，学界对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进行了系统总结，认为总体上是围绕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处理展开的。富起来时代的收入分配改革重在效率，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各种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后，形成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二是实施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大政策，获得了明显的效率提升，充分动员了各类要素参与社会财富的创造。进入强起来时代所面对的是，在人民收入普遍提高的同时，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收入分配秩序存在不规范问题等。这就需要继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尤其是要根据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要求，偏重于公平正义。未来改革应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完善按要素分配；二是缩小收入差距，使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另外，在梳理国企改革理论中，对“国企低效论”和“国企有效论”两种对立观点进行了评价，并从制度建设的视角对国企改革给予阐述，认为理解国企效率问题的核心在于对“经济秩序如何形成”这一重大问题的系统探讨。

　　3.深化改革政策的建议及措施研究。财税研究领域认为，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走向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进程，应不断地对财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进行适应性的变革：以“财政公共化”匹配“经济市场化”，以“财政现代化”匹配“国家治理现代化”。具体而言，就是要以“公共财政体制”匹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现代财政制度”匹配“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其次，学界也在梳理中国经济发展历史的基础上，对经济发展中的诸多热点问题，例如，“一带一路”倡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进行了深入分析，进而探讨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的形成及完善，并对最终实现缩小收入差距、共享发展成果的目标给出了相应建议。

　　2018年10月，习同志在广东考察时对改革开放的定位又有新的表述：“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展望未来，对中国经济改革开放成功经验的总结仍将继续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为我国进一步创新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2017年12月18日至20日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总结并阐述了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持适应我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变化完善宏观调控，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新战略，坚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稳中求进。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以来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最新成果，是党和国家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必须长期坚持、不断丰富发展。

　　学界聚焦这一重要主题，主要从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丰富内涵、历史基础、实践根源、理论逻辑以及方等维度展开研究，在阐释正确处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关系，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打好“三大攻坚战”，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等方面取得了诸多高质量研究成果。基于中国知网数据库，2018年有关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学术论文约13075篇，其中“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105篇。研究主题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1.“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学界认为，“以人民为中心”思想不仅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而且以问题为导向，实现了对传统民本思想从君民到人民、从统治到发展、从用民到为民的现代转变，构成了对传统民本思想继承与深化、重构与超越的逻辑。它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时代道路相结合的产物，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晶。

　　2.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理论上，加快建设适应与引领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经济体系,首先要把握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科学内涵；其次要构建包含现代创新、现代法治、社会信用、现代分配、现代保障、现代治理的六大支撑体系；再次要筑牢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重点,即贯彻一个发展理念，围绕一个发展主线，明确一个主攻方向，把握一个发展根基，筑牢一个战略支撑，把握一个根本动力。此外,还要加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础理论和应用研究,包括理论研究、实证研究、指标体系研究、系统性研究和运行机制研究等。实践中，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要有扎实管用的措施，需要突出抓好：（1）以科研产业化和市场化为核心的创新驱动发展政策；（2）以城市群落为核心拉动三农现代化的振兴乡村经济政策；（3）以时空压缩、增加密度和减少分割为核心的区域协调发展政策；（4）以构建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立体全方位开放政策；（5）以减轻企业负担、放松经济管制为核心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此外学界也提出，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中蕴含着对发展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现代经济增长等理论的贡献和创新。

　　3.政府与市场关系。学界有观点认为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需要推进双向改革——进一步市场化改革和政府改革，构建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双效模式——有效率市场和有效率政府组合。更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减少政府不当干预，消除制度性与政策性扭曲。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则意味着：政府的介入有利于健全市场机制并且能够更充分更有效地发挥市场作用，而不是相反；政府不是削弱或取代市场机制，而应成为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重要前提和保障。探索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是对所有经济体的重大挑战，而寻找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完全组合与微妙平衡是人类在制度建设上孜孜以求的目标。

　　4.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种所有制经济都应该得到发展；就各种所有制经济在所有制结构中的地位来说,必须保证公有制处于主体地位；就各种所有制经济的相互关系来说，国有经济应该起主导作用，非公有制经济应该接受国有经济的鼓励、支持和引导；既要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又应该注意引导其朝着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相关研究创新性地将生物学中的共生理论引入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互动关系的研究中，通过实证分析指出：从总体上看，中国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之间并不是对立的、冲突的，而是相互依存、相互竞争、相互促进的共生发展关系。从中国现实情况来看，市场规模效应、优势互补效应、相互竞争效应、分工合作效应、要素流动效应共同促进了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纵深合作与发展。该项研究也建议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不动摇，为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创造公平竞争环境不动摇，坚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不动摇。

　　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内容丰富，内涵深刻，是引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展望未来，在新时代背景下，学术理论界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必将大有可为，不断丰富理论创新；中国经济也必将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实现新发展乃至新变革。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由此，“高质量发展”已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新目标，高质量发展研究也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话题。

　　基于中国知网数据库，2018年有关高质量发展的学术论文有8300余篇，其中“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14篇，研究主题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1.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学性质。首先，要理解高质量发展概念的动态性。其基本的经济学意义可以表述为：高质量发展是能够更好地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真实需要的经济发展方式、结构和动力状态。系统性地创造发展优势，走符合实际和具有特色的道路，以各种有效和可持续方式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多方面需要，这是高质量发展的本质性特征。其次，要理解高质量发展对创新性的要求。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不仅是一个社会行为方向的巨大转变，而且要有思维方式的适应性改变和引领性革新。因此，新发展观，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成为对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也是对是否实现了高质量发展的评价准则。

　　2.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学界普遍认为，高质量发展包括经济发展、改革开放、城乡发展、生态环境、人民生活的高质量五个方面。高质量的经济发展应在结构和动力上更加合理完善，同时其经济体制和分配制度也将更加健全，区域发展更加协调；高质量的对外开放不仅要求我们继续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扩大与各国的双向投资与贸易往来，共建更加开放的世界经济体，还要求我们通过共同打造互联互通的人文环境与物理条件扩大全球的有效需求，为全球经济的复苏做出贡献；高质量的城乡发展应以城市建设为依托，带动农村发展，实现以工促农、以城带乡，从而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做到城乡经济发展建设、城乡总体规划建设和土地利用建设的融合，建立打造城乡信息共享平台，实现城乡空间布局合理化；高质量的生态环境要求人类在利用和改造自然以保障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同时尽量消减对自然环境破坏和污染所产生的危害人类生存的各种负反馈效应。此外，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绿色产业发展，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人民生活的高质量是经济生活、生活、精神文化生活、社会保障、社会安全和生活劳动环境的协调发展。

　　3.高质量发展的制约因素。根据经济发展的现状，我国在经济发展动力、发展结构与发展效率三个层面的新推力尚未完全形成，对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仍有一定制约作用。具体而言包括：（1）发展动力约束。创新驱动是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并通过技术进步实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目前中国的创新驱动在创新条件、创新过程、创新结果三个维度上都面临着相应的制约因素。（2）发展结构约束。主要体现在宏观层面的供需结构、中观层面的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以及微观层面的市场结构等方面，对中国经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起到制约作用。（3）发展效率约束。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仍存在低效率洼地，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制约作用体现在技术效率、劳动效率和资本效率三大方面。

　　4.高质量发展转型的路径。综合学界观点，推动高质量发展转型的路径包含以下五个方面：（1）构建现代化的经济体系，提高经济体系的质量。具体从构建高质量的增长体系、高质量的业态和模式体系、高质量的产业体系三方面出发。（2）实现质量、效率、动力三大变革，提高发展动力的质量。通过全面提升企业素质和产品质量，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推进质量变革。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本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带动生产要素优化组合，激发创新活力与创造潜能，从而推进效率变革。从供给侧“三大发动机”——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入手，培育新动能，实现新旧动力的接续转换，从而推进动力变革。供给侧的制度变革要求我们在宏观政策层面简政放权，放松政府对经济的管控，降低企业进入门槛，进一步发挥市场的作用，从而能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同时结构优化作为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核心，应从结构性失衡的特征出发进行调节。要素升级则主要从土地要素升级、人才要素升级、资金要素升级和环境要素升级等方面入手。（3）实现活力、效益与质量的有机结合，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要关注劳动力供给质量、供给主体质量和产品供给质量的提升。（4）提升企业效率，提高微观主体的质量。应把质量和效益作为企业决策的出发点，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推进创新型企业的发展，推进企业品牌建设。（5）发挥质量型政策的作用，提高高质量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的质量。发挥人力资本政策、创新政策、结构升级政策等质量型政策的作用，通过创造内生动力来促进经济发展；实施高质量的宏观调控，把调控政策精准化，把调控手段下沉到中观层面，从部门经济、地区经济和集团经济的层面落脚来提振经济增长。

　　展望未来，学界要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的指引下，继续分析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针对如何突破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风险约束条件，完成经济增长新旧动能转换，实现中国高质量发展展开深入具体的探讨。重点要围绕在新形势下全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和转换增长动力的实现途径和政策措施，研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的实施策略及新时代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构建。

　　2017年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2018年，习总明确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这是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出发，着眼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顺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新要求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这一表述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也成了学界研究的热点话题。

　　基于中国知网数据库，2018年有关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学术论文有690余篇，其中“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23篇，研究主题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1.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要性。首先，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必要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要有效解决这个社会主要矛盾，就必须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其次，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需要完成的历史任务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再基本实现现代化，最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形成是现代化实现的主要标志之一。再次，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转方式、优结构的迫切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实现高质量、高效益、持续稳定的发展，把中国建成富强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两者相辅相成。

　　2.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内涵。现代化经济体系具有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的丰富内涵。微观层面：要素现代化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础。十九大报告提出“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既是现代化经济体系微观层面的建设目标，也是要素现代化丰富内涵的科学概括。其中质量变革强调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效率变革强调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和利用效率；动力变革要求创新驱动和发挥人力资本质量优势；要素现代化的落脚点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微观层面的基本任务和目标。中观层面：产业体系现代化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要目标。产业体系是经济体系生产环节中的重要内容，是经济体系的物质基础和内核。其主体是实体经济；核心动力是科技创新；运行血脉是现代金融；最宝贵的资源是人力资源。宏观层面：经济体制现代化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制度保障。十九大报告提出“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这既是现代化经济体系宏观层面的建设目标，也是经济体制现代化丰富内涵的科学概括。

　　3.现代化经济体系新要求。一是更加聚焦发展的质量和效益。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解决的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而不是传统经济的规模和速度问题。二是更加强调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四个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解决传统经济中脱实向虚、科技创新能力不足、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不足、人力资源对经济的支撑作用尚未凸显等老问题。三是更加明确宏微观政策的协调。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四是更加关注新经济与新动能。要求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培育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促进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五是更加着力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注重解决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六是更加要求对风险的防控。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位列十九大提出的决胜期三大攻坚战之首。七是更加注重与世界经济的融合。以“一带一路”为契机和平台，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以“一带一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

　　4.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的特征。综合学界观点，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实现具有以下特征：一是更高效益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速。二是更高质量的经济增长方式。要以科技驱动代替要素驱动，形成以创新为引领发展第一动力的创新型国家，发展循环经济，实现经济增长与排放污染“脱钩”，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经济模式。三是更平衡的区域和城乡发展格局。要实现国家战略规划、跨地区战略规划、区域性战略规划衔接有序、配合有效。四是更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要建立更具活力的市场调节机制、更具竞争力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更有效率的政府服务体系以及更加安全有效的宏观调控与政策协调机制。五是更全面的对外开放。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成为贸易强国，建设面向全球的创新合作、产能合作、服务合作、投融资合作网络。六是更完善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空间布局结构和协调程度。要进一步建设现代化空间布局结构和协调程度，打造国土资源利用效率较高、要素密集程度较大、生态容量适度、城市群落连绵、区域发展差距较小的生产力布局结构。

　　展望未来，学界在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将在充分研究错综复杂国际环境下，围绕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构性和深层次问题，深刻揭示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风险约束条件和新旧动能转换机制，将重点围绕如何实现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六大特征，探讨全面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和转换增长动力的实现途径和政策措施。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目标；2017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201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又对此做了总体规划和部署。作为一项关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决策，乡村振兴战略对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乡村振兴战略是一项系统性和综合性的工程，一经提出立刻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引发了广泛的多学科、跨领域讨论。学界从内涵及历史定位的演进、立论基础、基本模式和实现路径等方面围绕乡村振兴战略进行阐释，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推动作用。基于中国知网数据库，2018年相关文献近7000篇，“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58篇，涉及经济学、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多个学科。经济学、管理学对乡村振兴战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1.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学界从不同角度对乡村振兴这一国家战略的立论基础做出了学理性解释，与顶层设计形成互动，共同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如以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作为研究乡村振兴战略的逻辑起点，以“使用价值空间”为核心范畴，将乡村振兴过程抽象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过程，并由此构建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分析框架；从演进韧性要义出发，通过对不同主体主导的振兴方式进行对比考察发现，乡村集体主导的振兴方式比政府和市场资本主导的振兴方式更具韧性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更合乎价值理性，更容易实现乡村振兴。

　　2.乡村振兴的基本模式。学界认为乡村振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深刻实践，并将我国乡村问题的解决方案提炼成“中国经验”，将为全球解决乡村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一是从农业科技协同创新内涵的角度讨论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西部地区农业科技协同创新，提出了包括“协同创新价值目标转变”等5个元素在内的“5+2”农业科技协同创新模式；二是通过总结特色小镇与美丽乡村同建以振兴乡村的案例和经验，提出新时代乡村振兴应该以县域为单元，以特色小镇和美丽乡村同步规划建设为抓手，对农村地域空间重构及其综合价值追求做出科学规划和布局。

　　3.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合理的发展路径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关键。学界的观点聚焦于深化农村重点领域改革、创新体制机制、加快产业发展、加强人才培养等方面，为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地提供参考。如建议在国家层面上制定“乡村振兴法”，编制乡村振兴规划，设置乡村振兴机构，采取主要领导负责制；主张“大农户，强农业，疏农村，多城镇”是振兴乡村、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必要路径；通过“活业”带动“活人”，实现“活村”，全面活化乡村空间，使乡村和城市相得益彰、共融共生共荣，进而全面复兴；强调村集体经济组织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实施主体，坚持系统思维的土地使用制度创新是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切入点。

　　4.以乡村振兴为背景，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和实践经验切入论题。如依据要素配置方式，将我国农民划分为传统农民、离乡农民、离土农民、内源式新型农民、外源式新型农民等五种类型，为提高涉农政策的系统性、瞄准性和针对性提供了依据。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背景下提出的，这一重大政策导向顺应了新时代工农城乡关系演变的新特征和新趋势，着眼于城乡融合发展，全面实现国家现代化，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创新壮大乡村发展的新动能。2018年，学界对于乡村振兴战略的研究虽然成果丰厚，但多集中于定性研究，在定量研究方面尚显不足。同时，由于乡村振兴战略推出时间较短，战略性、全局性、综合性的研究尚显薄弱，所以未来在理论基础、运行机制、影响机理、制度创新以及政策建议等方面，还需要进行系统性、多学科的深入探讨。

　　面对世界经济增长基础不够牢固、经济全球化遇到波折、发展不平衡加剧等问题，习总在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2018年8月27日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五周年座谈会上，习总明确指出“共建‘一带一路’正在成为我国参与全球开放合作、改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繁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

　　虽然“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已有五年，但是相关学术研究热度不减，学术成果丰富。特别是自2018年3月中美贸易摩擦以来，学界认为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共建将有助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相关研究内容涉及经济、外交、法律、、社会、文化等方面。基于中国知网数据库，仅经济学领域相关学术论文约5000篇，“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74篇。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1.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合作机制。历经5年共建，“一带一路”建设连点成线到面，基础设施联通网络初步成型。目前，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其中，一大批合作项目陆续启动。首先，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贸易和投资合作,以实现我国制造业产业链国际分工和价值链开放布局的转型升级,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出发点。学界详细探讨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贸易的竞争性与互补性，有助于为我国优化产业链国际化布局提供支撑。其次，“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共建虽有利于各国经济发展，符合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利益，但也面临着较为严重的融资约束。虽然当前中国通过银行、投资基金和债券市场等途径为沿线国家（地区）提供了规模可观的金融支持，但面临着独自承担大量融资压力和风险、民营资本参与度不高、资本市场未能发挥有效作用、区域和行业分布不平衡等挑战。为稳定有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应尽快倡导建立“一带一路”金融合作框架体系，并以加强境内外资本合作、拓展公私合营机制、强化资本市场联通和建设金融服务体系为重点任务。

　　2.美国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对全球经济治理提出新的挑战。自2018年3月以来，中美经贸关系变化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美、中作为全球第一、第二大经济体，是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关键角色，决定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方式与趋势。学界对当前国际贸易秩序的判断有两个层次：一是通过数据分析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国际贸易秩序总体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且截至2016年国际贸易秩序的稳定性保持在较高水平。中国、欧盟以及其他世界主要经济体是维护当前国际贸易秩序的重要力量。二是通过深度剖析美国对我国贸易政策变动的深刻背景和动因，认为我国应认清问题的长期性和严峻性，继续探索未来的发展之路。

　　3.“一带一路”倡议是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国方案。首先，“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理念一致。区别于农牧时代、英帝国、美国霸权时代的全球化，“一带一路”倡议时期所面临的全球化是利益交织、多国共治的全球化。“共商共建共享”既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基本原则，也是中国秉持的全球治理观，两者之间存在必然的内在联系和互动关系。其次，“一带一路”倡议既有区域属性也有多边属性。“一带一路”倡议的起步阶段应该是一种区域合作机制。但承认共建“一带一路”的区域属性并不否认它最终具有多边属性。与现有规则导向型区域合作机制相比，“一带一路”倡议呈现出发展导向型特征，终将能够发挥其全方位对外开放的职能和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

　　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五周年座谈会上，习总指出：过去几年共建“一带一路”完成了总体布局，是一幅“大写意”，今后要聚焦重点、精雕细琢，共同绘制好精谨细腻的“工笔画”。展望未来，“一带一路”相关问题的研究应从宏、微观两个层面发力，既要有深远的理论分析作为指导，也要有丰富的实证研究为决策提供参考。具体而言，未来研究应聚集于：“一带一路”资源合作走廊构建与利益分享机制，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综合投资收益，全球价值链调整过程中的大国关系和大国利益，贸易摩擦加剧背景下中国企业风险对冲策略，中国对外投资的产业和空间布局等。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做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重大判断，提出新时代“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要求。习总在十九大报告中特别强调，要“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建立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全面实施绩效管理。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健全地方税体系”。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以财理现代化为核心，通过财政制度的不断优化来满足国家治理的现实需要。

　　2018年，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继续向纵深推进。学界对此领域的关注也保持了持续的热度，基于中国知网数据库，相关论文700余篇，“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25篇。主要研究内容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财税体制的改革逻辑。学界从公共风险、历史案例与战略视角探讨了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逻辑。一是认为我国财政改革的逻辑本质是公共风险逻辑，其变化的脉络是从“家贫国穷”的风险到“机会不均”的风险，再到全球公共风险，财政改革也经历了“放权”、“分权”和“治权”三个阶段。二是从历史案例与战略视角来看，大国崛起是国家意志与财政力量有机结合的结果。国家力量与现代国际竞争形态的多样化对财政提出了新的要求，财税改革进程中的国内压力与国际协调值得高度关注。

　　2.国家治理视野下的财政理论与财政体制机制创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是具有历史和理论高度的全新论断，将以往作为经济范畴要素之一的财政提升到了国家治理层面。这一论断更接近于财政本质，意味着“市场失灵—公共物品—财政职能”这一传统研究财政的逻辑存在很大缺陷，呼唤财政基础理论的重大创新。创新性的学术成果构建了新时期我国“国家治理财政论”基本框架的逻辑：“财政制度—增进公共秩序—国家能力支柱—实现国家治理目标”，并在此基础上详细阐述了财政和国家治理的关系。

　　3.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是理顺政府间财政关系的焦点和难点问题，探讨的内容包括财政体制目标的内涵、体制约束及转型方向。学界试图从理论上厘清“财权”与“财力”、“事权”与“事责”等概念的含义，理解财政体制改革中“权责对称”的真正要求，为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划分奠定理论基础。回顾我国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改革历程可以看到，受传统计划体制影响，政府间事权划分不清晰的局面仍未根本扭转，“机关化”特征显著，行政效率偏低。因此，建议通过实体化方式加强中央事权，推动事权划分和调整规范化、法律化，提升改革的组织和决策层次。此外，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应实行多种地方财政体制，适度下放地方政府的事权，上收财政支出责任。

　　4.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学界关注的内容包括国家预算的国家治理效应、预算全面绩效管理及实现路径。国家预算在明确政府公共受托责任、规范政府行为、优化资源配置、促进政府分工协作和经济社会协同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进一步加强国家治理能力，在预算的形成和执行过程中必须实现预算和预算法治。绩效预算作为善治的预算治理价值目标与衡量标准，必须以结果为导向、以绩效评价为核心、以分权为手段，同时以绩效问责为约束。

　　5.税收制度改革。税收领域的研究主要探讨了未来税制改革的方向，其中包括：（1）加快直接税改革。从防范金融风险的角度出发，应加快推进以个人所得税和房地产税为主要内容的直接税改革，及时走出依靠“借钱”来支撑减税降费和税制改革的道路。（2）提高税收征管能力。加强征收机构的自主性和提高征收管理的理性化水平，通过改进税收征收组织和征收技术，以及行政体制改革和流程重组等进一步完善税收体制。（3）落实税收法定，治理税收优惠。根据对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的新定位转变税收优惠的价值取向，将税收法定原则落到实处，并将税收优惠以税式支出专项列入年度财政预决算，对主要的税收优惠项目进行相应的管控。

　　当前，我国财税体制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未来的研究应服务于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局，继续加强财税理论创新，在“财税是国家治理的基础”的大历史变迁背景下，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财税理论体系，为现行财税体制改革面临的难点或困境提供解决思路。此外，要加强实证层面的考察，对财税改革进行数据测算、机制模拟和实践调研，为财税改革的实施提供经验证据。同时，也要围绕财税改革中的技术性和细节性方案的制定展开更具有针对性和更切实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新时期在我国经济新常态、全球化、城镇化、人口老龄化、就业方式多样化等背景下，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依然面临不少问题与挑战。党的十九大提出“按照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的要求，全面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对全面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做出总体部署。2018年我国第八轮政府机构改革，对包括社会保障在内的多层政府职能机构进行系统优化和重塑。发展目标的明确以及管理体制的优化，极大地掀起了学界对我国社会保障的研究热潮。深入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研究习民生系列重要论述，加强社会保障顶层设计与制度改革，优化完善我国制度体系和治理能力成为社会保障学者进行专项和综合研究的热点。

　　基于中国知网数据库，2018年与社会保障顶层设计和制度改革相关文献约2030篇，“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16篇。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1.改革回顾与成就。学界回顾了改革开放40年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历程，认为我国整体上摆脱了计划经济时代单位保障的模式，全面建立了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框架，形成了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的社会保障体系框架。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使企业组织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使个人成为“自由劳动者”。社会保障制度与经济发展相辅相成，是市场经济运行的调节器和社会稳定的安全网。我国也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逐步探索社会保障的社会化改革，建立起多元化的责任分担机制，强调政府、单位、企业和个人共同分担社会保障责任。在保障对象方面，我国逐步从城镇劳动者保障迈向全民保障，使全体劳动者和城乡居民均有享受社会保障的机会；劳动保险变为社会保险，城乡居民亦可通过缴费参保获得相应的养老保障与医疗保障待遇，增强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性。

　　2.问题意识与改革难点。学界认为社会保障制度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也面临体系混乱、职能定位不清、体制机制不优、主体责任不明、社会保障的公平性与效率性不理想、与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不完全适应等问题。首先，社会保障制度以城乡二元结构运行，导致统筹水平过低、制度碎片化严重，也使社会救助及社会福利体系中“福利过剩”和“保护缺位”现象并存，这些问题会造成新的社会不公，影响社会稳定，制约社会保障制度的可持续运行。未来改革难点是提高社会保障制度与减贫发展的关联程度、创新关联形式，以及整合扶贫和社会救助制度，高度重视城市的贫困问题，统筹考虑城乡贫困政策，统一国家的扶贫标准和低保标准，并与国际标准相衔接。其次，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依然处于分割状态，既不公平也缺乏效率。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的原则虽然早已形成，但实际进展不理想。养老保险治理的理念滞后，亟须破除制约制度公平可持续运行的体制机制性障碍。改革难点是明确养老保险定位，为养老保险“减负”，重点是用人单位的缴费职责及政府责任及个人责任之间要权责清晰，责任共担，互助共济。最后，基本医疗保险的问题已从着力解决“城乡全覆盖，严格控制医疗费用支出，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问题，转变为少数大病患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及因无力支付高额医疗费用中断治疗的问题。改革难点是改革不仅涉及央地事权划分、财政责任分担，还涉及统一思想认识、整合制度体系等一系列顶层设计制度及管理职能变革。

　　3.改革方向与政策选择。我国经济发展还面临着诸多挑战，新型社会保障体系亦需要通过更为科学的顶层设计才能走向完善。我国40年来成功地采取了一种综合性策略，使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保障变革相辅相成，在持续释放经济增长潜力的同时，又通过对传统社会保障制度的变革使人民福利水平得到不断提升。学界考察了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对收入再分配的影响效果，结果表明社会保障制度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贫困，调节收入分配。现行的社会保障体系要实现制度的全覆盖，而且要减少同一种保障制度中不同人群的差异性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保障制度的收入再分配效果。另外，学界也从国民社会保障权益、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效率和社会保障相关服务供给机制三个视角研究了社会保障的资源配置问题，表明现阶段优化我国社会保障资源配置的重点是完善社会保障项目体系，优化社会保障制度设计（提高社会保险统筹层次，妥善处理社会保险转制成本，加快推进统账分离式改革，积极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一体化，统筹协调社会保障政策），控制和缩小群体间社会保障待遇差距，优化基本保障与补充保障的资源配置结构，开放社会保障相关服务市场，提高社会保障经办服务专业化和智能化水平。

　　当前，我国正处于人口、经济与社会多方面的重大转型期，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正从理论走向实践，社会各方对社会保障的关注程度空前高涨，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优化路径与顶层设计仍将是研究热点。未来，中国社会保障研究须在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思想的指引下，进一步强化学理研究和国内外政策分析，重视多学科视角和全球化视野，开展度深入系统化研究，同时积极关注我国社会保障政策现实问题以及社会保障的国际化问题，聚焦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全面提升社会保障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

　　习总指出，金融稳则经济稳，金融安全是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十九大报告重申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重要性，而准确识别并防范金融风险是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前提。随着金融体系的不断培育和发展，我国金融体系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金融风险愈加错综复杂，金融安全面临严峻考验。

　　近年来，面对我国不容乐观的金融安全形势，学界格外重视对金融风险、金融监管与金融安全的研究。基于中国知网数据库，2018年有关金融风险和金融安全的学术论文有1100多篇，“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45篇，当前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1.关于金融风险度量与金融安全状态识别方面的定量研究。在风险度量方面，主要是通过检验系统性金融风险测度指标的有效性，探究它们对实体经济变动的预测能力。实证研究发现，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数能够准确、有效地预测未来宏观经济冲击的分布情形，且系统性金融风险主要是通过信贷这一渠道传导至实体部门，进而对宏观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在金融安全状态识别方面，相关实证研究发现，2001—2007年间我国金融安全指数总体较高，并且维持在平稳状态，2008—2010年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金融安全指数呈现V型变化，2011年以来一直呈现下降的趋势，目前仍处于较低水平。

　　2.关于金融风险关联性及溢出效应的研究。深入研究金融风险跨市场、跨行业以及跨国度的关联性及溢出效应，这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和维护金融稳定与安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跨行业金融风险溢出效应测度结果显示，我国建筑业、房地产业和采矿业的金融风险溢出效应排名相对靠前，这与我国部分时期所实施的产业政策有关，公开债务融资对跨行业金融风险溢出效应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而私人债务融资的相应总量效应却不显著。从网络关联角度出发来考察全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动态演变发现，美国在同期波动传递中占据主导地位，中国内地的金融市场除了受美国的同期影响，还受到来自中国香港、韩国以及俄罗斯的同期冲击。学界也研究指出，全球金融市场的震荡主要归因于外部波动溢出效应，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显著的跨市场传染效应。因而，为了保障中国金融市场安全，我国的宏观审慎政策和金融风险防范机制应纳入“太关联而不能倒”这一监管理念。

　　3.关于不同类型金融风险的研究，比如区域性金融风险、银行业风险等。首先，学界总结了我国区域性金融风险的整体特征、区域差异以及发展趋势，考察了区域性金融风险和地方经济模式相互影响的传递过程以及贡献程度，为定量评估我国区域金融的风险状态与差异提供了理论基础，有助于防范区域性金融风险。其次，学界通过考察银行竞争与银行风险的关系发现，银行竞争程度的提高有利于银行业风险的下降和稳定性的提升，表现出竞争稳定论的特征，但这一关系在我国东北、东、中、西部地区具有差异性。

　　4.关于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控及金融监管体系构建的研究。学界认为，深化金融监管体制改革、防范并化解金融风险对于提高我国经济增长质量至关重要。全面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需从四方面入手：一是要疏堵结合，标本兼治，深化金融市场改革，拧紧流动性的“水龙头”，让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二是要精准化去杠杆，把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作为去杠杆的重中之重；三是要推进金融监管转型，更加注重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四是要加强金融网络信息安全治理，提升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具体到政策层面，建立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双支柱调控框架可以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从而维护经济金融体系的稳定，应当不断丰富和发展双支柱调控框架的内涵和外延，提升宏观调控的全面性；一方面要关注经济结构性和金融周期性问题，转变货币政策目标；另一方面要加强宏观审慎管理，推进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建设，完善金融监管体系。

　　在我国金融风险日趋复杂、金融安全面临重大考验的大环境下，防范金融风险，保障金融安全依然是今后一段时间里学界研究的重要话题。基于对现有文献的梳理，以下两点可能会成为新的研究重点：一是在开放经济条件下防范金融风险与保障金融安全的研究，比如资本跨境流动对我国金融安全的影响等。二是有关金融在服务实体经济过程中的风险防范问题研究，中央强调要加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力度，但更重要的是要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在支持实体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金融风险防范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

　　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新一代技术浪潮在全球持续迅猛发展，推动了我国新经济快速崛起。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提要发展“新经济”，要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的快速成长，开启了“十三五”时期新经济发展的序曲。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共享经济、智能经济”。经过不懈努力，新经济的发展获得了瞩目的成绩，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我国“……电子商务、移动支付、共享经济等引领世界潮流。‘互联网+’广泛融入各行各业。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蓬勃发展……快速崛起的新动能正在重塑经济增长格局、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标志。”

　　新经济囊括了技术、产业和商业模式的创新经济形态，也带来了对社会就业的支撑。新经济的迅猛发展唤起了大量学者的研究兴趣，近几年来，学界都对该话题保持了极高的关注度，但直到2018年，在学术研究上才呈现了一系列较为深入的成果。基于中国知网数据库，2018年有关新经济的论文约5300篇，“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55篇。从论文的选题方面看，涵盖了对新经济的概念、体系、发展评价、政策与治理、劳动关系与就业、企业运营与管理、未来发展展望等方面的全方位研究。热点问题主要集中于以四个方面：

　　1.围绕新经济形态进行的学术研究。由于我国拥有巨大的市场规模、发达的基础设施以及完备的制造业基础等禀赋优势，新经济背景下涌现出来的平台企业虽然在初期晚于且落后于先进国家的一些企业，但随着我国网络普及应用程度越来越高，网络规模越来越大，这些企业探索出了一条从经验效仿到自主创新的发展之路，其中涌现出了BATJ（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和京东）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平台企业，已经成为全球瞩目的企业。这些平台企业的崛起推动了我国平台经济的形成和发展。近几年中，政产学研各界都持续高度关注平台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政界将平台经济作为推动新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抱有较大预期；产界在各行业领域进行了丰富的平台化实践，推动了平台市场的繁荣；学研界对平台经济与共享经济的研究一直在进行中，但是略滞后于实践，直到2018年，对该问题的研究才掀起了一轮并取得了一些研究进展。学界对平台经济的概念、体系、特征、组织结构、组织行为开展了多方位的研究探讨。此外，对共享经济进行了经济学与经济哲学理论分析。此外，在对新经济进行系统性整理和综述研究方面，学界也取得了一些代表性成果。

　　2.与新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政策选择与治理方法。在对新经济概念体系分析基础上，进行政策治理研究是2018年新经济学术研究的重要热点。目前，我国新经济发展水平引领着世界潮流，如何确立政策目标，如何采取合理的政策手段，如何开展与发展阶段相适宜的公共治理，是与我国发展传统经济不同的，也是无法将发达国家的成熟经验直接使用“拿来主义”的。因此，随着新经济发展规模的壮大，所面临的治理问题也越来越多，不断激发着学者们从学理到对策研究的热情。对该问题的研究明显呈现出跨越经济学、法学、公共治理等学科领域的特点。首先，平台经济的竞争政策是学界关注的主要问题。其次，新经济的政策目标、政策导向、规则设定与监管有效性也是主要的研究方向。

　　3.新经济与人力资源的使用及劳动关系的构建。新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经济模式，完全改变了传统经济模式下的人力资源配置方式和劳动关系模式。因此，新经济下的劳动个体寻求就业、企业主体用人用工、政府人力资源和劳动关系治理所面临的一系列新问题、新情况和新形势，越来越成为学界研究的关注重点。共享经济和网络经济下，新兴的人才模式和人力资源，以及新的就业形态和发展策略吸引了大批学者的研究热情。学界围绕新经济形态下的新型劳动关系以及劳动规章制度、收入分配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

　　4.人工智能驱动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进展。人工智能是目前最为前沿的颠覆性技术之一，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脑科学等新理论、新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强烈需求的共同作用下，可能爆发出引领产业变革的效力。因此，该领域在全球范围内都具有极高的学术研究热度。但是，因为技术的前沿性，还未形成对经济社会具有支撑作用的产业化发展，因此虽然该问题的研究热度很高，但代表性成果与进展较小。国内外一些知名学者对此开展了一系列研究，讨论主要聚焦于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影响。

　　展望未来，对新经济的学术研究将持续火热，研究深度将随着新技术的发展水平、新商业模式的不断涌现、新产业和新业态的崛起而不断拓展。

　　中国经济学和管理学的构建要立足中国道路的实践和成功经验，进而对其进行总结提炼，全面深刻解释中国的问题，指导中国的实践。改革开放的实践充分证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是可以结合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与“正确发挥政府作用”的有机结合。但是，改革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中国的改革事业仍需要在诸多议题上深入推进，未来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以更大的勇气和决心推进改革。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五年来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最新成果，是党和国家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必须长期坚持、不断发展。”展望未来，围绕我国改革开放重大问题，如高质量发展、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乡村振兴战略等议题，学界将获得更加丰硕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