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凌：三四线城市推进城镇化后发优势明显

　　有人说，当前，我国城镇化建设已经进入下半场，此前城市化程度不高的三四线城市，有望在新型城镇化中唱主角。

　　对此，全国人大代表、广东清远市市长江凌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由于自然历史的原因，清远的城镇化率一直较低，在广东排位靠后，但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像清远这种三四线城市反而具有较大的后发优势，比如清远有着充裕的自然资源、土地、产业空间，环境承载力强，但是在建设过程中，要格外注意既不能浪费资源、更不能破坏资源。

　　江凌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当前清远的城镇化建设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城镇化率、经济指标等都有待提升，但只要坚守生态和人本精神，就可以少走弯路，在提高城镇化质量上打一场漂亮仗。

　　不片面追求城镇化率

　　目前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呈现参差不齐的状态。在城镇化水平相对较高的广东省，广州、佛山、中山等多个城市的城镇化率都在80%以上，而清远等部分城市的城镇化率只有50%左右。

　　记者此前在珠三角一些城市以及长三角等地走访了解到，这些城镇化建设步伐较快的一二线城市普遍都面临着一定的难题，资源环境的承载力较弱，后备发展空间相对不足。广东省某市的一位副市长告诉记者，由于早期土地消耗过于粗放，现在土地资源成为发展的桎梏；一些城市，还存在较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

　　清远市市长江凌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清远保留着大面积的原生态青山绿水，有着丰富的后备土地资源，自然环境承载力强，这意味着清远对产业和人口有着较大的容纳空间。

　　全国人大代表、建业地产董事长胡葆森在今年两会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建业如今正深耕三四线城市，其原因就是随着中国城镇化迈入下半场，未来较长一段时间新型城镇化将会在这些地方乃至县域迅速推进。

　　江凌表示，与很多三四线城市不同，清远推进城镇化有一个较突出的优势，那就是与广州一衣带水，在未来广东力推广清一体化的背景下，清远的城镇化有着长足的发展后劲；而且中央提出新型城镇化，从清远的实践来看正好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在城镇化质量方面做足功夫，而不片面地追求城镇化率。

　　城市建设如何以人为本？

　　江凌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对于三四线城市而言，要真正提高城镇化的质量，打造比一二线城市更高水平的城镇化，实现弯道超车，至少应当注重两点。一是让人在城市中扎根，过去很多地方的城镇化只顾盖楼，盖了一大片的房子，过多重视土地的城市化、空间的城市化，忽略了人的城市化，新进来的人无法融入城市、成为城市的一部分。二是在吸引人进来之后，还要将安全舒适便利作为推动城镇化建设的一个突出的价值取向。某种程度上说，过去很多城市不是为人而建的，是为车而建的，人在城市中很难觉得这个城市是为他而建的，甚至感到压抑不舒服。

　　江凌进一步表示，明确了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思路后，首要的就是做好城市发展规划，清远的规划主要体现在两点。

　　一是把整个城市规划设计得更生态更有机，更加注重城市的绿色低碳设计，把山水的资源、把广东岭南文化的元素，充分融合到城市的规划设计中，让更多的人愿意到城市来居住。记者此前在清远市一些村庄看到，在改造时保留了大量的现有的村庄，保留了很多历史痕迹；而在清远市一些公园，也以岭南水乡风貌为基调，还原岭南古镇的古朴风貌以及祖辈生活场景。

　　二是规划产业、注重产城融合，为城市新增人口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特别是研究哪些产业能有效为城市的人口提供就业。过去很多产业实际上更多的是为外来农民工提供了就业机会，但这些人因为收入水平等原因没办法留下来。现在清远市更多地考虑发展给广州配套的一些产业服务链，包括金融保险后台产业、旅游休闲产业，这类产业的就业人群就更能成为城市的居民。

　　江凌认为，要真正落实这些规划，就必须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配套政策，包括城市交通设施、产业引导政策、农民工入户政策、社会保障政策等方面。为使清远成为广州的后台产业基地、落实广清一体化，清远市正和广州合力加快建设广清之间的高速公路，此外还在加快推进建设广清城轨。

　　让社会参与治理城市

　　近两年来，清远市的城镇化速度不断在提高，其重点项目推进速度明显加快。2013年，清远市完成了燕湖新城45平方公里的总体规划，燕湖新城34个总投资237.57亿元的项目开工建设7项，交付使用两项。英德东岸新城4.59平方公里的起步区已开工建设，两条主干道正在抓紧施工，5条主干道前期工作进展顺利。

　　但随着城市规模和经济的发展，城市治理的难题同样浮出了水面，很多地方陷入了治理难题，激发了新的社会矛盾。对此，江凌有着自己的思考。

　　在今年清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记者看到，清远提到完善城市管理体系，其中指出，“将环卫清扫保洁、道路绿化养护、公园广场管理、市政设施维修等城市管理事务推向市场。”

　　对此，江凌说，城市管理关键在于调整思路。清远下一步会更多地让社会自我管理，让市场自我管理，让市民自我管理。

　　江凌表示，因为社会、企业、市民参与进来以后，一方面，市民等参与者更珍惜这些东西，增强社会的自我调节能力，自然化解基层矛盾；另一方面，政府也将大量减少这方面的支出，能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刘德炳 邹锡兰 | 两会现场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