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流公司强收同行进场费

　　大图：大红门服装商贸城，货物进出主要靠小推车。小图：物流公司车辆聚集，零敲碎打偷偷摸摸送货成主流。

　　京华时报记者赵思衡摄

　　对于物流公司老板郑振其来说，今年2月14日情人节是另一个“劫”数的开始。他的公司从广州进入北京大红门服装商贸城的航空运送货物“进场费”又涨了。

　　从2012年10月左右起，只有经过北京安路通托运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安路通）的运输，从广州发往大红门的服装才能进入大红门早市。而通过安路通需要承担高额运输成本、进场费及落地费。

　　广州线之外，内蒙古、上海和武汉等进京或出京物流线路，亦遭受同样命运。不是市场向商户收费，而是商户向同行收费，这引起物流公司的群起反对，两年来冲突频发，但局面未解。

　　京华时报记者王梅发自北京

　　高额进场费

　　今年2月14日起，由广州进入大红门服装商贸城早市的航空货物的进场费由每公斤0.5元涨到了每公斤1元。

　　作为广州市潮骏航空客货代理有限公司（下称潮骏）的老板，郑振其觉得他再也无法忍受“欺行霸市”的行为。但货物千里迢迢从广州空运过来，“进不到市场里就一切白搭。”郑振其咬咬牙，告诉公司在北京的工作人员，交这猛涨的进场费。

　　郑振其记得，这份莫名其妙的进场费始于2012年秋天。

　　2012年10月份左右，潮骏的一批进货从广州通过航空运输落地北京，再经汽车从机场运往大红门服装商贸城门口时，被市场保安拦下。

　　“当时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跟我说，货物被拦下了，只有通过安路通公司才能进入市场，但是经过安路通需要交费。”大红门早市4点半开始营业，上午10点半就会关门，“10点半以后从全国来批发服装的人都已经走了。”为了保证货物能够及时上到商贸城各层商户手里，郑振其不得不妥协向安路通交费。

　　这次“迫不得已”只是开始。

　　“从那以后，就只有通过安路通，服装才能进早市。”郑振其称，从那时起，安路通在广州货运站设点，由一名叫赵鑫的人负责。所有物流公司收到的货物从广州的货运站运到北京大红门早市，如需走汽车运输，必须选择安路通来运输；如选择其他公司运送货物，货物到市场门外或各个货梯上货口，会受到市场保安和安路通工作人员的联合阻拦。

　　郑振其介绍，从广州到北京的汽运，安路通收费为每公斤1元，经过其他公司只需每公斤0.7元。“换句话来说，我们要想从广州运送货物到北京大红门且进入早市，则必须给安路通交纳超出行业标准每公斤0.3元的差价。”

　　此外，汽运货物到达大红门后，如想进入早市，物流公司还需按照包裹数量再行向安路通缴纳“落地费”，即不管包裹大小，每个包裹交15元的落地费。

　　对于航空运送货物，安路通则有不同的收费标准，从机场运往大红门，“我们只能选择安路通运输，按每公斤0.2元的运输费付给安路通；货物如果想要进早市，则需要每公斤再交0.5元进场费给安路通。”郑振其称，潮骏在北京有自己的货车，但他只能选择安路通，让自己的车闲置。

　　“如果不交钱就上不了货，上不了货，进了货物也白进。”郑振其和其他的广州物流公司不得不向安路通缴纳其要求的所有费用。

　　郑振其提供的潮骏货物清单显示，从2月12日至5月15日，潮骏通过安路通公司汽运的服装一共1687包，按照每公斤多出0.3元的运输差价，潮骏的汽运货物一共向安路通支付了25305元落地费和27999元成本差价。航运方面，这三个月间，潮骏向安路通支付了164534元进场费。“这都是我们的直接经济损失，3个月，217838元。”

　　潮骏并不是唯一一家运营广州到大红门货运的物流公司，凯安达、穗佳、天龙、南方另外4家广州的物流公司和几家北京的物流公司也面临着大额经济损失。

　　4家广州物流公司提供的货物清单显示，在3个月内，广州凯安达公司损失729054元，广州天龙公司损失261535元，广州穗佳公司损失198526元，广州南方公司损失87630元。

　　“强势”安路通

　　“凭什么都是从广州过来的货物，只有安路通能进，我们就不能进?没有人撑腰，市场保安会这么做吗？”郑振其及10余名物流公司老板认为，撑腰者为大红门服装商贸城保卫部负责人陈宇。“没有他的允许，这些市场保安会这么做吗？”他们得到的消息是：陈宇是安路通的股东。

　　“如果从广州到大红门汽运不选安路通，他们还会扣我们的航运货物作惩罚。”扣货的人有时候是安路通工作人员，有时候是市场保安，“安路通敢这么做，保安部的保安还帮着他们这么做，如果他们不是一伙的，我真想不出别的什么理由。”郑振其说。

　　如果不是还有一帮信赖公司的老客户，刘青松早就撤离了大红门服装商贸城。

　　“这块蛋糕我吃不了，也不想再吃。”1991年，大红门服装商贸城还未建起时，北京源泰隆物流有限公司便已经

　　成立。源泰隆进入大红门市场后专门经营西北线路的物流服务，即在大红门市场内收货运往西北几大城市。几年下来，源泰隆发展了一批忠实客户群，成为大红门市场内西北线路的龙头物流公司。

　　2006年，商贸城停业建库房，迟迟没有和源泰隆签合同续约，刘青松记得，当时商贸城一名领导给她放风，“他说陈宇以后要做保卫部经理了，和他合作，给他分红，做生意就安宁了，否则生意做不做得了还两说。”当时刘青松并未理会，源泰隆的库房由原先的北侧被移到了位置较差的西侧。2008年左右，安路通进入，在原源泰隆的库房位置开始做物流，做的也是西北线路。

　　之后源泰隆的发货量逐年减少，由原先每天能发货十五六车，到现在“每天发货两三车已是最好的情况了。”

　　绝大部分货源被安路通抢走。

　　刘青松说，商贸城内的保安如看到客户要将货物发往西北，便会指定拉包工人将货物送往安路通的货站。一些老客户打算将货物送往源泰隆时，并不会把准确的地址写在外包装上，“他们写上发往别的地方，比如河北，拉一圈绕到我们家后，才把包装纸上的地址划掉，重新写。”刘青松称，货物送往源泰隆必须经过安路通货站前，“一看是发往西北的货，他们就直接把人截下来，商城的保安也会扣货扣车。”

　　刘青松并不是陈宇唯一打算“谈合作”的对象。宋平（化名）介绍，2011年之前，他是院内某物流公司的北京负责人，2008年起，他所在的物流公司被保卫部要求每个月缴纳5万元进场费，“不交不让下货。”另外四五家物流公司向京华时报记者证实，期间，他们曾每月向保卫部缴纳5万元到8万元不等的进场费。

　　这样的情况持续至2011年，宋平创办自己的物流公司后，进场费的数额才有所改变。2011年下半年，市场保卫部将进场费改为每个包裹收取15元的落地费。

　　2012年8月起，宋平家从广州发往北京的货物和郑振其等的货物一样，在门口或是电梯口受到了阻拦。宋平称，期间保卫部经理陈宇曾找他谈合作，“让我把我广州的货源交给他，我没同意。”

　　之后宋平家的货物经常被保安拦下，有30多辆小推车被扣。

　　“他们通过不让我们上货的方式来打击我们的客户群体”，宋平称，从2012年8月起，其公司在大红门的损失每年至少200多万。

　　宋平只好改变思路，加大自己在动物园、雅宝路等其他早市的送货量。

　　宋平称，在北京早市中，大红门的货物占有率在旺季能达到70%，“我们很想在这里多送些货物，可是没办法。”

　　“合作”成强取

　　2010年底，贺殿多同意交出武汉的货源。半年后，广州的货物也不能进入市场，贺殿多这才明白，“自己不过是陈宇垄断市场的一枚棋子。”

　　2005年，贺殿多成立了自己的物流公司，主要进行广州到北京，武汉到北京的进货派送业务。当时贺殿多货源多，每天运送上千包、总重达几百吨的服装到大红门。陈宇便找了一名中间人和贺殿多谈合作。“我当时一口回绝了，货都是我的，我干吗要分一半钱给别人？”

　　之后贺殿多的货物时常遭到保卫部的扣留，“一会儿说占了消防通道，一会儿说别的，其实根本没有的事儿。扣货后，耽误客户上货时间，客户都很有意见。”贺殿多估摸着，一年间，自家的货物被扣了20多回。

　　为了息事宁人，贺殿多当时曾送5万元给陈宇，“破财消灾。”

　　2010年间，陈宇曾多次找到贺殿多谈交易，“让我把武汉的货交给他，他把广州的货给我，否则我武汉的货就送不上去。”2010年11月，贺殿多将手中的武汉货源全部交给了陈宇。“他当时答应把广州货给我，而且承诺我在大红门内一定能做下去。”

　　2012年初，陈宇开始与安路通合作。2013年4月左右，贺殿多、旭琛物流老板宋飞、安路通广州负责人赵鑫和安路通北京负责人张宏义（音）4人开始谈具体的合作事宜，最终方案是广州到北京的空运货物运费涨价，贺殿多提货30%，安路通提货70%，汽运货物全部上安路通的车。

　　贺殿多介绍，自己在大红门内的库房是租用的宋飞的，“没有库房不能在院内卸货。”谈了合作后，贺殿多按照所占货物份额付租赁费。

　　2012年，贺殿多花80万从宋飞手中买断了一个库房的租赁权，但2012年底，陈宇出面让宋飞将贺殿多的库房过户到安路通名下，并答应之后会将贺殿多花的钱退回。

　　虽然合作方案出台，但几方并未按方案执行，2013年7月，安路通将广州到北京的空运货物全部拿走，“我就这样被踢出了大红门。”

　　贺殿多称，他从大红门开业时便在院内干活，最初的推包，后到物流公司打工，一步一步做到2005年成立自己的公司。武汉货物每年的毛利润为150万，广州货物每年利润40多万，从交出武汉货源，到失去广州货物，贺殿多损失近800万。

　　推包工两难

　　大红门服装商贸城内目前有约180名推包工，负责将在货运站卸下的货物送到商户手中。市场让他们穿统一颜色马甲，并有编号，由市场下属的一家公司—顺福海货运服务中心管理。

　　李明（化名）便是这有编号的推包工之一。

　　推包工人都知道，原先收货往西北发货的安路通，2010年开始开拓广州线。“大家都说安路通给了商贸城的人好处。”2012年，安路通更是将广州货源垄断在手。

　　2012年10月，李明和另几名推包工一起将几十包广州货推到商城电梯口，被两名商贸城内保拦下，“说不能往上拉，我们也没敢问为什么，就推了货往回走。”

　　在之后的一次推货中，李明得到了明确的告诫，“他告诉我不能拉安路通以外的广州货。”李明称，他一直以推送广州货为主，包括潮骏、南方、穗佳等多家公司派送的货，他为此很苦恼。

　　“有两次我偷偷推了广州货，不是安路通的就被扣了，我只好打电话让物流公司老板来处理。”李明说，因为送安路通以外的广州货被保安抓到后，会被市场扣钱，最低扣500元，甚至会让工人脱衣服走人，“所以后来大家都不拉其他家的广州货，我也转去拉其他线路上的货物了。”

　　李明称，开会时，领导曾通知推包工人不能到市场外面拉货，也不能把货送到外面去。市场外围其实有多家物流公司也往市场内运货。后来，推包工人都不敢到外面拉货，或者帮助客户把货物拿到院外发货。

　　没有市场内的正规军推送货物，市场外的推包工应运而生。这些推包工以打游击、冒充客户本人等各种形式，将货物送往市场。每一次运送都是一场冒险，“如果被抓到，就会被打。”

　　在去年10月，45岁的潘为林就被保安拦下殴打。潘为林称，那天将近凌晨5点，他将一家物流公司的货由溢云居宾馆物流园送往大红门早市。在市场正门口被顺福海货运服务中心的3名保安及一名安路通的人拦下。“他们把我的两轮小推车立起来，把我推的3包货物倒在地上，要抢走我的车。”

　　双方发生争执，潘为林三根肋骨被打折。潘为林称，当时他报警五六次，但隔了一个半小时后警方才赶到现场。经警方协调后，安路通北京负责人张宏义开车拉着他看病，之后又带着他及与其发生冲突的4人到保卫部协调，在保卫部工作人员陈景辉的协调下，给了他7000元钱。

　　回黑龙江老家养好伤后，潘为林又回到了推包的行列中，“家里还有一个孩子在上小学，一家人都指着我。”

　　类似推包工与商场内保安的冲突并不少见，潘为林说，每次冲突后，大家都会报警。“民警每次都说大红门有规定不让外货往里进，你们就不要拉了。”

　　维权未成功

　　得到这个说法的不止潘为林，一物流公司负责人张海（化名）在货物多次被拦后报警，也总是得到这样的回复。“货一旦被卡，不能及时送到，早到的货就被批发走了，长此以往就没有人要我们的货了。”

　　张海、宋平、贺殿多等多名物流公司老板一再强调，在早市，早到货意味着抢占先机，能占领市场。货物一旦被卡不能早到，物流公司只能失去客源慢慢死掉。

　　即使贴钱，多家物流公司也要保证自己能有货进入大红门市场，“一旦你这里进不去，客户便不再找你送货，失去了这里意味着你没有能力，你也就失去了北京其他批发市场的客户。”大部分物流公司仍然想办法，将或多或少的货物送往早市。

　　这些公司还想通过维权维护利益。

　　从2012年起，数十家物流公司便找到北京市工商联交通运输业商会投诉，商会秘书长王涛多次与市场协商，但一直没有结果。2013年夏天，王涛将一封情况说明交到北京市公安局后，多家物流公司代表来到刑侦总队做笔录，“害怕遭到市场报复，物流公司代表大部分都走了，最后只有一两家物流公司和我一起做了笔录”，王涛称，这是维权离成功最近的一次，警方差点就立案调查了。

　　今年，多家物流公司无法忍受进场费再次上涨，再次找到商会维权。

　　王涛称，起初这些投诉的公司有数十家，但“不知道是担心遭到报复，还是受到了威胁，最后只有十几家物流公司愿意站出来。”接受京华时报采访的十余家物流公司负责人中，也有多人担心接受采访后，“在大红门的日

　　子就没法儿过了。”

　　群情激愤的物流公司曾一度要去上访。为免事端扩大，商会5月27日曾向北京市委和丰台区政府发函通报，后经有关部门协调，上访被结束于肇始。

　　但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多家物流公司送货人员仍旧隔三差五遭遇市场保安和安路通人员的拦截，只是每当物流公司报警或商会出面，拦截人员会很快放行。

　　京华时报记者曾走访商贸城内10余家商户，其中有三家表示，自家的货物曾在早上上货时受到阻拦。

　　或涉强迫交易

　　被指与安路通有合作关系的保卫部经理陈宇称，指责毫无根据，没有真凭实据，“我就负责市场的一项管理，又不负责物流，物流有专门负责物流的办公室来管理，我怎么垄断，我垄断什么了？”

　　安路通工作人员则称，负责人张志丹一直在内蒙古出差，会让张志丹和记者联系。但从提出采访到京华时报记者发稿时的半个多月内，安路通方面未对此进行回复。

　　大红门服装商贸城总经理陈芳的助理赵瑞6月18日表示，大红门服装商贸城内的物流场站由顺福海货源代理服务中心管理，顺福海是市场所属公司的下属企业。从市场和物流的管理，“我们都不会允许垄断的现象存在。”

　　赵瑞称，接到商会的情况反映后，市场也接到了政府部门的询问，市场已专门就此事召开了会议，对此事进行了调查了解。调查结果显示，像商会所说的只有通过一家货运公司才能上货的情况不存在也不可能。

　　赵瑞介绍，市场每天的货物供应量很大，后面的物流大院里有37家物流企业，“我们不可能说让其中一家上货，别人家不能上。”

　　此外，市场要求市场任何人不得协助、纵容、默认任何单位和个人违反公司的规定，有垄断市场的行为。“一经发现，要按照公司的规定严肃处理。”

　　为监督货梯的使用情况，市场还要求工程及保卫部在6月15日前，在每个货梯处安装监控摄像头。

　　赵瑞称，所有货梯的使用都是遵照先到在先的原则排队使用，任何人不得加塞或限制他人合理使用，不得欺行霸市，“公司从不存在不让谁使用货梯的问题。”

　　但这个说法与推包工人李明和潘为林的说法不同。两人说，他们曾被市场电梯工明确告知，“6月15号开始，8点之前不能再拉市场外的货物进电梯。”

　　赵瑞介绍，因为市场场站内的商户和这些物流公司向市场交纳摊位费、管理费或承租费等相关费用的，都是市场的客户。“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在货梯的使用还是推包工人的配备上，我们肯定是优先保证场站内的物流公司和市场内商户的需求。公司一直是按照这样的规定来执行的，他们是客户，我们优先为他们提

　　供服务，我们认为这是无可厚非的。”

　　而同为与市场有租赁合同，并在大红门院内租有库房的源泰隆公司负责人刘青松则否认了赵瑞这一说法。刘青松称，同样作为大红门内的物流公司，如有客户需通过源泰隆发货，推包工人把货物送往后院公司货站时，也会遭到阻拦，阻拦的人有时候是市场保安，有时候是安路通的工作人员，“动不动就把推包工马甲脱了，威胁不给退推包工人押金，或是叮嘱他们之后再打一顿，打人保安一下子就换掉，找都找不到。”

　　作为市场的承租方，刘青松认为，市场并未提供任何服务，相反“纵容包庇一些人从中垄断。”

　　对于阻拦殴打院外推包工人的情况，市场也坚称不存在。“我们有的商户也会自己推货的，几万个商户，我们怎么辨别谁是商户谁是推包的，要是去阻拦拦到我们商户怎么办，这种情况从操作上就无法实施，纯属无中生有。”但几名推包工人指出，在商贸城的各个大门口和货梯入口处，随时有保安查货，“比如看到是广州货，但不是安路通的，必然会被拦下，有时候我们装作商户混过去，但更多的时候货就被扣下了。”

　　同样是物流公司，做生意的前提是给别的公司交钱，不然市场保安会帮着别的公司让自己的生意做不下去，这样的事，在北京诸如动物园、雅宝路等大的服装集散地，这些物流公司老板们都说没有遇见过。

　　北京市律师协会刑法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柳波表示，如果市场或安路通使用了暴力、威胁等强迫他人接受服务的行为，可能涉嫌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6条的规定，也可能会涉嫌《刑法》226条强迫交易罪。柳波称，被侵害者可以向公安机关等单位举报、控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