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制裁时代的伊朗：平衡国际收支至关重要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梅新育

　　后制裁时代的伊朗已经是许多国家的企业与政府关注的有潜力高增长的市场。但是，在评估后制裁时代伊朗的市场潜力时，我们首先必须看到，其外部环境仍然并不友好，开拓伊朗市场的各种潜在国际政治性风险仍然高于其它多数国家。尽管美欧取消了对伊朗的全面贸易和金融制裁，但伊朗与西方国家特别是与美国的关系仍未完全正常化。在西方仍然掌握着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主导权的今天，这可能给伊朗对外经贸投下政治性风险的阴影。近日美国有关部门借口中兴通讯(行情买入)公司违反数年前的对伊朗制裁措施而下令制裁中兴，就从侧面警示了这一潜在风险。

　　与此同时，伊朗与其周边和区域内国家的关系也多有龃龉。与沙特的全方位明争暗斗自不待言，伊朗还由此深度卷入了伊拉克、叙利亚和也门的战争，与巴基斯坦的关系中也不乏磕磕绊绊。因此，在伊朗的经济开发项目可能招来周边一些国家或明或暗的阻挠。

　　另外，伊朗解除外部制裁、开始全面经济建设，始于初级产品熊市，而且，伊朗因其在国际石油市场上的重要地位，陷入了“增产与保价不可兼得”的困境，因此，其对外偿付能力、对内投资能力都遭到极大制约。自从2015年以来，对伊朗全面重返国际市场后将大幅度增产石油的预期，一直是打击国际市场油价的重要因素。

　　即使是对油价走势相对乐观的国际能源署，在其2月22日发布的中期原油市场报告中也认为，2014年全球原油日均供过于求99万桶，2015年日均过剩200万桶，预计2016年日均过剩110万桶，2017年供需将趋于平衡，但巨大的原油库存届时仍将压制油价的反弹。国际能源署这份报告将伊朗列为国际石油市场供给增长的主要来源之一，预计2015-2021年间全球原油日均产量将增加410万桶左右，主要源于伊朗和美国增产。

　　从经济史来看，包括石油在内的初级产品市场一旦全面步入熊市，通常要历时10-15年才能重入牛市。考虑到整个初级产品市场从2012年开始逐渐滑入熊市，石油市场2014年下半年才在价格雪崩中坠入熊市，这意味着，在未来好几年甚至10年以上时间里，伊朗石油产量的增长会带有浓重的“贫困化增长”色彩。

　　在外部环境仍不很理想、主要出口产品和支柱产业陷入为期较长的熊市时，伊朗却制定了堪称惊人的一系列高指标。

　　伊朗高层提出，在后制裁时代实现年均经济增长8%左右，每年吸引外资1000亿美元左右。但2014年伊朗gdp才4153亿美元，1000亿美元其相当于gdp的25%，其可行性看起来并不高。

　　伊朗还提出，未来3年要迎接3000万外国游客，为此，仅德黑兰就要再修建至少250家星级饭店。但伊朗旅游业的现实情况距这一目标相去甚远。尽管伊斯兰革命前每年到伊朗的外国旅游者都有数百万人，但那已经是遥远的往事。伊斯兰革命、两伊战争、国际制裁等事件重创了伊朗旅游业，1979-1994年，到伊旅游的人数年均不足10万。即使伊朗政府从1991年起大力发展旅游业，2013年3月至2014年3月间，到伊朗旅游及朝圣的外国人也只有400万，伊朗想两年时间里就把外国旅游者的人数提高一倍半，难度很大。

　　对于中伊贸易，伊朗的计划是十年后年度贸易额达到6000亿美元。而2012年伊朗进出口贸易总额才1787亿美元，2014年gdp才4153亿美元。伊朗方面预期的中伊双边贸易额超过其当前gdp规模，现在又是石油熊市，这个目标也难以实现。

　　投资、进口（特别是资本设备进口）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发展所必需，但投资和资本设备进口的增长又往往会危及一国的国际收支平衡，甚至可能将进口国推向货币金融危机的深渊。特别是对于一个高度依赖初级产品出口的国家而言，其大规模引进、投资和经济建设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周期，牛市时能够成功的做法，在熊市时期可能导致国民经济翻车。纵览世界经济史，这类案例不胜枚举。1980年代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的重灾区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委内瑞拉、科特迪瓦、多哥、尼日利亚、扎伊尔等国无不如此。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取消对华全面贸易禁运后，中国也掀起大规模成套设备引进的高潮，在十年时间里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1970年代制定的“四三方案”（向美国、联邦德国、法国等西方国家大规模引进价值43亿美元的成套技术设备的计划）实施得非常成功，而1980年代初搞的“洋冒进”差点令中国经济翻车。这些经验教训值得其它国家汲取。

　　“四三方案”得以成功实施，在国内经济的基础是1969年和1970年gdp实际增幅连续超过16%、工业总产值实际增幅连续两年超过30%、财政收入增幅分别为45.8%和25.8%、财政连续盈余。在“四三方案”启动前夕，财政对科研的投入也开始恢复增长，超过了“文革”前的最高水平，加上此前的积累，为启动新一轮技术引进潮准备了必要的条件。1950-1969年间，中国仅有4年的进口额超过20亿美元，在1971年后，中国年度进口额便永远超过了20亿美元，1972-1974年连续3年进口增幅超过30%，最高增幅高达80.4%。

　　在大规模进口的情况下，中国非但没有像其它许多发展中国家那样陷入国际收支危机，反而在1971-1973年连续3年刷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年度贸易顺差纪录，1974年、1975年虽然出现了贸易逆差，但黄金储备和外汇储备显著增长，特别是外汇储备成倍增长，足以保持国家的国际清偿能力。到1976年、1977年，贸易收支就又恢复了顺差。在这个时期，中国计划进口维持适当规模，并实现了出口同步快速增长。从基辛格访华、我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1971年开始，我国出口增长陡然提速，1971-1974年出口额以美元计算连续4年增幅超过16%，最高增幅高达69.2%，1975年增幅也有4.5%。（以上数据是根据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司《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有关数据计算得出。）

　　当时中国出口快速增长，首要原因是石油产业完成了起飞准备，1965年实现了原油及石油产品全部自给，随后便成为石油输出国，催化裂化、铂重整、延迟焦化、尿素脱蜡等工艺和催化剂、添加剂制造等技术逐渐接近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从而得以抓住1973年10月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后油价暴涨的有利时机，成倍提高了我国石油出口收入。当时，日本高度重视获取中国石油(行情买入)，新日铁董事长、日中经济协会会长稻山嘉宽1973年1月偕通产省大臣中曾根康弘访华，便提出愿意协助中国开发大陆架石油。当年中国首次对日出口大庆原油100万吨，一举使外贸出口额增长104%。1974年，稻山嘉宽访华签订武钢热轧设备合同时又提出，中国可以充分运用延期付款方式从日本采购技术设备，可以每年出口5000万吨原油和500万吨煤炭以偿付技术设备货款。1976年，稻山嘉宽与通产省资源能源厅、石油业界共同起草了对华五年石油协议草案。正是在这样强烈的需求推动下，中国对日原油出口1973年才起步，1974年就翻了两番达到400万吨，1975年又翻一番增加到800万吨。（参见紫丁著《李强传》。）1978年2月，中日两国又签署了为期八年（1978-1985年）的长期贸易协议，中国向日本出口原油和煤炭，日本向中国出口技术、成套设备和建设器材。

　　再看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的“洋冒进”之所以失败，关键原因之一就是国际收支管理失衡。1978年，我国进口猛增51.0%达到108.9亿美元，导致当年出现11.4亿美元逆差，是新中国建国截至当时的年度贸易逆差最高纪录。1979年、1980年贸易逆差进一步攀升到20.1亿美元、19.0亿美元，1981年在强力控制才下降到0.1亿美元。为了偿付进口，我国不得不动用外汇储备和黄金储备。1978年末，我国外汇储备从上年末的23.45亿美元锐减至1.67亿美元，减少21.78亿美元，降幅高达92.9%。1981年，我国抛售了13万盎司黄金储备，年末黄金储备从上年的1280万盎司减少到1267万盎司。（参见《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我国还不得不在国际金融市场利率高涨之际借入高息现汇资金，年息高达15%，且半年结息一次，5年本息就翻一番。1979年，我国财政出现了1957年以来的首次国外借款35.31亿元，1980年国外债务还本付息便高达24.40亿元。

　　此后，国际支付能力受到了领导人、学者的高度重视。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中，薛暮桥同志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值得伊朗决策者和意欲开拓伊朗市场的企业参考：“为了加速实现国民经济的现代化，我们有必要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和设备来建设若干个投资大、建设周期长的现代化工厂和其它建设项目。为了保证按期偿还债款，我们必须长短结合、大小结合，以短养长、以小养大，作出长期规划，保证在今后十年、二十年或更长的时期内外汇收支平衡。如果一讲引进，就贪大求洋，一哄而上，不考虑外汇收支平衡，将有可能使我们在不久的将来受到外债的束缚，不利于巩固经济上的独立自主地位，这是必须尽力防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