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力打造参与全球治理的非政府组织
[对外援助归根结底是要通过援助来获取受援国和国际社会的认同，促进国家的利益，这些利益包括政治影响力、经济利益、外交利益和国家的声誉。如果只给钱而忽视了受援国各个相关群体的实际物质和心理需要，那么对外援助的效果将比较有限，甚至起到与援助目的相反的作用]
随着国力的提升，近些年来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步伐和力度都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中国希望在既有的治理框架下寻求改革和改良，例如更广泛参与联合国活动、谋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的更大发言权、确立g20框架；频频提出多边倡议，例如金砖合作机制、“一带一路”战略、亚投行、跨地区的多边论坛等；主动与主要大国协调全球治理的立场和政策，如发布《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建立“中美网络安全对话”机制等。
那么，未来又该如何进一步推动中国更好参与新时代的全球治理呢？
笔者认为首先要尽早明确战略目标。如果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战略目标在于避免损失，次要在于产生价值和利益，那么，中国的战略手段就会是被动的、触发性的、分散的和有限的；如果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战略目标主要在于创造价值、利益，同时力求避免在全球治理的大潮中迷失自我，那么中国的战略手段就必须做出相应改变。
在全球化4.0时代，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逃避全球治理的责任，何况中国这样体量如此之大的国家。对于中国的政策制定者而言，尽早意识到全球治理不可避免的持续演化和不断上升的重要性，是突破桎梏的前提。全球化4.0的大时代，无论是太空、极地、网络、环境领域，还是在更为紧迫的安全和经济治理领域，规则的制定之争早已如火如荼。在一个塑造规则和制定标准的大时代，一步落后，步步落后。对于中国而言，全球治理舞台是一个输不起的战场。
在明确了参与全球治理的紧迫感和价值之后，接下来就是中国必须尽快提升自身参与全球治理的战略目标。如果我们积极参与全球治理，那么除了能早日促进国际治理机制迈向更合理的方向，在政治影响力、经济收益、国家和民族的声誉等方面的受益也都可以预见。
全球治理要求中国的参与，而不仅仅是中国政府的参与。无论是传统的外交行为，还是新兴的公共外交，都要求政府扮演核心乃至唯一的角色，然而这种带有强烈“统治”特点的对外治理方式，与全球治理的根本特点格格不入，因为治理概念强调权威的去中心化、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治理方式的多样性。
将治理的理念融入中国的全球治理战略中，意味着中央政府要放权，要改变靠政府单打独斗的参与方式。在某些“高政治”的治理领域，如安全和军备控制领域，中国政府也许仍需承担首要作用，但在另一些“低政治”的治理领域，如海外投资、对外援助和环境保护等领域，中国政府需要首先放下自己的包袱、再积极引领、支持和培养各类半官方或非官方行为体，登上全球治理的前台。
参与全球治理要从周边出击
十八大之后，中国政府的外交重心从偏重大国关系转移到大国与周边并重，甚至将周边战略置于国家核心战略的层次。“一带一路”战略便是这种经略周边思路的体现，该战略力图通过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来塑造中国周边的地缘政治环境。如果说“一带一路”战略力图立竿见影地扩大中国对周边的影响力，那么积极参与中国周边的治理则能长期、稳定提升中国在亚洲乃至世界的话语权。中国周边的亚太地区治理不仅存在于经济、安全方面，也存在于环境治理、司法合作等方面。例如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就是涵盖经济合作、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禁毒与替代种植等领域的次区域治理的重要案例；而中亚地区的跨国犯罪、移民和极端主义也是中国参与地区和全球治理的重要突破口。此外太平洋和印度洋沿岸的自然灾害治理和防控机制也是中国未来的治理参与切入点。
总而言之，关注中国周边的治理需要，并投入相应的资源不仅与中国的周边经济和安全战略起到相互补充的作用，而且有助于帮助中国积累参与全球治理的经验，提升中国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影响力。
参与全球治理要把握关键节点并及时出击。全球治理的重要机制往往诞生于危机期间。危机会暴露既有结构和机制的问题，而问题的暴露往往是引发变革的必要条件。此后一般会引发预防危机和对变革的普遍期望，这种普遍的期望有助于克服集体行动中的困境，是推进机制变化的重要力量。在暴露问题和引发期望之后，危机为那些期待寻求改变的大国提供了变革的机会。这样的机会并不常见，一旦出现必将影响国家的战略决定和发展路径。
例如，作为一个在危机中诞生的新机制，二十国集团(g20)从诞生之初就成了西方国家应对国际压力的减压阀。随着金融危机阴影的消散，传统g7国家雄厚的经济底蕴使得它们重新攥紧了国际经济治理的主导权，金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治理的空间被大大压缩，一些大国在诸如减少赤字、调整国际货币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份额等具体承诺上的拖延也影响了其公信力。
历史的分析对于中国的全球治理战略的启示在于：“有危也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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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崔雪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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