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企改革暴风雨前夜：中石化员工称要告别铁饭碗了

　　中国淡马锡

　　李建明在2014年曾多次参与中央深改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织的关于国资改革的座谈谈论会。那些会议，大多是深改组听取改革意见和建议，参加者囊括了企业代表、行业组织机构领导、学者和官员等诸多方面。在一次会议上，李建明提出成立或改组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后，给予这些公司以充分权责利，要让这些公司能够真正将出资人代表的权利落地。否则，就很容易走回头路。

　　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和投资公司的出现，是中国对淡马锡模式十多年的研究和学习的结果。人们相信，新加坡淡马锡模式是最契合中国特点的国有资本管理模式。国资委太需要淡马锡模式在中国出现。按照新加坡政府的定位，淡马锡公司的任务是确保原国有资本不流失，能独立投资和经营，并能为新加坡的经济做贡献。它归国家所有，由政府负责全面监管，但经营却是完全市场化和自由化，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功。

　　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周放生说，“其实李荣融做国资委主任的时期，一直就在考察和学习淡马锡模式。李荣融甚至一度想把国资委改造成淡马锡，但中国太大了，体制机制与新加坡有很大区别，将国资委直接改造成淡马锡涉及到的问题太多，后来只好作罢。”但国资委一直到现在，仍对淡马锡模式青睐有加。他们试图将淡马锡的成功经验，拿到中国的一些央企身上。

　　现任国资委主任张毅也延续着对董事会试点的推广，2014年11月，张毅帅率团赴新加坡参加第20期赴新加坡淡马锡董事会运作实务培训交流暨国资委-淡马锡董事论坛，张毅要求深入学习借鉴新加坡淡马锡公司在公司治理方面的成功经验，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公司治理模式，进一步扎实推进中央企业规范董事会建设。

　　微妙的变化自去年开始出现。由于中国明确了成立或改组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的改革方向，淡马锡模式便被研究国资改革的人不断提及。而此时随着1+N方案的起草和即将出台，国资委内部关于淡马锡模式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少。

　　这种正在发生的微妙变化，向外界展现了在改革大潮真正来袭时，政府部门内部难以言说的情绪。淡马锡模式在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和投资公司上面的复制，意味着国资委职能将会发生巨大变化。

　　周放生说，国有资本管理平台的出现，其实是更进一步明确和落实国有资本出资人的问题。原本国资委的成立就解决了这一问题，但这些年国资委管人、管事、管资产的管理方式，其实把出资人和监管者的角色混在一起了。这是改革下一步要解决的问题。

　　越来越多的人都预感到随着1+N方案的出台，随着国资管理体制改革方向的明确，以及组建或改建国有资本运营与投资公司，国资委现在所承担的一部分出资人职能将被逐步交给这些即将出现的“中国淡马锡”手中。

　　周放生说，这一轮改革中，国资委需要将监管者和出资人身份分开，需要将裁判员和领队的角色分开。不管部门利益如何博弈，这都是大方向。

　　根据中央改革领导小组的分工，形成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意见，提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组建试点方案等，由财政部牵头完成，而非国资委。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截止到2012年年底，中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14.7万户（不含金融国有企业），其中：国资委监管113家中央企业集团（法人企业3.5万户），其他中央部门监管的法人企业1.3万户；地方国有企业9.9万户。

　　公开消息显示，2014年6月，有财政部的官员以“相关负责人”的名义对外称，组建国有资本投资和运营公司比较可行的方式是，现有央企集团分类合并改组为不同功能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以同行业中规模较大、实力较强、业内公认的企业集团作为发起人，改组建立综合性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如按不低于万亿元资本规模设计，可能会有大量小规模集团母公司被改组合并。这位官员还说，“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领导班子成员应由中央任免，可从现有企业集团领导班子成员中产生，实行董事会决策机制。”

　　根据上述财政部官员透露的信息，将现有央企集团直接转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以及在现有央企集团之上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这两种方式都不可行。前者因为，数量太多，后者因为等于借改革之名，在央企架构中加了层级。

　　中国企业联合会副理事长李建明说，“如果是在分类的基础上改组合并形成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央企的数量应该会从目前113家，减少到只有20-30家。”这些并不意味着，国资委的职能只会被大大弱化。李建明在一次座谈会上，向深改组建议道，“未来国资委的监管职能应该得到更加强化。现在国资委的监管对象其实主要是100多家央企，改革后，应该将尚未纳入国资委监管视线的国有资本，都纳入进来。”

　　“要告别铁饭碗了”

　　傅成玉提出的问题，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周放生已经思考了好多年了。国有企业的问题到底什么？搞好改革的关键到底是什么？“是人”，周放生说。

　　周放生曾担任国务院国资委企业改革局副局长，十几年的时间里一直在实际操作和研究国企改革问题。他说，“2003年国资委成立，解决了国有资产出资人的问题，现在需要解决国有企业主人缺位的问题。”

　　仅仅组建一批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和混改来解决傅成玉的追问，显然是不够的。李建明也认为，中国国企改革关键因素是人。但他的疑虑是，这些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权责利，究竟能够被改革文件确定到何种程度。他说，“如果权责利太少，那基本上等于给央企再找一个婆家，这其实是在开倒车，体制依然无法打破，董事会制度依然将会形同虚设。”

　　李建明将市场化运作的董事会制度能否建立视为是此轮国资改革核心。董事会制度其实自2003年国资委成立后，就一直是其力图突破的改革重点。李荣融担任国资委主任几年间，亲自推动了央企董事会试点。

　　至2015年1月，10余年过去后，国资委已经在74家央企中开展了董事会试点。但问题依旧突出：不少央企的外部董事有半数以上是中央企业退休下来的原领导；董事会仍未能与股东会、监事会、管理层等协调运转、相互制衡；一些央企董事会甚至形同虚设。一股独大所导致的腐败案例屡屡被爆出。

　　李建明说，国资委董事会试点十年，只证明了一点：不跟股权发生关系的外部董事，是解决不了央企的内部问题的。而建立一个具有股权关系真正按照现代企业治理理念的董事会，需要改革文件给予充分支持和鼓励，同时也需要通过混改等手段进一步实现股权多元化。

　　混改只是实现股权多元化的一种方式。除此之外，即将出台的1+N改革方案中，职工持股计划依然是其中重要一项。据悉，在众多设计和起草国资改革方案的小组中，有一个专门的课题组就是研究员工持股计划的。2015年1月，国资委已经审议了《关于混合所有制企业实行员工持股试点的指导意见》。

　　周放生对员工持股计划期待颇多，他说，这将是继国有资本出资人落实之后，下一步需要落实的国有资本主人缺位的问题。

　　不过，周放生遗憾地发现，一些参与改革方案制定的官员们，对员工持股意义的理解非常有限。同时，由于担心国有资产流失、私有化等敏感事件的发生，在政策制定上，对员工持股计划做出了诸多限定，改革方案的突破性远没有外界期待的那么大。

　　中石化广西贺州石油分公司卢启宁说，他无法去评价这些方案可能涉及到的内容，以及这场几乎波及整个国资体制的宏大改革将会改变什么，他说，“这是国家高层和集团高层考虑的大事情。但国有企业肯定是需要改，这一点毫无疑问。”

　　卢启宁所在的广西贺州石油分公司，有20多宗土地需要从政府划拨用地转为出让地，预计需要公司准备2000万元左右的出让金。这些都需要在今年年底前全部完成。除此之外，随着中石化混改的推进，其内部管理体系、任命和薪酬体系也将会发生很大改变。卢启宁说，改革的目标是，“管理人员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

　　也许很快，外界就将看到期待已久同时对这个国家影响深远的国资改革1+N方案。届时，中石化广西贺州石油分公司卢启宁将会发现，与他一样走进这场改革之中的人将以千万计。卢启宁说，“你可以理解为，我们要告别铁饭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