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文化在国家观念中的变迁
在国家博物馆里，我们看到一只陶鼎，它是良渚文化的一个样本。这鼎从浙江吴兴钱山漾出土，对此，会使人联想到一句成语：“问鼎中原”。
“中国”，本是个人文地理概念，在“中原”立国，即为“中国”——“中原之国”；同时，它还反映了国家制度观念，当王制确立后，所在的“中央之国”，便是“中国”；还有属于文化的道统那一面，也就是主义，一旦形成，又会出现一个道统“中国”——“中道之国”。
可“问鼎中原”，除了“中原”，还有“鼎”，何以要问“鼎”而不问别的？而且还要跑到“中原”来问，何以不问别处？“鼎”与“中原”因何缘起？
我们知道，最早的“鼎”，从“中原”裴李岗文化出土，可接踵而来的仰韶文化却弃“鼎”用“鬲”，划出一个史前文化中国的分水岭，分成了“用鼎文化区”和“用鬲文化区”两部分。
苏秉琦在《略谈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新石器时古》一文中指出：我国历史地理，大体可分为两大部分——面向海洋的东南部地区和面向亚洲腹地的西北部地区。他还特别强调了“东南”部分在文明进程中的作用，“流行于全国广大地区的以‘鼎、豆、壶’组合而成的礼器、祭器就是渊源于这一地区。”按照严文明的说法，“东南”部“用鼎文化区”，是从长江中游到黄河下游的两河流域之间的的半月形地带，也就是从江湖——“长江-太湖”流域到海岱的江浙和山东地区，这一带的考古学文化按流域分布，从南往北，江南是良渚文化，江淮是薛家岗文化，黄淮是龙山文化，都以“鼎”立。
仰韶文化对“鼎”与“鬲”的选择，也许初不经意，但一发展下来，就成为了文化分别。本来，鼎与鬲，皆为炊器，且为炊器中之大器，“民以食为天”的那个“天”，就要通过这样的大器来呈现，其差别，在于三足，鼎足实心，鬲足中空，宋沈括《梦溪笔谈》曰：“古鼎中有三足皆空，中可容物者，所谓鬲也。”其功能，在于盛煮食物。先民聚族而居，惯以大器聚餐，分食者众，若无分配机制，势必乱套，所谓“人口”问题，即滥觞于此，而管理“人口”，就在于分配食物，以此而有礼制文明。
因此，鼎与鬲的分别，主要就在分配食物的方式上，亦即对“人口”的管理上。对它们的选择，有可能体现了不同的制度安排，形制上的差异，或许被用来当作了文化区系的标志，当“绝地天通”来临时，二者的差异，又被赋予了国家起源的意义。以“鼎”为例，若以天地喻之，则盛煮食物之容器为天，鼎足为地，这两部分是的，能反映出“绝地天通”的国家意志。而“鬲”则不然，地足中空，与天腹相通，一付“上下与天地同流”的架势，显然不能作为“绝地天通”的国家的喻体。
还有“问鼎”二字，究竟问“鼎”的什么？我们回到这两个字的出处，来看《左传·宣公三年》怎么说：“成王定鼎……天所命也，周德虽衰，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由此可见，原来问的是“轻重”，论“轻重”，当然是“鬲轻鼎重”，因为鬲足，鼎足结实，由此虚实，而知轻重。且鼎、鬲二物，作为国之重器，迳往形体增大和重量增加方面发展，鬲之空足，也就越来越给人以立足未稳的感觉，不适应向着“重大方向”发展的需要了，故国家弃鬲用鼎，以鼎立国，此其二也。
何以“问鼎”还要问到中原？这一方面反映了太史公所谓“事起于东南，而收成于西北”的中国历史运动大势，另一方面也是“鼎”回老家寻根，带来了有关正统的国家观念。当年，裴李岗鼎文化流失于西北，到东南，与东南鼎文化相遇后，又被良渚文化连同国家观念一起送回来了。
原始鼎，是在陶釜下面立三个支座，虽然最早见于中原裴李岗文化，但江南河姆渡、马家浜文化也都有了，它们之间未必有继承关系，这样简单的构造，纯属实用功能的自然延伸，在哪里都有可能发生。物理功能简单，难免文化功能复杂，关键在于人所赋予的观念。没有比人的观念更复杂的了，再简单的构造，一旦与人的观念相遇，也会变得复杂起来，有时越简单的构造，被赋予的观念反而越复杂，例如一个简简单单的太极图，就被赋予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的观念，同样，一只普普通通反映先民生活方式和族居习惯的鼎，也变成了贯地人的主义的国家观念之鼎。
“鼎”之本义，在汉代许慎《说文解字》中这样说：“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显然，这是针对盛行于商、周的青铜鼎而言的，此前的陶鼎无耳。被赋予了国家观念的鼎，基本上都是青铜鼎。那个“鼎”字，究竟被赋予了哪些与国家有关的观念呢？首先，鼎被赋予了观念，问鼎，定鼎，鼎命，鼎业，都与帝王之位和帝王大业有关；其次，鼎被赋予了行政观念，如以鼎台、鼎臣、鼎辅、鼎司喻三公、宰辅、重臣之位；还有观念，如以鼎祚、鼎运、鼎革喻国祚、国运以及等。
而“鬲”字，不仅未能分享国家观念，反而被国家观念边缘化和异化，与国家有关的“鬲”字，只有一个，那就是“鬲国”，据说是夏朝的一个很不起眼的小方国，明显带有贬义，与“鬲国”有关的氏族，被称作“鬲氏”，后来还有作为行政建制的“鬲县”，这些都提不到国家观念的台面，更有被称作“人鬲”者，如果不是作为人格低下的奴隶，那最起码也是“被损害与被的一群”，由此可见鬲文化在国家观念里的失败。更有甚者，乃至于将“鬲”异化为“隔”，当作分隔、闭塞解。鬲本中空，足与腹相通，何“隔”之有？但是，在国家观念的支配下，“鬲”被做了新解释，那真是“叫你隔，不隔也隔”。
鬲让位于鼎，并非鬲文化区的整体失败，而毋宁说是一种，因为东南鼎文化区只是为鼎提供了形式因，还有质料因，也就是青铜，则由西北鬲文化区提供。
西北鬲文化区在玉石时代落后于东南鼎文化区，但却占了青铜时代到来的先机，早在马家窑文化里就已出现了青铜刀，不管这文化是原生的，还是舶来的，总之，只要比东南鼎文化区率先进入青铜时代这就够了。当以良渚文化为代表的鼎文化区带着国家观念和国鼎样式进入西北鬲文化区的中原时，玉器可为国玺，陶鼎岂能立国？必以青铜立之！正如良渚文化提供了一整套玉的文化以及有关国家观念的文明样式，而中原仰韶文化提供了实质性的国土一样，正是“从东南到西北”的鼎鬲两大文化区的统一，一个更为辽阔的中原地理王国出现了。
传说中，禹铸九鼎定九州，便是夏王朝的开始，可一代王朝留下的不应该只是个传说吧？一定有个夏墟在什么地方静悄悄的待着，只等着考古的铲子来重启它，把它从地下发掘出来。
那么，夏墟会在哪里呢？既然夏的命运跟鼎有关，那还是“问鼎中原”吧。果然，最早的青铜鼎，就出现在中原二里头文化中，那是一只圆鼎，三足鼎立，两耳竖起，高20厘米，口径15.3厘米，敛口，折沿，腹饰带状网格纹一周，器壁甚薄，以空心四棱锥状立足，壁内一侧近底处有铸残后修补痕，以此看来，此鼎，虽为目前所仅见，但是作为立国之重器，尚有遗憾。若问鼎之轻重，显然分量有所不足，器薄不够厚重，故以空足立之，壁内且有残破，略显草创痕迹，腹饰仅为网格，草率有如铜篱，与龙凤云雷及饕餮纹饰相去甚远，失之轻薄简陋，观之未有王者气象。
这当然不是什么镇国之宝，但也不可小觑，观其形制，锥足直立，如雨后春笋，如风荷出水，如青铜芭蕾，跳着冶金的舞步，展示其金属身份的优雅，为国家的鼎立提前做了预告。究其来源，陈剩勇在《中国第一王朝的崛起》第二章“夏鼎、饕餮纹与良渚文化玉器‘神徽’”中问道：流行用鼎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哪一个文化圈的陶鼎与夏商周三代的立国重器青铜鼎具有渊源关系？
他列出“用鼎文化区”各文化圈中陶鼎的典型器物，把它们与商代前期遗址中出土的青铜鼎从形制上作了比较，指出：黄河中下游的河南龙山文化、山东龙山文化的陶鼎，在器型上，均与夏商周三代立国的青铜鼎相去甚远，而长江中下游的薛家岗文化和良渚文化的陶鼎则与之相似，鼎足挺拔，昂然有翩翩之姿，鼎足与鼎身比例，亦与三代格范一致，尤其良渚文化陶鼎，器表或以蟠螭图案纹身，或陶表面饰以黑色陶衣，正所谓“禹作为祭器，墨漆其外而朱画其内”，已然具备了定鼎的原型。
但日本学者宫本一夫在《二里头文化青铜彝器的演变及意义》一文中，根据铸造技术的变迁以及作为彝器模型的陶器所属文化类型，指出，那鼎应属于二里岗初期，二里头彝器，仅有爵、斝等酒器，到了二里岗时期才有彝鼎问世，炊器才开始加入到青铜文化行列里。这种酒器优先的说法，似乎未将鼎作为文化区系的标识来考虑，仅从器物的实用功能方面做技术性的提示，而未能深究其普适价值，因而降解了它的文化意义，当其成为国体标志时，由于被忽略了来历，难免有着历史与逻辑的缺失。
历史的缺失，那就是刚刚发现的夏墟的线索，又随着那只鼎的转移消失了。因为夏王朝的头等大事就是禹铸九鼎，那可以说是“中国”出现的标志性事件。那鼎在，夏就存在，转移到商朝去，夏又失落了，仅凭那几件酒器，无法证明夏的存在。还有逻辑的缺失，那就是宫本一夫一方面强调了王朝更替下技术体系的连续性，一方面又从技术体系中取消了作为王朝标志性的鼎，在他看来，夏之为夏，也可以没有鼎，没有鼎的夏，那还是禹铸九鼎的夏吗？在我们看来则不然也，夏之为夏，必须有鼎。
宫本一夫指出，二里头的青铜彝器大部分为爵。爵为酒具，可为祭器，《尚书》中有“酒诰”一篇，对饮酒作了许多和种种，其中就有只允许在祭祀活动中饮酒的，其他场合，尽量不喝，喝也必须有，不能喝醉，不能群饮，更不能酗酒，免得跟商纣王那样喝得国破人亡。所以，爵虽为彝器，却上不了国家观念的大雅之堂，不能作为“中国”出现的标志。在国家观念的层面上，问鼎可以，问爵不行，爵多了，说明喝酒成风，对于国家来说这不是好事，桀纣之君都是爱爵不爱鼎。
开国铸鼎，禹铸九鼎，未闻铸爵。夏亡之时，鼎迁于商，商亡之时，鼎迁于周，亦未闻迁爵，而且都留下一堆爵在那里作为酗酒而亡的。有趣的是，宫本一夫从二里头文化中拿走了那只鼎，就像传说的那样“迁鼎于殷”——将二里头的鼎迁到二里岗去了，留下一堆的，从中我们如何能找到开国的？所以说，拿走了那只鼎，就等于拿走了青铜时代来临时的那个“最早的中国”。
“中国”的出现，并非国家起源，而是国家形态从区域化的方国向着中心王国发展，是不同的文化区系向着统一性的文化中国发展。“中国”，不是由那一种文化独创的，而是由多种文化合力造就的。首先，仰韶文化缔造了“中国”的基础——国土；其次，龙山文化形成了“中国”的主体——国体；还有良渚文化，作为龙山文化的，不光对龙山文化产生影响，还同龙山文化一道“问鼎中原”。
就鼎而言，三代彝鼎，不光形制效法良渚陶器，纹饰亦多仿效良渚玉器，这就使得新兴的青铜文化，在形与饰两方面综合了良渚陶文化和玉文化，使之在文化形态上具有了更高的统一性。
以商代早期郑州商城出土的杜岭一号方鼎为例，它就不像二里头出土的那只三足圆鼎，还保留了良渚陶器的形制，而是完全摆脱了良渚陶鼎的格范，它在纹饰上，也不像二里头圆鼎的网格纹那样简陋，而是仿效良渚玉器，它的饕餮纹饰，正如陈剩勇所指出的那样，就是从良渚文化玉琮、玉钺、玉冠状饰和玉三叉形器表面的神徽和兽面纹发展演变而来。但是，从夏墟二里头仿陶形制的圆鼎到商城二里岗青铜彝器特有的方鼎似有断档，从三足到四足，从网格纹到饕餮纹，中间应有一种圆鼎过渡。
过渡之鼎，应当形制似陶，纹身如玉，具有陶文化和玉文化的统一性的特征。具体说来，便是在二里头出土的那只三足圆鼎上，删除了较为草率的网格纹，代之以更为精致且富于神圣感和神秘性的良渚玉饰，并且以浑然厚重的体格取代原来俏然的轻薄之体，使之趋于国家观念中的国体的标准。当然，这样的一只鼎，目前尚未出土，但我们相信，它就在地下的某个角落里等待发掘，以期重见天日。
在国家博物馆里，我们还看到了另一只鼎，那是青铜四足大方鼎。该鼎，因发现于河南郑州杜岭街的商城遗址内，而被称作“杜岭一号”。出土时，鼎有两件，一大一小，大的是一号，小的是二号，并排陈列，形制和纹饰完全一样，都是方形，深腹，双耳，四足，鼎腹上部都饰以饕餮纹，两侧及下部则饰以乳丁纹。
鼎之本体为锅，原是个吃饭的家伙，纹饰里的饕餮，那就更是个吃货，而乳钉纹，则似乎与食之源头的母乳有关，将这些整合在一起，纳入到国家观念中，我们发现国家跟吃有关。
这口“大锅饭”究竟有多大？“民以食为天”，就像天那么大。国家观念中的人，抽象地说，是作为国家主体的“人民”。具体说来，便是一个个以吃饭为目的的“人口”。“人民”可以神圣化，可以作为“天”来对待，“人口”就不行了，得有个饕餮来监管。“人口”多了，“食源”不足，需要控制“人口”，“人口”少了，国家生产力和战斗力不足，又需要更多的人口，这是短缺经济状态下国家的尴尬。《吕氏春秋·先识》说，“周鼎著饕餮，食人未咽”，所谓“食人”，未必就是生物性的人吃人，其实是一种国家反应，最直接最有效的反应就是战争，通过战争来克服国家的困境。以战争来调节“人口”与“食源”之间的流动性——减少敌人，增加食源，就成为一个国家保持活力所必需的本领。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就要增加本国“人口”，提高国家生产力和战斗力，此即“以战养战，输毒于敌”。
所以，“食人未咽”，对外，可以看做国家发表的战争宣言，是国家对战争的号召和动员。饕餮，作为国家的标志，当然要反映国家的本质，就像的利维坦一样，国家都有“吃人”那一面，在饕餮纹里，就表现为“食人未咽”，在找不到经济增长方式的时候，战争的事情，就会经常发生。
但战争也要适度，过度了，就会像饕餮那样，因为吃得兴起，贪得无厌，而“害及其身”——把自己的身体也吃掉了，吃得“有首无身”。正如利维坦会反噬自己的国体，而必须关在立宪的里，中国利维坦——饕餮，也会反噬国体，将自己的国民吃了——“率兽以食人”，吃得国破民残，把自己吃成个“一夫”。可尽管中国没有立宪的，却有一条的，以抽之——“诛一夫”。
中国历史有个传统，对外吃将去，只要以天下观的名义，哪怕一直吃到西域去，那还算个“汉唐盛世”，若对内吃起来，吃得“时日曷丧，吾与汝偕亡”——吃出个来，便是“桀纣之君”。
杜岭一号鼎上，还没有露出国家本质的吃相，毕竟还是个开国之鼎，还带有开国时期的理想之光，饕餮纹上的那一对眼睛，虽然已经开了梭子形的“臣”眼，不像良渚神徽上那一双圆眼闪烁着赤子的和文明初曙的梦想，但是，我们从那凸起的眼睛里面，还是看得出一种“知”的成熟的眼神，看得出文明的慧根已立，文化的慧眼已开，那可是祖的在天之灵用坚定的目光穿透云层监护子孙，那张开的口也并非要“吃人”，而是准备着传达……就这样刷新从到历史的进程。
有人说，不了解饕餮纹，就不懂商文化。而了解饕餮纹，就必须从它的源头——良渚玉器神徽入手。李学勤《良渚文化玉器与饕餮纹的演变》一文，从八个方面阐述了良渚与商前期两种饕餮纹的关系，基本上说清楚了饕餮纹从良渚文化，经由龙山文化到二里头文化，再到二里岗文化和殷墟的演变轨迹。在《论二里头文化的饕餮纹铜饰》一文中，李学勤介绍了流传到海外的七件饕餮纹铜牌饰，它们的器型和纹饰都与二里头出土的饕餮纹铜牌饰相似。由此可见，饕餮纹确已在二里头青铜文化里出现过，并且已经迈出了从玉器纹饰进入铜器纹饰这一步，更何况那绿松石镶嵌的铜牌饰或许就是巫王合一的标志。
我们可以这么说，饕餮纹源于良渚文化，经由龙山文化损益后，进入二里头文化，发生了从玉器向铜器的，这一具有性的意义，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青铜时代，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青铜中国，却以金玉良缘的方式完成了文化的转型，转型由龙山文化完成，良渚文化则难免尴尬，因其玉文化已经完美到，一味地矜持着玉的高贵和典雅，没有跟上新时代前进的步伐。
转型完成的一个硕果，便是二里头文化，那就是夏。但转型完成的标的物，也就是“禹铸九鼎”的那只“鼎”，那只饕餮纹从玉器转移到青铜器上的“鼎”，还没有从二里头文化里出现。那饕餮，一直在良渚玉琮上占据着神圣的宝座，在二里头的青铜鼎上没有见到，却终于在二里岗时期出现了。
这只晚来一步的鼎，不能作为夏的确切证明，但是，已将夏的存在推近，仿佛就在敲着那个“最早的中国”——夏朝的门，是命运在敲门，却以了的名义，在这里，我们碰到了中国第一人，那就是汤，也就是《易》曰那位“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顺乎天而应乎人”里的“汤”，他也许就是杜岭方鼎的主人，他那时所面对的就是“率兽以食人”的桀，当其“食人未咽”时，汤就了。
对于有夏一代国鼎，我们不妨这样来看，亦即禹的开国之鼎被之君桀搞丢了，而桀的之鼎又被汤革掉了，留下的那只三足圆鼎，或为禹鼎之小样和草稿。真正的开国之鼎，只有这一对杜岭方鼎，尤其是杜岭一号，不仅有着帝王气象，更有其理想，那一身乳钉纹，仿佛向天下宣告：普天之下，有饭同吃，有乳同享。那是一口怎样的大锅饭！君不见，故宫门墙上那些的乳钉纹样，它们是否还记得当年汤武的初心，是否还带着国家起源时那个“最早的中国”的梦想？诗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