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发力“小基建” 打造新兴“增长极”

　　近期数据显示，基建投资明显发力。8月财政支出同比增长26%，财政赤字较去年扩大2078亿元至3173亿元。与此同时，国家越来越强调“精准发力”，基建投资的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城市市政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为主的“小基建”，正在取代以“铁公机”为代表的“大基建”；在区域结构上，中部已经取代占据中国经济版图重要地位的东北和东部，成为新的基建“增长极”。

　　基建投资发力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就开始了。近20年来，基建投资基本上集中在交通运输(以“铁公机”为代表)、水利枢纽、电力供应、物流仓储等“大基建”方面。一方面，出口导向下的物资运输，需要高效率、低成本的“大基建”体系；另一方，长期计划经济下重化工业过快发展，基建历史欠账需要弥补。但是，城市市政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为主的“小基建”发展较为滞后。

　　近年来，中国出口的成本优势正在褪去，技术优势还在艰难地孕育中。2014年8月，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全球制造业成本变迁报告》显示，如果美国制造业的成本为100，中国则是96，仅仅比美国低4个点。同时，发达国家重拾制造业，新兴国家分流中国制造。因此，出口导向需要向内需导向转变，这也是发达国家从工业化到城市化转变的一般顺序。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截至2010年，全球城市化率和工业化率的平均值分别为50.9%和26.1%，二者比值为1.95%，发达国家的比值在2.5-4.5之间，即城市化远远快于工业化。中国这一比值仅为1.09，城市化(51%)慢于工业化率(46.8%)，如果扣除没有“本地化”的城市非户籍人口，比值更低。因此，中国内需的潜力非常大，而释放内需潜力就需要增加市政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为主的“小基建”投入。

　　过去10年，我国“大基建”布局非常迅猛，投资规模从2004年的1.75万亿元到2014年的11.22万亿元，年均增长率20.42%。特别是进入“十二五”后，基建投资增速提升至25%左右，加码力度明显。未来，尽管在“一带一路”、中西部地区等还有“大基建”的空间，但在“铁公机”国土平均覆盖密度超过美国、中西部人口集聚不够、控制地方财政和债务风险等情况下，“大基建”高峰期或已过去。

　　我国最大的内需就在于城镇化。目前，在国内各大城市，轨道交通、地下管网、水电煤气、通信网络、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供给不足，质量不高，成本较高。因此，不管是扩大现有城镇消费和投资，还是让2.7亿城镇外来人口“本地化”，还是提高城市(镇)对人口和产业的吸附能力，都需要加大“小基建”建设力度。

　　目前，由于一线城市房价高、生产生活成本高、空间逼仄、限制土地供给、控制人口流入、环保诉求强烈，新兴产业正在酝酿升级，传统制造业开始向内地转移，未来走向效率驱动的精细化增长，“小基建”投资空间难扩大。因此，“小基建”投资的空间布局应集中在人口流入重点、传统产业移入和集聚重点的二线城市。

　　一个可喜的迹象是，去年以来，包括杭州、武汉、郑州、成都等在内的二线重点城市，其经济增长速度、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人口净流入、房地产开发投资等指标，都进入了国内各大城市TOP10以内，特别是10%左右的经济增速远超一线城市的水平。这些城市或者是区域交通枢纽(武汉和郑州)，或是传统农业大省省会城市(武汉、郑州、成都)，或者是新兴产业发展较为快速的城市(如杭州).

　　近年来，一线城市与上述二线城市间“人便于行、货畅其流”的格局基本形成，产业转移与协同、物流配送效率空前提高。同时，这些城市土地成本低，所在省份均为人口大省，人工成本低，城市生产和生活成本也较低，传统产业迅速向这些二线城市转移，具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

　　一线城市和东部沿海传统产业如电子信息、家具建材、整车装备、纺织服装等纷纷向这些城市转移。同时，上述城市结合本地资源优势发展特色，比如郑州发展食品加工及冷链，武汉高校集中发展光电子信息，杭州基于阿里巴巴发展电子商务和大数据等。“就业跟着产业走、人跟着就业走”，产业集中了，人自然就集中了。

　　2013年《中国各地人口净流入流出示意图》上，成都、武汉、杭州和郑州列第9、11、13和16位。人口、产业集聚是楼市发展的动力，武汉商品房销售面积2014年位居全国第一；杭州今年上半年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长142%，居全国第一；全国最大新区——郑州郑东新区逆袭为现代商务区。近几个月，这几个城市房价涨幅也进入70个城市的TOP10.

　　产业和人口集聚以及房地产的发展，带来城市经济的集中，武汉、郑州和成都创造的GDP分别占到全省的37%、21%和33%。今年上半年，上述四个城市GDP分列全国第8、9、11和18位。城市化推进，对于“小基建”投资需求显著增加。上述城市以轨道交通、地下管网、水电煤气、通信网络为主的“小基建”投资年均增速在38%-40%，远超过全国20%左右的增幅。“小基建”发力意在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城市对人口、产业等资源的吸附能力进一步增长，这是我国未来城镇化快速推进的重点区域，而这些城市及其辐射范围将成为我国未来经济新的“增长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