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改革要有“倒计时”的紧迫感

　　近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公安部副部长黄明透露，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4个省区市出台了具体的户籍改革实施意见。此时，距离2014年7月21日国务院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已经过去整整14个月。在1年多内，各地对于户籍改革先后制定了改革目标与具体的执行时间表。

　　户籍改革的核心并非一纸城乡的差别，而是附加在户籍之上的种种福利。据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辜胜阻统计，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导致了60多种城乡间的不平等福利，涉及就业、住房、医疗、社保等方方面面。推进户籍改革，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自然是众望所归，但多年来纠结在改革成本、落户标准等细节问题上，“单兵突进”虽有亮点，总体上却“雷声大雨点小”。此次24个省区市出台了户改实施意见，明确了执行时间表，毫无疑问是改革的一大步。

　　一者，这说明改革共识已经凝聚。对事关全局的根本性改革而言，凝聚改革共识、迈开改革步子往往是最困难的。二者，说明改革逻辑也已理顺。改革当然会面临很多问题，但改革就是为了解决问题；改革需要付出成本，但不改革、拖改革的成本可能更大。时间表对于推动户改的重要意义，就类似于开车挂好前进挡、踩下了油门，虽然起步速度不一定很快，但却是驶向终点最为重要的第一步。

　　报道称，多个地方将户改的时间表划定在2020年，并定下了不同的转移农业人口数量目标。时间表一旦划定，标志着户籍改革进入进行时，必须争分夺秒地啃下户籍改革“硬骨头”。

　　首先，要为消化户籍改革成本寻找解决方式。户籍改革始终无法全面推开，最大的争议在于高昂的户籍转化成本。2013年中国社科院发布《城市蓝皮书》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人均公共成本为13.1万元。有学者据此测算，全国完成户籍改革需要在各项民生福利上付出超过50万亿元的成本。然而，近年来学界对这一问题也有了全新的分析视角。比如有学者研究认为，户籍改革可以促进劳动力流动，带来效率改善和生产力提升，分步实施的改革收益完全能抵消成本，这一理念正在重庆的户籍改革中付诸实施。此外，也有学者建议重新划分中央和地方的公共服务角色，在义务教育、医疗等基础领域由中央财政承担更大责任，而地方则在改善福利上推进“逐步享有”。探索“中央保基本、地方加福利”是否可操作可复制，也是改革时间表里的重中之重。

　　其次，按照户籍改革分类推进原则，不同规模的城市需要时间来摸索新的社会治理方式。对一线城市而言，一方面要治理因为人口过度集中带来的交通拥堵、环境恶化、住房拥挤等问题，另一方面也要通过调整落户标准来改善人口结构，为城市更新提供人口流动性；对降低落户门槛的中小城镇而言，则可能迎来户籍人口的快速增长，这也意味着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提供更丰富的医疗、教育、娱乐等社会服务。

　　再次，则是要探索解决农民进城的操作方式和后续问题。在一些发达地区，附着在农村户口上的利益逐渐丰厚，很多农民并不愿意进入城镇。户籍改革必须以自愿为前提，尊重农民意愿。因此，对这部分人而言，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经济实力以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也就完成了实际上的市民化。但除此而外，对于那些愿意进城的农民，如何处理其宅基地财产权、土地承包权、林地承包权等，恐怕更需要在顶层设计上早作安排，才能让户籍改革加速前进。

　　从改革的重要性、难度、涉及人群来看，户籍改革无疑是“最难啃的骨头”之一。但户籍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日益凸显，时间表既出，就更应怀着“倒计时”的紧迫感，在改革中解决问题。 (张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