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国内形势深度解析：中国经济国内外形势还有未来的机会
所谓焦虑，大家如果具体看的话，就能感觉到，一个是通货膨胀的压力上升很快，货币没有锚，人民对人民币的购买力的信心越来越糟糕。另一方便我们去杠杆财政紧缩，中国要进行结构性的调整，未来都会出现持续、大的经济下滑的压力。
过去我们经济跑这么快，GDP长这么快，可是我们的股票长期都是跌的，没有任何的进展其实就是分配的问题，过去十年我们是通货膨胀的经济，谁都知道通货膨胀是经济体中最大最大的税收。股票成长正常的经济的因素都被通货膨胀、被政府高额的税收，被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扩张都吃掉了，股票怎么还能涨呢？
一定是割韭菜，所以未来我们要走出这个焦虑时代，解决的就是一个分配的问题，怎么样从一个通货膨胀型的经济模式，真正走出来的一个过程。
当然，今年对中国人来讲，这个说法有点迷信，说中国人逢8就会遇到一些大事，当然这个事有可能是好事有可能是坏事。
1978年改革开放开启了一个发展的时代。1988年是通货膨胀，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蔓延成全球的金融危机。
关键是我们急需有这样一个战略的机遇期，要打好三大攻坚战之首，金融风险要去杠杆，我们要软着陆，这个时期我们特别需要有一个外在友好的支持的因素，对我们进行对冲。
但这时候美国翻脸了，相当于我们希望慢撒气，美国给我们放了一根针，压缩我们的空间，有可能处理不得当，一不小心这个泡沫刚性破裂变成一地鸡毛。增加了我们整个宏观层的宏观决策的难度，带来高度的不确定性。
假定有两个经济体，一个富有，一个贫穷。富国是10万块资本，300个人。穷国是10块钱资本，3000个人。前者类比是欧美和日本，后者是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这两个经济中间之前有一道蓝墙隔开，大家各过各的日子，穷就是没资本，没资本就没有提高生产率的手段，很大程度靠人力、靠自然力，经济进步就很慢。富国资本雄厚，可以转化为生产力，所以贫富差距会拉大。
现在把蓝墙打通，就是改革开放，把这个壁垒打开。打开以后：两个经济体加到一起算，资本总量就变成10万零10块钱，人口总量是3300人。要素的相对比例都发生变化，用我们熟悉的话就是“竞争格局发生了变化”。
第一，富国的资本总量只加了10块钱，但是人口总量加了3000人来抢，原来300人用10万块钱，现在3300人用10万零10块钱，所以资本的稀缺程度提高了。为什么全球化以后，华尔街可以赚到很多钱，道理就在这里。
第二，富国有科技，3300人来抢科技，科技的稀缺性也提高了。但是富国经济的麻烦是，原来只是在300人现在要3300人一起竞争工作机会，劳动者的竞争加强了，这个过程中，富国的劳动者蓝领、下层白领难受了，因为他要面临3000个原来收入只有1块钱的力量的冲击，不会干拉倒。所以，发达国家失业率特别是年轻人的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
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二战后发达国家的橄榄型的社会结构被破坏，全球化以后两极分化严重，基尼系数上升。
现在这个全球格局，发达国家、美国的平均水平是在下降的，但是中国在提高。我们的人均GDP从1978年的200美金，升到现在的8000美金，深圳是几万美金(25000)。而美国呢，从1978年的13500美金升到现在也就5万美金。
所以，特朗普也出现了，特朗普反映了一个趋势：所有大的变化中，并不是每一个人、每一个集团、每一个板块都同等可以获得收益，有高有低，有得有失，所以社会矛盾就会起来。
中国这些年赚了巨额的高额顺差，而美国比较优势没了，经济以外的规律就要发生作用了，贸易摩擦，制造壁垒，甚至国际紧张，都来了。金融危机也来了。
从外部看，我们现在的经济下行首先就是全球的外需收缩，全球外需如果你是一个主要靠内需发展的，对你影响就小。偏偏我们在高速增长当中，我们是高度依赖外需的，那当然影响更大。
中国高歌猛进的全球化，就是因为有成本优势。我们不开放真是白穷了多少年，一开放发现穷就是竞争力。穷就是工资低，工资低就是成本低。同样一个产品成本低叫价就低，全世界的买家都是一样物美价廉当然买你的。
但是现在这个成本在变化，劳动力成本、土地、能源，所有的价格都在经济高速增长中变化，最典型的例子是曹德旺在美国设厂。
仅仅把中国崛起归因于劳动力便宜，不准确，因为劳动力便宜并不能解释中国的崛起。没改革开放前，劳动力更便宜，那个时候没有中国奇迹，现在看非洲很多国家的劳动力比我们还便宜。不是要素便宜就能够变成竞争力，要素变成竞争力要变成产品，要素变成产品要组织，组织要在一个体系里头运行。这就引申出来了体制的问题。
有了体制改革，才有下面的一环扣一环。劳动力解放出来去哪里就业?这又逼出了民营企业。产能出来了，市场在哪里?所以又逼出了WTO谈判，1997年签约，五年预备期，2002中国冲进去，把原来的障碍打开了，这才冲到了全球化的前沿。
所以，中国的成本优势不完全是原来的劳动力便宜，主要是第二项优势，通过改革，把原来奇高无比的制度成本大幅降下来了。
就是这套挺土的打法，把我们的体制成本，几位诺贝尔奖得主给出的理论，在中国非常显著地降下来。体制成本下降，加上原来的要素成本低廉，结合到一起再加第三个力量——学习曲线。最终构成了后来的“中国故事”。
但是现在新问题来了。新问题是成本又上来了，原来的成本优势消失了。现在我们一般讲成本优势消失讲的都是劳动力、工资在涨，这个问题当然存在，但是被大家忽略的是：我们的体制成本重新在高速增长当中举头向上。
体制成本上升表现在什么地方?比如，我们到今天也没有达到税收一定要法定，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规定的，我们现在很多的税收是行政部门直接定的，抽税的人定抽多少，政府定了，不经过的审核。那这个就很容易一下子收过头。
现在没有什么资本主义的大帽子，但是小绳索挺多的，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这些事情加到一起摩擦系数大了。高速长的时候加大摩擦没有关系。问题是外需一收缩，这些变量就来了。
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三次婴儿潮中，1963-1973年第二次婴儿潮是中国资本市场当前的一个主力，这波人口出生高峰开始进入40岁之后，它会成为资本市场的主力。
所以我们看05年之后，中国证券投资的开户数是出现了极大的飙升，实际上是60后这波人口进入投资高峰的年龄所产生的结果。这个年龄实际上对于整个金融市场来说，它的一个红利期会滞后于人口传统红利至少20年，因为传统人口红利可能16-20岁已经开始体现出来了，但是对于投资或者或者金融资产来说，要接近40岁才会进入一个高峰，所以会滞后正常人口红利20年。
中国30岁以下的人口红利开始消退，年龄中位数37岁且在加速上升，老龄化加速，对实物消费、房产消费、农产品消费等带来巨大影响；
这次贸易战一打把中国的科技短板给打出来了。其实科技短板背后是我们落后的低效的教育，我们不能源源不断地为这个国家的经济、为中国的经济培养源源不断的独创的精神。所以，教育产业发展的空间会非常大。
中国看病、中国的教育，中国的养老是未来人民对美好生活最集中的三个方向的向往。这些方向的产业的价值，正在以非常快的速度急剧上升，这代表未来中国跨越时代新的内生动力的形成。
传统牛市因为波动大，且非理性，所以过去的20年中任何一次中国牛市的持续时间都是世界上最短的，是一个短期巨大的波动，最后的结果就是一个巨烈波动的市场，而这样的市场最后的结果一定不是财富的增值，而是一个对全社会而言的财富再分配。
而像美国这种，三十年牛市，中间被金融危机打断几次，但整体30年波动率很小，美国指数可能一年涨10%—20%，（而我们的指数，像创业板指数当时半年就能涨5倍以上）并且美国这种牛市也是分化的。
传统牛市不可能再现的重要原因：管制红利的消失，筹码的稀缺性消失，和香港的完全联通和IPO的常态化，使得A股已经变现实现了注册制，筹码的稀缺性一去不复返。
总结起来可以这样讲：经济长周期很可能已经走出下行周期，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灰犀牛”也开始逐一得到排解，或者在排解的过程中。与此相比，中短期的经济波动都不足为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