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以雷：对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看法及未来走势的几个判断

　　让我当主持，有一点诚惶诚恐。尤其是有一位正觉寺的真主持坐在这里。我们这次旅行是文化和自然之旅。陶大哥很睿智，独具匠心，加了这么一次经济形势报告会。其实这很有逻辑性。因为只有把经济搞好了，才有实力更好地保护自然，更好地繁荣文化。另外，大家也确实很关心当前的经济形势。当前的经济形势错综复杂，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如何很好地应对变化，排忧解难，成为大家都很关心的课题，需要高人指点迷津。恰好我们团又有这么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不用也是资源浪费。这就成就了我们戏称为长白山敦化论坛的这次报告会。报告会虽然规模很小，但层次却很高。在座的各位都是高人，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但有趣的是，偏偏选了两位矮个子，一位做主旨报告，一位做主持人。但此矮个非彼矮个，刘以雷教授虽然个子不高，却是真正的高人。具有“三高”的特点：一是智商高，二是情商高，三是水平高。经济学家有两类，一类是学院派出身，然后结合实际去研究经济学。另一类是从实践中成长起来的，一开始就注重结合实际，然后上升到理论，再指导实践。刘以雷教授属于后一类。他先是研究兵团团场经济，然后研究兵团经济，再研究西部经济、全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前两天我们去看了吉林陨石博物馆，他又开始对宇宙的问题感兴趣了。刘以雷教授担任过新疆兵团国有资产经营公司、董事长和兵团国资委，兵团党委和兵团行政双料秘书长。多年研究兵团经济和新疆经济。出版有20多部重要的著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讲话。他还是中央财经大学、新疆大学等十多所大学的兼职教授和客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他也是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的重要成员。其很多观点不乏真知灼见，极具指导和借鉴价值。

　　谢谢主持人的一番勉励，我是第一次在神圣的佛堂讲经济问题，心里也不踏实，若有不妥或冒犯还请原谅啊！

　　大家上午好，非常感谢陶大为老兄和嫂子的周祥安排和热情接待，使我们夫妇俩从大西北来看到大美东北吉林风光，还要感谢在这次吉林考察学习过程中为我安排的这次就当前经济问题为主题的汇报交流，还要感谢大为老兄这个非常好的创意，让考察团的成员根据自己的社会角色来做主题交流发言，其实我们每个成员在自己的领域和岗位上干的都是风生水起，在全国可以说都是最出色最优秀的，让大为老兄讲、贵君治中国、宜勇讲海南自贸试验区、鄂生讲央企改革、永平讲5G和新兴产业定会十分精彩，建议今后形成制度化的议题，所以说这个“版权”是您大为老兄的。

　　说实在话，在讲之前我心中还是有顾虑的，一是经济问题是当前的最热点问题，全社会都十分关心，而我长期在西部经济第一线工作，对全局全国宏观经济的研究不深不透，加之信息不对称，很难说出一二三；二是经济学不像理学、工学其他自然学科，航天、不懂就是不懂，不会去发言，但经济学也是研究人、社会的学问，站在不同角度都能说出意见来，可以说是“横看成岭侧成峰”。所以，我在心理上是顾虑的，但陶大为老兄及朋友盛情，只能“恭命不如从命了”。

　　各位朋友，关于当前我国的经济，前不久7月15日国家统计局毛盛勇副司长，也是新闻发言人就我国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的规模、投资、生产、消费和进出口等指标都向全社会作了发布，但在社会上反应各一，认识很不统一，主流媒体一般都认为我国经济韧性很足，发展空间还很大，主要指标在合理空间运行，基数大、增长一个点也不易啊等等鼓干劲、增强信心文章居多，其实还有很多专家学者发出不少理性分析文章，认为当前我国经济还面临很多困难和问题，下行压力依然很大。讲中国经济形势问题不能不说世界经济形势。

　　各位朋友，由于中美贸易战影响，世界贸易紧张局势得不到解决，国际政策高度不确定，商业信心不断减弱，全球经济增长正在经历着全面放缓。为了应对当前的经济形势，全球主要国家央行也逐步放松货币政策，以对冲贸易摩擦所带来的经济下行风险。受国内外因素的共同影响，中长期全球经济增速放缓趋势很难改变，所有主要发达经济体和大多数发展中区域的增长前景都转弱。根据联合国《2019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年中报告》预测结果显示，世界生产总值在经历2018年3%的增长之后，增幅将在2019年放缓至2.7%，贸易局势持续高度紧张对全球增长构成极大威胁。当前世界经济虽现出几个明显特点。

　　今年以来，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全球贸易、投资、工业生产等活动放缓态势更加明显，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和逆全球化对全球经济活动的干扰加大，主要经济体至少70%以上都面临程度不同的经济下行压力，发达国家货币政策拐点显现，部分新兴经济体出现金融动荡，世界经济处于周期性见顶回落阶段，下行风险加大。6月摩根大通全球综合PMI为51.2，与上月持平；摩根大通全球制造业PMI为49.4，较5月回落0.4个百分点。各主要经济体制造业表现均不佳，美国、欧元区和日本制造业PMI分别从5月的52.1、47.7和49.8回落至51.7、47.6和49.3。从目前形势看，中美经贸谈判重启、主要国家以宽松货币政策应对当前经济增速放缓等都将对今年世界经济走势和金融市场稳定产生较大影响。

　　中美贸易争端升级削弱了企业和金融市场信心，加大了全球投资和贸易增长的不确定性。由于贸易争端得不到解决，关税越来越高，加征关税和相互报复循环往复，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出口严重依赖受影响经济体的国家将会产生严重的溢出效应。国际贸易活动长期低迷也会削弱投资前景，并对中期的生产力增长产生不利影响。

　　美国经济呈现阶段性温和扩张态势，但整体放缓趋势不变。今年以来，美国宏观经济数据分化，引发了宏观政策决策的分歧。一方面是较好的经济增长与就业形势，另一方面是较差的消费表现和PMI数据。近期由于美国宏观政策频繁调整，经济增长虽相对强劲，但非农就业增速放缓，长短期国债收益率出现倒挂，经济放缓趋势明显。从美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看，经济增长率达到3.1%，超出预期；失业率进一步降至3.6%，为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最低值。但是美国经济下行的风险在增加。5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和服务业PMI大幅下降，其中，制造业PMI降至50.6%，创2009年9月以来新低；服务业PMI降至50.9%，创2016年2月以来新低。3月和5月分别出现的长短端美国国债收益率倒挂，且倒挂程度进一步加深。美联储加息进程明显减速，并将于9月停止缩表。受此影响，美国重拾升势，美元指数先贬后升，波动加大。市场普遍预期美国经济滑向周期性衰退的概率增大。

　　欧元区经济增长动能减弱，短期面临更多风险与挑战。受全球经济放缓、贸易摩擦加剧、英国推迟脱欧等因素影响，欧元区经济疲弱态势难以扭转，欧洲央行也将继续维持宽松货币政策。虽当前欧洲经济处于持续增长过程中，但增速较为缓慢，并且缺乏上行动力，制造业整体低迷，经济前景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德国经济正在持续面临下行压力，英国悬而未决的脱欧进程对疲弱的欧元区经济构成进一步威胁。欧盟委员会对欧元区2019年GDP增速维持在1.2%不变，2020年小幅下调至1.4%；对欧盟GDP增速预测分别维持在2019年的1.4%和2020年的1.6%。

　　日本经济增长动能不足。今年以来，日本经济依旧增长动能不足，工业生产持续回落，出口增长放缓，景气动向指数连续数月持续下滑。受中美两国贸易争端重启，及贸易保护主义的加剧等因素影响，6月末，日本出口再次下滑，连续7个月出现负增长；制造业订单减少，制造商信心指数7月跌至谷底，创三年来最低值，作为资本支出领先指标的核心机械订单5月下降7.8%，服务业核心订单下滑9%。同时，日本对除印度以外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也呈下降趋势。

　　新兴经济体表现继续分化。国际金融危机后，新兴经济体表现持续疲弱，2015年甚至直线下滑，俄罗斯、巴西一度陷入衰退，2016年整体略有回升，2017年以来逐步复苏回暖，2018年经济增长总体较快，但内部表现分化。在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回升的带动下，俄罗斯经济企稳回升，2018年增长2.3%，预计2019年将增长1.4%；巴西经济摆脱衰退，2018年增长了1.1%，预计2019年将加快至1.7%；印度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2018年增长了7.1%，预计2019年将增长7%；南非经济增速去年下滑至0.8%，预计今年将回升至1.4%。

　　在全球经济贸易增长放缓、贸易摩擦加剧、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的背景下，新兴经济体总体面临外需拉动减弱、金融市场波动加大等方面的挑战，同时放宽货币政策立场使得中期金融稳定风险提高，债务问题和地缘冲突多点频发也带来诸多不确定性。针对增速放缓和通货膨胀减弱，主要国家中央银行放宽了各自的货币政策立场。近期对货币政策所做的这些调整有助于稳定全球金融市场以及资本流入新兴经济体。但长期实行宽松货币政策会加剧金融失衡，包括进一步助长债务累积，使金融稳定的中期风险提高。

　　1.美国在全球制造贸易摩擦给世界经济稳定增长造成巨大风险。特朗普政府奉行“美国优先”，以所谓的“公平贸易”为幌子，大搞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中美贸易争端重启导致全球贸易环境的恶化，而贸易行业和制造业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全球最大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冲突不仅影响了全球贸易格局，对于刚刚有复苏迹象的全球制造业也是一个打击。在中美贸易前景不明朗的预期下，给全球贸易、投资、生产活动和世界经济稳定增长带来巨大风险。

　　2.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有可能引发新的金融风险。全球货币政策转向宽松，虽有助于对冲经济下行压力和缓解新兴经济体的融资压力，但也会加大全球、汇市、债市和商品市场波动和走势不确定。特别是在货币政策尚未恢复常态的情况下再度转向宽松，也压缩了应对经济衰退的政策空间。今年美联储虽减缓加息缩表进程，但美国经济减缓将会带动全球经济进一步减速，在全球债务和杠杆率高企的情况下，资产价格泡沫破灭风险将威胁世界经济稳定。

　　3.地缘冲突频发和大国博弈加剧给世界经济带来诸多不稳定不确定影响。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经济安全格局深刻调整，地缘冲突多点频发，大国关系分化重组，战略博弈加剧，风险因素和不确定加速积累，对全球经济、金融和大宗商品价格等的影响加大。中美贸易争端重启、美俄战略冲突或将升级，日本对韩国进行经济制裁、英国脱欧悬而未决等冲突多发频发，全球和平发展环境将受到严重威胁，对世界经济贸易将产生难以预估的严重影响。

　　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科技不断催生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和新产业，并加速向传统产业渗透融合，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加速调整重塑，数字经济、共享经济、智能制造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新动力，这些都是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希望。但同时需要警惕美欧发达国家经济，特别是中产阶级和传统产业部门，过度依赖量宽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复苏，将有可能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导致社会层面民粹主义盛行，经济贸易领域逆全球化潮流高涨、保护主义大行其道，将会给全球贸易投资环境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

　　所以说，整体上看，今年上半年经济转弱的特征比较明显，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持续蔓延，贸易和投资争端加剧，全球产业格局和金融稳定受到冲击，世界经济运行风险和不确定性显著上升，国际投资者信心明显不足。同时考虑到外部经济下行、中美贸易战重启，经济反弹仍面临诸多掣肘。这是我对当前世界经济形势的一个基本判断和结论，这对已经高度融入全球化的我国经济来讲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挑战。 第二个大问题谈谈当前我国的经济形势及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进入2019年，研究经济的朋友是眼花缭乱，我国经济稳中求进、稳中有忧，经济下行的压力有所上升，尤其是在中美经贸摩擦加剧背景下，我国经济所面临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严峻，与自身发展所面临的不充分不平衡问题相叠加，使得稳增长、防风险的难度加大。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依然错综复杂。从外部环境看，不确定性因素有所上升，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速同步趋缓，地缘不稳定和经济运行风险加大；从内部环境看，解决国内长期存在的结构性、体制性矛盾需要一个过程，国内改革攻坚，经济结构调整，经济运行面临着新的下行压力，企业利润恶化，实体经济承压仍面临较多困难，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投资风险加剧。

　　2018年的中央局会议首次提出“百年未见之大变局”，这种大变局体现在全球化进程、经济格局变化、世界经济多极化、全球治理主体多元化等方面，大国间是合纵连横。一是全球化进程百年之变。世界范围的商品大流通、贸易大繁荣、投资大便利、技术大发展、人员大流动、信息大传播不断深入发展，深刻影响着当今世界的发展模式、交往模式、思维模式和治理模式。二是世界经济格局百年之变。随着一大批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崛起，延续几个世纪的“大西洋时代”已经演变为大西洋和太平洋“两洋”并举并重的新时代。三是国际权力格局百年之变。伴随世界经济重心的逐步多元，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均衡的态势更加明显，多极化进程继续稳步向前推进，特别是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在实现独立开始全面追求发展和复兴，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也在逐步提高。四是全球治理体系及治理规则百年之变。随着全球治理主体和议题更加多元，以及全球治理规则和理念加速演变，长期以来以发达国家“治人”发展中国家“治于人”的全球治理格局也出现了新的变化趋向。五是人类文明及交往模式百年之变。一大批新兴国家开始成为知识、技术、信息的生产源和传播源，在方兴未艾的新技术、新产业中不断崭露头角，同时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完善和一些转轨国家在制度上的不断探索，世界范围的思想、观念、制度、模式也呈现出日益多元的格局。当前我们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主要来自国际经贸摩擦，国内经济下行和地区发展不平衡，科技、数字带来的冲击。其内部结构失调是根本诱因。处在百年未见之大变局，既不能完全脱离全球化，又不能保持紧密联系，需要我们重点关注。

　　在全球经济增长有所放缓、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我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大背景下，我国近几年主要经济指标保持在合理区间，延续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创新发展、开放发展为经济增长提供强大支撑。上半年，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效应持续显现，新旧动能转换持续加快，市场主体活力充分释放，创新发展为中国经济注入强动能。特别是随着新兴产业活力和潜力的进一步释放，创新驱动发展动力增强。从产业结构看，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保持快速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增速高于规模以上工业3个百分点，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13.8%。从需求结构看，消费保持平稳增长，投资补短板力度加大。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达到60.1%，特别是居民消费中服务消费占比49.4%。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在汽车、手机等诸多消费品类中，我国都是全球最大市场，消费额占全球比例约30%。从要素结构看，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等贡献在增大，上半年日均新登记企业达到1.94万户。联合国贸发会议近期报告显示，全球跨国直接投资总规模连续三年下降。在保护主义蔓延、国际贸易放缓、全球跨国投资连年下滑的当下，我国吸引外资规模和增速创新高。6月吸引外资同比增幅高达8.5%，创今年以来单月最高。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超过2万家，实际使用外资478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幅达7.2%。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发布报告称，我国已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贸易大国，世界对中国经济依存度不断上升。美国投资管理公司景顺控股的调研报告称，全球各国央行、国家基金对中国投资日益增加。中国对全球资本的巨大吸引力。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比1978年增长33.5倍，年均增长9.5%，平均每8年翻一番，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2.9%左右的年均增速。但2010年以来，我国实际与潜在增速的下行周期已持续约10年，潜在经济增速未来或将保持在6%左右的常态化。2010-2019年所经历的两轮回暖只是阶段性的（如2013年、2017年）。2008年的经济刺激计划也并未扭转趋势。从数据来看，GDP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于2010年又出现了10.4%两位数的增长。其后经济发展速度一直在调整，最早两年迅速地使增速低到8%以下之后，中央提出要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再后面三年放慢了下滑的速度，在2015年下半年回落到7%以下之后，开始出现了长达12个季度的平台运行状态，在窄区间6.7%-6.9%增速内波动。2018年，我国经济GDP增速从6.9%下降到6.6%，创28年来新低。2019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速6.3%，其中第二季度增长6.2%，这是27年以来的最低季度增速。在世界经济贸易增长低迷、中美经贸摩擦加剧，国内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消费等经济指标波动加剧等内外双重压力之下，我国经济增长在持续放缓。上半年的宏观经济呈现供需两端同步放缓态势。从供给端看，工业、服务业和农业三大产业均有放缓。从需求端来看，三大需求增长小幅放缓，汽车消费的持续下降对总体消费拖累较大；制造业和民间投资受制于需求不旺、盈利恶化和信心匮乏三重影响，增速也双双下降；受资金来源所限，基建投资略微弱于预期；出口放缓比较明显，进口受国内需求不足影响，减速更大，整体外贸呈现“衰退型顺差”的格局。

　　我国于2019年5月26日发布的报告明确指出中美贸易战具有性、长期性、战略性、全面性和严峻性五大特征。中美两国在2019年5月5日重启争端后，在不到1个月时间内又重新回到谈判中来，中美两国合计共会面5次，每隔1次均会达成休战承诺（目前3次达成停战承诺的时间分别为2017年4月7日停战100天；2018年12月1日休战90天，实际约6个月左右；2019年6月29日第3次休战）。到目前，尚未发生实质性变化，未来中美贸易战或将维持这种会谈、休战局面。中美贸易战结果不可预知，即使达成协议也不能解决根本的、经济问题，其对我国的影响在出口、产业转移、投资等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但现在无法具体量化。

　　1.减税降费及中小企业融资难和贵的问没有很好解决，营商环境有所改善，但离中央要求和企业预期差距很大

　　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只有优化营商环境，进一步完善鼓励创新的体制机制、破除束缚创新的桎梏，让企业和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得到充分发挥，才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不断增强我国经济竞争力。只有优化营商环境，加强监管，促进公平竞争、优胜劣汰，才能防止劣币驱逐良币，让无效低效产能特别是“僵尸企业”退出，使资源得到高效配置和利用，不断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增添新活力、拓展新空间。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今年的“”，部署的最重要的政策就是减轻企业税费负担。为了降低企业的税费负担，中央出台了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主要有：一是增值税减税政策，包括降低税率、扩大抵扣、留抵退税、加计抵减；二是降低社保费率政策；三是所得税优惠政策。特别是今年的政府报告提出近2万亿元减税降费清单，大幅度减税降费，制造业企业增值税税率从16%降为13%，还取消了各种不合理、无根据收费，减税降费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民营企业的负担，但一些不合理的收费依然存在。中小企业税费负担重的问题在某些领域依然存在，税外的五险一金、几百种行政性收费、隐性成本等配套改革不同步。加之，过去民营企业该缴未缴税费，现实施追溯制，追缴滞纳金，无疑又加重大了支出成本。而中小企业融资难和贵的以及“放管服”改革从李克强当常务副总理开始就在作为难题在抓，快十年了，但至今企业反应获得感不强。

　　持续破除无效供给，扩大优质增量供给，是推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路径。党的十九大召开之后，由中央推动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已进入第三个年头，全国范围针对高能耗、产能过剩的落后行业实施以“三去一降一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以往亏损累累的钢铁、煤炭、水泥等行业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实现了全面扭亏为盈，并实现了往期少有的大幅度盈利。但由于前期中国采取的大规模经济刺激措施，暂时掩盖了中国产业结构失衡的矛盾，并在事实上加剧了产业结构失衡，延缓了我国实施产业转型升级的进程，并使得局部经济失衡问题更加严重。而中央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淘汰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过剩和落后产能，实际上保的是相关行业领域的国有大中型支柱企业，淘汰的是数量众多的中小民营企业，加之同步实施的金融去杠杆，表面上供给侧改革成绩斐然，但改革的另一面则是中小民营企业承受了改革所需付出的大部分代价，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高质量发展任重道远。

　　到2020年底必须实现精准脱贫是不能回避，一定要完成的硬任务。但大家都知道，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越往后难度越大，难度不在实现“两不愁”，而是在“两不愁”基本上没有问题的基础上，怎么在“三保障”上更加精准。温饱其实现在绝大多数贫困人口已经实现，真正吃不饱、穿不暖的人比重非常低；这里的三保障，不是建好学校、医院和住房，而是配套设施，水、电、路、气、安全饮水等配套的基本生活保障需要跟得上。因为越往后，需要解决的都是生活在那些自然条件、生产生活条件都很差的地方，或者一方水土难以养活一方人的地方的贫困人口脱贫问题。首先要改变这些环境，本身难度就很大。就算采取易地搬迁安置也要花很大的代价，而且即便硬件条件很好，后续生产、生活和发展也需要被安置群体需要有很强的适应能力。第二个难度大，是最终靠社会保障兜底的那部分脱贫的群体，有相当一部分是丧失劳动能力、部分丧失劳动能力，或者在一段时间内身患重病等靠自己能力难以脱贫的人口，这些人口现在靠政策兜住了，每年同样还有好几万返贫人口，如何既保证脱贫质量也不吊高胃口，更好地巩固减贫成果也是一个难点。

　　诸如新官不理旧帐，放管服改革进行缓慢，有的政策一刀切，混改缺乏动力几无进展等等问题和现象，都与此有关，大家心知肚明，在这我就不展开讲了。

　　各位朋友，我在西部工作了42年之久，对我国西部经济有切肤认识，也想借此机会向东北企业家报告交流一下。我国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是各种复杂因素长期以来共同作用的结果，对待这一现象要从客观的、历史的、辩证的角度去认识。对于我国东部来说消费量在增加、质在提高，精神与文化消费日益普遍化、常态化，当前东部发展重于在完善以交通运输体系为代表的综合保障能力体系，同时完善如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生产、生活服务业等现代产业体系。而对于西部来说，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的问题仍有待解决，解决吃饭与就业问题、发展社会事业、发展特色与优势产业、扩大公共消费范围，提高公共消费水平，乃是西部面临的现实问题。西部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的重点难点，作为我国发展巨大战略回旋余地，要发挥为全国经济保持稳中向好拓展空间，对整体经济发展的提供有力支撑的作用，必须按照向高质量方向发展，首先解决制约因素，在西部经济发展中存在以下短板：

　　一是贫困问题依然突出。截止2017年，我国西部地区1634万贫困人口占全国比重高达53．6％；贫困发生率为5．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5个百分点；全国农村贫困人口200万以上的省份有7个，5个在西部地区；14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中涉及西部的有12个，中央重点支持的深度贫困地区“三区三州”全部在西部。去年做了大量工作，很有成效。但西部地区贫穷面积大、人口多、程度深问题尤为突出，随着脱贫攻坚任务的纵横化发展，越往后西部脱贫难度越大，西部地区实现脱贫和防止贫困复发与反弹的任务十分艰巨。

　　二是基础建设仍然落后。基础设施落后一度是制约西部经济发展的“瓶颈”，虽然近年来西部基础设施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国内不同地区之间基础设施发展依旧不平衡，西部明显落后于东部、中部，中小城市明显落后于大城市，农村明显落后于城镇。目前贵州、陕西每千平方公里的高速公路里程仅相当于山东的57%和69%。

　　三是创新发展动能还不强。西部地区由于历史、地理和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制约，人力资源开发水平较低，人口增长速度快，受教育程度低、受高等教育人口少，整体文化素质偏低。加之缺乏地域竞争优势，人才流失严重导致产学研一体化程度低、科技创新机制体制薄弱，科技创新资源匮乏。

　　四是公共服务仍旧不足。随着“放管服”政府改革步伐的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农村地区，农村教师、幼儿园供给依旧不足；留守儿童、留守老人教育和养老问题仍然堪忧；信息化服务落后、农村信息化通道仍然有待畅通。

　　五是环境污染问题依旧严峻。西部地区森林、草地、湿地等主要生态系统较脆弱，且西部地区身居内陆、地形复杂、干旱缺水，土地生态环境尤为脆弱、土地资源开发利用的制约因素更多。西部地区突发性地质灾害严重，崩塌、滑坡、泥石流等灾害频发，占全国的70%以上，严重威胁着人民的生产生活和影响经济发展。

　　以上为西部地区普遍存在的短板，而新疆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人文环境的特殊性以及民族宗教的复杂性，还存在着以下几个特殊性问题：

　　一是巩固经济发展良好态势难度更大。我国处于“三期叠加”特殊阶段，投资下滑尚未见底，稳增长压力较大，在新常态下，经济下行压力正倍数级加速向处于产业链前端和价值链低端的新疆传导，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新疆传统资源优势趋于弱化，而全要素优势基础薄弱、短期难以形成优势，经济发展动力接续不足，面临着更大失速风险。

　　二是履行维护稳定任务艰巨。新疆的“三期叠加”——暴力恐怖活跃期、反斗争激烈期、干预治疗阵痛期阶段仍将持续，反反恐怖斗争尖锐复杂，地缘因素复杂多变，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大，输入性风险因素可能增多，信息、人员流动交融性增强，加之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不断增强，传统风险与新兴风险相互交织，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同步增强，不仅对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提出更高的要求，也对经济社会发展形成明显负面影响，提高了招商引资落地的成本。

　　三是资源环境硬约束不断加大。新疆投资拉动型、粗放型经济特征明显，资源利用率低，单位生产总值耗能高，生态环境保护任务艰巨。党的十九大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严禁三高项目进新疆、新环保立法、中央重拳整治环保突出问题、实行能源和水资源、建设用地等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等强力措施陆续推出，对新疆“两高一低”特征突出的经济体系形成硬约束。

　　四是新旧动能转换更困难。新疆具有独特的矿产资源优势，新疆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同于内地，其任务更重，难度更大。新疆的生产能力大多数只能满足中低端、低质量、低价格的需求，供给结构不适应需求新变化，有效供给不足，产能过剩和需求结构升级矛盾仍然突出；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不高，创新能力不强，持续增长的新动力不足；受原材料、物流成本增加等因素影响，实体经济发展还存在不少困难。新疆特殊的区情以及较为粗放的经济特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也面临着人力资本、交通运输、技术聚集等困难。

　　五是供给要素在空间上分布不合理。新疆整体上呈现北疆经济发展快、南疆经济发展慢、边境经济发展差的经济发展态势，南疆三地州还是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近几年南疆五地州生产总值占自治区生产总值徘徊在30%左右，兵团南疆四个师生产总值只占兵团生产总值的25%左右。但南疆总人口占全疆总人口近50%，人口结构亟待优化，水利、交通、能源、城镇、教育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亟待加强，经济发展水平亟待提升。兵团的整体布局也呈“北强南弱”，影响了兵团特殊作用和稳定器、大熔炉、示范区功能的发挥。

　　大家好，以上讲了三个大问题，最后我也根据学习观察以及实践谈点对我国经济的未来几个判断，这几个问题只是大家平常关心问题，我只是把他单独提出来讲，其实他们中间并没有特别的内在逻辑关系。总的看对我国未来5到10年经济我是“既不看好，也不看衰”；既不乐观，也不悲观。我有足够的理由和根据论证这个判断。

　　总体来看，我国经济稳健前行，长期向好的大趋势不会改变，但当前“六个稳”的任务是十分繁重。上半年经济增速6.3%，就业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居民收入增长较快、生态环境总体改善，投资结构不断优化，为下半年经济增长奠定了坚实基础。下一阶段来看，随着一系列逆周期调节的政策，包括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地方专项债发行节奏加快、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适度、积极的就业政策全面发力等政策逐步落实落地，市场的活力将不断被激发，能够支撑经济平稳运行。但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周期性下行，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速同步趋缓，地缘的不稳定性和经济运行风险加大，国内又处在经济转型升级、迈向高质量发展关键期，长期存在的结构性体制性矛盾的解决需要一个过程，实体经济困难仍然较多，民生领域还存在不少短板，经济下行压力犹存，一定程度上还在加大，需要我们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优化营商环境，激活市场主体的活力。

　　上半年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5.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8.4%，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3.9%，增速比一季度加快0.2个百分点。其中，出口增长6.1%；进口增长1.4%，经济增长的稳中有进态势，来自企业千方百计应对贸易摩擦、积极开拓国际市场的努力，也与我国持续推进对外开放，密集出台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直接相关。同时，显示了我国经济巨大韧性，新动能起到重要支撑，减税降费增强了企业的信心，“互联网+”促进了就业和消费扩大。目前看，我国经济的韧性和潜力从产业上看主要来自新经济，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产业，和新能源、新能源汽车以及各种各样的环保技术等领域。同时，贡献60%以上GDP的民营中小企业信心的提高对支撑经济增长也十分关键。未来中国经济仍可通过挖掘强大国内消费市场，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发展的发展，新技术的应用和生产效率的提高，都市圈、城市群及全新的区域协调发展新布局，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等一系列举措支撑经济增长，让更多的民营企业有更大的信心在国内投资，这将是激发经济韧性非常重要的方向。

　　一般而言，一个经济体在一定的时期内增长放缓主要有两种原因，一种是周期性的，另一种是结构性的。目前我国经济下滑有周期的原因，也有外部的原因，但周期性、外部性因素都不是最根本的因素，我国作为一个转型经济体，面临着发展驱动和经济体制双转型滞后的问题，内部结构矛盾突出，深层次制度性改革滞后才是导致我国实际经济增长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经济增速持续放缓的根本原因。全方位深化改革、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内部矛盾的缓解需要时间，经济走向正常良性发展以我的职业判断仍需5至10年。

　　中国和美国的实力对比国人十分关心，前年还是去年初就有学者论证我国的实力已全面超越美国，“厉害了，我的国”。但中美贸易战一开打，我们都清醒了不少。从中美数据对比来看，美国从1900年到2017年，用了117年的时间，GDP增长了36倍；我国从1987年到2017年，用了30年的时间实现了同样的36倍的GDP单位增长。虽然看总量我们是世界第二，但我们的人均水平还相当低。2018年，中国人均GDP达到9769美元，美国人均GDP达到62590美元，中国人均GDP仅为美国的16%。发达国家人均GDP是4万美元，人均GDP从8000美元到40000美元，美国用了约29年，日本用了32年，德国用了30年。根据普华永道和世界银行的估算，中国在2050年人均GDP将达到3.73万美元，彼时美国将达到8.78万元，差距仍不可忽视。除此之外，在生产效率、产业结构、科技创新、金融发展程度、城市化水平、企业竞争力、军事实力等方面与美国仍有较大差距。我们必须承认，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编注:这是著名经济学家，中国投资咨询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新疆大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与改革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新疆兵团党委、兵团原副秘书长刘以雷 2019年 7月27日上午在吉林敦化市“文化自然之旅企业家座谈会上”的发言，根据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