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报告揭秘：房地产把GDP拉出谷底

　　吴敬琏：警惕把供给侧改革混谈为政府调结构

　　图片来源：交大安泰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4月19日在上海交大安泰经管学院发表题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是改革”演讲。他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任务是“三去一降一补”，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市场应该在其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尽管政府在调结构中显得更有力量，但效果更多是短期的，政府的主要功能是提供公共品，而非直接插手私营部门的生产和经营。何为供给侧改革？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需求侧分析方法占主导地位。根据这种分析方法，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原因是需求侧的三大因素——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力量不足，要保持经济增长，就要提振这“三驾马车”的力量，即“扩需求、保增长”。

　　吴敬琏指出，从理论上讲，需求侧分析方法是凯恩斯主义分析短期经济问题时使用的分析框架，且不说经济学界对于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理论是否正确存在激烈的争论，即使认为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理论完全正确，用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去分析中国的长期经济发展趋势，也是一种误用。

　　由于中国在相当长时期中采取凯恩斯式的刺激政策来拉动增长，造成了很多负面的后果，其中包括两个主要的负面结果。

　　一是投资回报递减。2009年的4万亿投资强刺激之后，几乎每年都有一轮相当强的刺激，一直到今年第一季度仍有较强的刺激，可以看到效果每况愈下，到2015年刺激政策就完全没用了，今年一季度还下降了0.1个百分点。这就是经济学所说的投资回报递减的规律，中国经济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二是杠杆率（即债务对GDP的比例）不断推高。一般认为中国现在总的杠杆率大概在300%左右，即债务是我国一年的经济增量的3倍。其中，企业负债率是中国负债率最高的一个部分，已高于128%，欧盟对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要求是90%以下，企业负债率过高，会不断地出现资金链断裂、企业跑路等情况，并引发连锁反应，如果连锁反应影响面太大，爆发系统性风险的可能也会随之增加。此外，中国各级政府的债务也偏高。所以需要去杠杆，而继续用“扩需求，保增长”的办法，其结果一定是杠杆率继续提高。

　　从2009年起，包括吴敬琏、钱颖一、青木昌彦等在内的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经济进入下行通道，应当从供给侧寻找原因和应对方略，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应当从增加投资转向提高效率。

　　供给侧也是三个因素——劳动、投资和效率，效率（TFP）也叫全要素生产率。由供给侧因素分析得出来数据叫做经济潜在增长率。从供给侧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应对挑战唯一的出路就是要提高效率，实现经济发展方式从主要依靠投资实现的粗放增长转到主要依靠效率提高实现的集约增长。

　　供给侧改革的必要性其实早就提出。中国在1981年就提出要提高增长质量，优化经济结构，1995年就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2002年再次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2012年强调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2014年则提出了“引领经济新常态”，再到2015年明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同提法的共同核心都是创新和提高效率。

　　避免对“调结构”产生误读

　　吴敬琏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提法，对这个概念认识上的差别，会对实际执行产生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影响。

　　现在存在一种倾向，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由政府“有保有压”、“有扶有控”地“调结构”混为一谈。例如，主要用行政命令压缩过剩产能，主要用政府投资和政府补贴去“扶持”新技术产业。吴敬琏认为，这种理解是不正确的。

　　这种误读已经出了一些问题。例如政府支持电动汽车产业的发展，做了很多弱化竞争、直接干预的扶植，据电动汽车百人会上透露，各级政府扶植电动汽车花了1000亿。但有些扶植办法并不对，如“十城千辆计划”，扶植十个城市每个城市生产一千辆电动汽车，使行业达到最低有效的经济规模从而实现自行运转，但这项扶植办法是补供方，结果各个地方争相建立扶植基金补贴当地企业，既有国家级的，也有地方级的，最后达到25个城市每个城市一千辆的产量。

　　2015年，中国电动汽车产量增长了300%，一下成为世界第一，但随后媒体披露，实际产量可能少得多，江苏、浙江等地存在企业“骗补”现象。

　　吴敬琏说，这一事件表明，行政手段看起来见效快，但根本问题是，政府很少会清楚什么样的结构最好。所以，政府即便需要介入微观经济，也不应是操控市场、削弱竞争和直接调结构，而应去提供好的环境，要“牵牛鼻子”而不是“抬牛腿”。

　　行政的方式能够产生作用，但真正解决问题还是靠市场，这在中国此前一轮去产能过程中已有经验可循。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倒逼中国去产能，从纺织业的“限产压锭”起步，直接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但随后问题很快发生，由于纺织业基本都是国企，下岗职工再就业的问题无法解决。最初劳动部门提出每个企业建立再就业中心，让下岗职工进行学习研修，但很快遭到强烈反对，此后，中央集结学者讨论认定一条思路，即大力扶植、引领中小企业的发展，并提出中小企业是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分流的主渠道。

　　在行政层面，成立了中小企业司，四大国有银行设立中小企业信贷部，给予中小企业利率优惠。此外，在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上，把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补充”提高到了“重要组成部分”，在政治上给予支持。自此，民营企业提到了迅速发展，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分流绝大部分或是到民营中小企业就业，或是进行自主创业。这就是政府引导，最终由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

　　吴敬琏指出，在当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一定要防止把它解释为政府调整结构，推进改革、搭建市场体系的主体框架才是解决根本问题的办法。比如在电信运营领域，现在行政层面对电信运营商一方面是工商要求提速降费，另一方面国资委又要求增加利润上缴，实际上，只要放开竞争，企业自然会自动地降成本和提速降费，不再用政府下文件来降。

　　吴敬琏评价认为，三中全会在经济改革方面有336项改革，其中有一些进展得不错，有些方面现在看起来动作不够大。比如利率市场化的进展比预想要快，但它是单向推进，没有其他方面的配合，整个金融体系还存在比较大的问题。

　　此外，吴敬琏还特别提到上海自贸区是一个比较有希望的改革。自贸区的改革要建设一个市场化、法制化的环境，政府执权要有正面清单，法无授权不可行，市场活动则是负面清单，法无禁止即可行。吴敬琏认为，不但是上海自贸区要这样做，以后还要推广到国内整体的制度安排，难度和困难必然不小，关键看政府是否愿意和敢于放权。（界面 叶静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