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林：一直在路上的“造梦者”

　　我现在还有梦想，就是把万达带到世界，成为一流的跨国企业。清华北大不如胆大，一定要走出去，只在家门口不叫汉子。看看我们完全靠市场能不能做出一个世界超一流的企业来。既是为中国企业争光，也是为民营企业正名。这也是推动我一直不放弃发展，这么努力的重要原因。

　　回首篇

　　文/周丽

　　作为万达集团的掌舵者，王健林走到哪儿，眼球和关注就会跟到哪儿。作为创业者，王健林敢想、敢说、敢干的形象深入人心，一路走来，他用“冒险”“创新”和“坚持”的“王氏三法”书写出一段又一段商业传奇。

　　冒险，让他成为市场经济下首批创业家中的幸运儿；创新让他不拘囿于已有和所得，以匪夷所思的方式实现飞跃式发展；坚持，则是他历经艰险取得成功的必杀技之一。

　　心之所向，行之所为，他风华正茂时已经是领路人，花甲之年仍然是开拓者。他坚信“只有第一，没有第二”，于是带领着他的商业帝国角逐一个又一个的“No.1”。而这些远不是终点，他沉潜波澜壮阔而又跌宕起伏的时代潮流，走得依然执著，因为他的目光一直投注向前方。

　　市场经济的“弄潮儿”

　　将王健林称为“冒险家”并不为过。他向来敢于冒险，“清华北大不如胆大”，这已经成为王氏语录中的经典一句。

　　1987年，为了响应国家“百万裁军”的号召，王健林告别了自己18年的部队生活。转业后，王健林来到大连市西岗区区政府任办公室主任。但仅过一年后的1988年，本被认为仕途无量的王健林竟弃政从商。

　　彼时，国家经济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到城市，改造旧城成为城市规划者的选项之一。王健林投身住宅地产，选择的就是旧城改造—大连市西岗区北京街旧城改造项目。

　　当时，公司测算北京街棚户区的开发成本是一平方米1200元，而大连最贵的房子只卖一平方米1100元，许多人看到这个项目望而却步。但王健林不仅做了，而且还在旧城改造中进行了大胆创新—暗厅改成明厅，安铝合金窗，装防盗门，每户配洗手间。

　　“这些现在看起来很平常的改动，在当时可是要冒很大风险的。那个时候，只有局级干部的住房才可以配备洗手间，因为这个，我还差点被纪委调查。”王健林回忆道。

　　最终，这个人人避之不及的项目让王健林收获了人生的第一桶金，挣了近千万元。当时八百多套房子全部卖完，而且每平方米均价卖到1580元，创造了大连市的房价纪录。

　　“发展才是硬道理，”1992年，邓小平对周边的人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同年10月，中共十四大确立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就是这年，万达踩准国家宏观政策的节点，成为东北三省首批5家股份制试点企业之一；1992年8月8日，万达集团宣布成立。

　　和邓小平选择南下深圳一样，王健林也嗅出了中国房地产市场巨大的机遇，他看到了南下的前景。他说：“留在大连，可以生活得很好，但永远都是一家地方性的企业。”“看准了就要去干。”1993年万达决定南下扩张。后来王健林提起最初闯荡广东的经历：那时北方人哪儿敢去广东，话都听不懂，去了以后，人家觉得土老冒来了。“但是我觉得一定要走出去，只在家门口不叫汉子。”

　　尽管在广州第一次开发没有赚多少钱，但这极大地鼓励了万达走出去的勇气。一个北方的企业，可以到当时改革开放前沿、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地区赚钱，说明这事可以做。1998年始，万达先后到成都、长春等多个城市，全面开始了扩张之路。如今，万达的项目已遍及全国九十余城。

　　26年来，万达在王健林领导下从住宅地产做到商业地产再跨到文化旅游产业，从一家地方性企业，发展成为国际知名企业，王健林的胆识可见一斑。

　　“富贵险中求”，在他看来，最关键的是要敢闯敢试，当然，“敢闯敢试不是蛮干，是看准了不怕失败，蛮干是没有目的去干。”“看准了”，也就是把握大方向。而万达的发展正是准确把握国家政策机遇，并以超越政策的前瞻性获得了时代丰厚的经济回报。

　　进窄门的孤独者

　　圣经有言：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

　　回望王健林的创业历程，不难发现，在多个紧要关口，他都选择了进窄门。

　　在2000年宏观形势一片大好，住宅做得如火如荼的时候，王健林孤注一掷转型做商业地产；2005年当商业地产做得如日中天、赚得盆满钵满之时，王健林别出心裁转做“文化”，布局文化产业，2008年又开始“不务正业”做旅游投资。每一次，他的决策都显得独特而难以理解，但是他并不畏惧成为一位“曲高和寡”的“孤独者”。

　　时至今日，已在商界奋战了二十多个年头的王健林仍在不断做“加法”。做院线、投资文化产业、旅游业，甚至投拍电影，在一直伴随的质疑声中，王健林选择了倾听自己内心的判断，“想获得超额利润，想赢得比别人更快的发展步伐，一定要敢于去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情。所有人都认为能赚大钱的行业一定不能进，只有少数人认为能做、多数人认为不能做的事情才能获得超额利润，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王健林曾说，“创新者大部分成为先烈，少部分成为先进”，但正是因为有成功的可能性，激励着后来人不断攀登、不断创新，希望成为那个极少数的成功者。

　　于是，王健林一直扮演着追求创新的“少数派”。而万达的尊严，正来自于它的创新能力。万达发明了有中国特色的商业地产发展模式—综合体发展模式，受到各地政府的青睐，业界曾评价万达综合体“改变了城市的功能和定位”。

　　不服输、不认命，他创业路上的探索一直在“非正统”的状态中进行，他的精神也一直处在叛逆状态、革新状态和创造状态。

　　但“非主流”地进窄门并不等于逆潮流而动，相反，王健林向来擅长顺势而为，这点有目共睹。“做企业一定要顺应国家建设方向，借国家发展之势才能事半功倍。”他曾如此总结成功经验。

　　“造梦者”依旧在路上

　　从创业到今天，王健林一直没有停止“造梦”。如今，年届花甲的他梦想依旧在路上。“之所以还没有退休，是我的目标还没有达到。”王健林的新梦想是将万达打造成世界一流的跨国企业，做全世界最好的文化集团。如果要给“世界一流”加上个期限，王健林希望至少，或者首先是一百年。因为“国际万达，百年企业”正是万达集团的口号。

　　一直以来，“百年企业”是众多经营者毕生追求的目标，但能够始终站在时代浪潮上并非易事。居安思危、因时而变从来就是成就百年基业的关键。“不破不立。”显然，王健林认为，要实现这一理想，转型是必然的选项。

　　“2020年万达将不再是房地产企业。”这是王健林这两年最常说的一句话，其背后传递出的正是万达商业王国谋求转型的决心。“我实心实意想把文化旅游做上去”，王健林认准的事就会坚持到底，“我不做了还要交给下一代人去发展”。

　　在外界看来，万达的步子迈得“有点快”。但对于这一速度，王健林却表示“很正常”。“如果按正常走的话，我们也许做不到世界第一。美国的那些公司都发展了100年，才在这个行业中排在前面，要走100年的话，我就看不到了，所以我们要更快。”

　　是的，王健林始终是执著于快速做“第一”的，所以投资逻辑会非常直接，“我买什么能成为全球第一？”在购买AMC前，他曾考察过酒店业，但发现要通过并购成为全球酒店业老大，目前不可行。而万达在中国影院市场已有深厚基础，在拿下AMC之后，能自然成为全球第一的影院公司。此交易也完成了王健林的一个心愿，即成为全世界的“No.1 in something”（某行业老大）。

　　王健林相信“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将心敞开，格局展开，他每次都透视到一般人看不到的未来。

　　那么到底是什么在驱动王健林马不停蹄地去逐梦，并且从未放慢脚步？

　　仅仅是为了财富？可财富之于一位对“首富”称号都毫不关心的人，已没有那么强大的原始驱动力了。

　　原来，潜藏于心的是另一重夙愿和使命，“成为一流跨国企业”的他想要“为中国民营企业增一份光彩”。

　　1978年之后的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很多都因外部不确定性因素而纷纷倒下。王健林是硕果仅存的几人之一，也是尚未退出经营管理一线的企业家。在二十多年的创业生涯中，他亲身感受到民营企业地位的低下，不论是在政府官员面前，还是在巨无霸国有企业面前。

　　王健林直言：“我想看看我们完全靠市场，能不能做出一个世界超一流的企业来。既是为中国企业争光，也是为民营企业正名。这是推动我一直不放弃发展、还在这么努力的原因。”

　　王健林解说“钱经”

　　地产行业总是习惯于推翻人们的常识，“供需决定价格”的理论在房地产市场失灵后，就连“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这一民谚，也在这里变得不被买账了。

　　潘石屹、冯仑等一干“地产明星”痛陈的房企资金链危局并没有换来期望中的救市政策，反而是相对低调的王健林与习惯唱衰房价的王石，暗中得到了政府的帮助—万科与万达悄然获得了央行“总对总授信”在房地产行业的试点资格。这是一项以企业与银行总行签订授信协议，取代全国分行信贷逐级审批的试点。当信贷紧缩令大多数房企苦不堪言之时，如是优惠，无疑是政府选定的“国家队”才能享有的特殊待遇。

　　此时此刻，王健林多少有些“春风得意”—尽管万达集团IPO的进程还很不乐观。

　　以信贷投放的方式选拔“地产国家队”，或许并非完全是由上而下的政府主观意志，但在各方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无论是王健林还是王石，都成为了事实上的受益者。

　　—本报2008年8月25日报道

　　见证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