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有余地 不一定用量宽

　　3月29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会”的“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前景”分论坛上，对中国的货币政策、经济结构调整和国际形势进行解读。

　　周小川表示，中国的货币政策还是常规的货币政策，而不是像美国 、日本 、欧元区那样采取了非常规货币政策。

　　周小川称，将非常谨慎地在关注和追踪全球经济走势，包括通货膨胀在下降，大宗商品价格在下跌，中国经济增长也在有所放缓。当前应该警惕并密切关注通货膨胀下降趋势是否会持续，是否会出现通货紧缩的情况。

　　在其他国家相继推出量化宽松的大背景下，周小川认为，我国的货币政策“仍有余地”。他说，货币政策主要还是根据国内经济来进行判断，仍旧有余地。但是这个余地不一定需要采用数量宽松，我们不是零利率，所以可以综合运用手段来调节经济。

　　“中国的货币政策将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进行判断，包括根据结构调整、经济进入新常态的状态来进行判断。而不是说国际上别的国家怎么做，我们就感到有压力。”周小川表示。

　　纵览全球，当前美联储仍将联邦基金率维持在低位，欧洲央行已经进入“负利率时代”，并开启了量化宽松(QE)，且日本的量化和质化宽松(QQE)仍在大行其道。相较之下，中国降息、降准的空间较大。

　　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宏观研究主管章俊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我们对当前货币政策立场的判断是——依旧处在中性区间，降息降准更多的是对冲通胀下行所导致的实际利率上升以及资本外流所导致的流动性收紧等货币紧缩效应，而对实体经济的拉动效应尚未体现。”

　　除了货币政策，周小川还指出，要支持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调整。“我们知道有一些传统行业可能会出很大的麻烦和难题。一方面需要允许这些行业平稳地做一些自身的调整，有一些行业甚至要从市场上退出。另外一方面，我们要鼓励一些新兴的企业，尤其是互联网+的创业企业、高科技行业的发展。”

　　周小川表示，今后要让这些老的、传统的企业逐步地从资本市场和银行体系中不要占据过多的资源，让更多的中小企业从市场获得融资。他表示，央行近期对此已经作出了一些举措，但政策传导需要一些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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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货币政策下一步：看国内经济

　　即使多个经济体在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但央行行长周小川还是明确指出中国货币政策主要取决于国内经济。目前，中国货币政策已进入新常态，越发依赖包括价格、定量等系列政策工具的结合，而价格、数量工具都有调整的余地。

　　周小川是在29日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时传递出上述信息的。

　　至于下一步举措，周小川表示在非常谨慎地关注和追踪全球经济走势，关注点包括下行的通胀水平，下跌的大宗商品价格以及增速放缓的中国经济，同时提到要关注会不会出现通缩。

　　货币政策主要基于国内经济

　　目前经济强劲复苏的美国已退出了量化宽松，日本、欧洲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则在继续。

　　对于外围多个经济体采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否对中国货币政策带来压力的问题，周小川回应称，中国货币政策取向主要还是基于对国内经济的判断，包括对结构调整、经济进入新常态状态的判断。中国货币政策有调整的余地，既有价格方面的调整余地，也有数量方面的调整余地。

　　“我们不是在零下界的区间里面，所以可以运用综合手段来调节经济，不能说别的国家怎么做，我们就有压力。”周小川说。

　　日本央行副行长中曾宏29日在博鳌论坛上说，日本始于两年前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所带来的良性循环已经在日本经济中显现，但这不意味着日本退出量化宽松很快会到来。中曾宏说，日本实际通缩已经有20年，必须采取额外的手段。日本的量化宽松政策会持续到通胀率达到2%，且保持稳定，“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目前还处在中间水平”。

　　欧洲的量化宽松政策始于四周前，计划持续到2016年9月。德国央行执董会成员Joachim Nagel在博鳌论坛上评价说，初步成效不错。但现在预测欧元区什么时候退出量化宽松还为时过早，“没准是明年”，因为刚实施量宽，还要看量宽政策产生什么影响，是不是能因此达到2%的物价目标。

　　多个经济体执行量化宽松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系列影响，周小川认为，某种程度上这会使美元价值过高，催生资产泡沫。美国商务部前部长古铁雷斯29日在博鳌说，目前美国的经济复苏超预期的强劲，每月新增工作达25万个，失业率为5.2%，且失业率还在不断下降，几乎等同于完全就业状态，美国工人工资也出现了近几年来的第一次增长。

　　谨慎关注全球经济走势

　　谈到中国货币政策的下一步举措，周小川表示在非常谨慎地在关注和追踪全球经济走势，关注点包括下降的通胀水平， 下跌的大宗商品价格以及增速放缓的中国经济。

　　“我们必须要谨慎、警惕看通货膨胀趋势是不是会持续下去，是不是会出现通缩的情况。”周小川说，中国的货币政策已经回到正常的状态，但并不是过去的常态，而是新常态，中国货币政策越来越多地要依赖包括价格、定量等系列政策工具的结合。

　　最近央行施出了系列价格及定量政策工具，为市场注入了流动性。不过，周小川说，政策效果即资源分配的效果还需要一定时间才能显现。目前货币市场利率比较明显地出现了下行，希望一段时间后能顺利传导到实体经济。

　　支持经济结构调整也是货币政策需要考量的因素。

　　“我们知道有一些传统行业困难比较大，一方面需要允许这些行业平稳地做一些自身的调整，有一些行业甚至要从市场上退出。另一方面，我们要鼓励一些新兴的企业，尤其是互联网的创业企业、高科技行业的发展。”周小川说。

　　周小川称，目前，传统产业依然占据很大一部分银行借款以及非常大比例的资本市场融资，应该逐步地改变这些企业占据资本市场和银行体系过多资源的局面。

　　基本可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

　　周小川此次在博鳌亚洲论坛还明确表示，中国能够基本上实现资本项目的可兑换。

　　从1996年实现了经常项目可兑换以后，中国就一直在不断地改进外汇市场管理规则，逐渐地减少过多的行政管制，逐渐走向资本项目可兑换，但中间有两个波折，一个是亚洲金融风暴，一个是国际金融危机。

　　“出问题的时候大家忙着先处理危机，再就是借机会对有些问题好好想想。经过这么多年以后，我们今年有希望对外汇管理条例，也就是对中国外汇方面的法规，做一次比较彻底的清理。这样可以从新规则上来讲，中国能够基本上实现资本项目的可兑换。”周小川称。

　　不过，任何一项金融政策都会有正负两方面影响。对于资本项目可兑换后，会不会出现资本异常流动的问题，周小川表示，“这确实是我们需要倍加小心的，但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方向。”

　　另外，周小川在回应媒体有关放开存款利率上浮管制时间点的问题时称，利率市场化方向非常清楚，条件也越来越成熟。“在2014年人代会上答记者问的时候，我估计差不多要两年时间。”（上海证券报）

　　应为货币政策适度调控释放空间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近日在2015年全国两会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中国“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广义货币M2预期增长12%左右，在实际执行中，根据经济发展需要也可以略高些”。为构建简明、便于操作的衡量货币政策松紧适度的核心指标，我们近日对中国1998年以来的货币政策实施成效进行了认真分析，并就货币增速、经济增长和通胀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回归，建议可将“货币供给增速差距”，即“M2增速(%)-[GDP增速(%)+CPI增速(%)]”作为衡量货币政策松紧的“新标尺”，将货币政策的着眼点放在管控“货币供给增速差距”上，而不是M2、CPI增速等单个指标上，且应按季监控、调整，并根据经济处于下行、上行的不同周期采取反向的调控策略。

　　在当前GDP增速放缓、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建议“货币供给增速差”应保持在正四至五个百分点[+(4%- 5%)]左右，对应M2同比增速当前应提高至13.5%左右；CPI的下限则不应低于1%。当GDP持续下行，且CPI为负值，出现通缩时，则“货币供给增速差距”应提升至正六至八个百分点[+(6%-8%)]。当GDP上行， CPI 上升时，则“货币供给增速差距”应根据GDP的过热程度，降至正一至三个百分点[+(1%-3%)].

　　宏观政策组合方面，建议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应当以“强有力的财政货币政策”为“强有力的改革创新”营造良好的宏观环境，即采取“强有力改革创新+强有力财政货币政策”的“双强”政策组合，并着重从供给端发力保障农产品价格稳定，为货币政策松紧适度调控释放空间，有力扭转当前经济下行局面，稳定和改善各方预期，保持国民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

　　1998年以来货币政策

　　松紧程度分析

　　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我国逐步抛弃行政调控方式，货币政策由直接调控为主转向间接调控为主，直接调控为辅，由单一的“贷款规模管理”转变为以“公开市场操作”和“利率调控”为主的多元化市场调控手段，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再贷款、再贴现、创新货币政策工具和信贷政策等也都不同程度地成为调控工具。

　　我国货币政策大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自1998年至2006年，实施具有灵活性的稳健货币政策；第二阶段自2007年至2008年上半年，实施适度从紧和从紧的货币政策；第三阶段自2008年下半年至2010年，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第四阶段，自2010年底至今，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

　　按照古典货币理论的现金交易量说，货币量与货币流通速度的乘积，等于商品平均价格与交易总量的乘积，即公式“MV=PT”。其中，M是一段时期内的平均货币量，V是货币流通速度，P为平均商品价格，T为一段时间内的交易总量。

　　对于以上公式，我们假定一段时间内的全社会交易总量T与同期的产出Y(即GDP)成正比，即T=kY，其中k为系数。由此，我们可以将公式改为M/Y=kP/V。可以看出，影响M/Y(通常可用M2/GDP估算)的因素，既有价格水平P，又有货币流通速度V，也有交易需求与产出的关系k。其中，影响V和k的因素众多，包括交易成本、交易机制、公众的流动性偏好等等大量的制度性变量。

　　从古典货币理论M/Y=kP/V出发，为简化问题，假设k与V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稳定，同时对两边求对数并差分，即可以得到“货币增速-实际GDP增速=CPI增速”。若将GDP增速移至右边，即可得到“货币增速=实际GDP增速+CPI增速”，这里的货币增速，是一个大致的理论值，或者说参考值。

　　在实际操作中，通常用货币供给增速(通常用M2增速)与其进行比较，以判断货币供给是宽松还是紧缩。因此，“M2增速-(实际GDP增速+CPI增速)”又可称为“货币供给增速差距”。

　　从长期分析，我国“货币供给增速差距”均值为5%左右。从1998年至2014年期间的季度数据看，68个季度货币供给增速差距的算术平均为5.31%，最低值在2007年四季度，为-3.51%，最高值在2009年一季度，达到21.59%。68个样本中，我国货币供给增速差距的标准差为4.99，峰度为2.47，偏度为1.13，相对正态分布右偏且更陡峭。

　　同时期来看，美、英、日、韩货币供给增速差距基本在1.5%至3%区间，且在95%的置信度下均显著不为零。究其原因，在于该时间段内各国大致经历了两次经济危机，其中日韩为东南亚金融危机与全球金融危机，而美英为互联网泡沫危机与全球金融危机，因此货币政策从平均看是偏向于宽松的。同时，各国货币供给增速差距的分布上普遍呈现右偏的特征。究其原因，在于各国政府对于经济衰退与经济过热时期的货币政策执行力度的不对称性：即面对经济衰退，各国通过货币政策刺激经济的力度要显著大于经济过热时期的货币政策紧缩力度。

　　同时，我国的货币供给增速差距要高于发达国家2到3个百分点左右。之所以产生这个现象，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融资结构存在差异，我国主要的融资方式是以银行信贷的间接融资方式为主，而间接融资相较于直接融资而言，存在派生货币的过程；二是从发展阶段看，我国仍处在发展中国家的建设阶段，大量基础设施建设需要资金的保障，而基础设施的发展往往超前于经济发展，因此货币增速会相对较快；三是我国的CPI水平可能存在部分低估。因此，5%左右的货币供给增速差距应是一个长期均衡值。

　　为分析1998年以来我国货币政策松紧程度，我们将“货币供给增速差距”划分为五个区间，以5为均值，上下偏离0.5个标准差以内，视为稳健的货币政策；上下偏离0.5-1个标准差以内视为适度宽松(从紧)；上下偏离1-2个标准差视为宽松(从紧)；最后上下偏离2个标准差以上，视为极度宽松(紧缩).

　　1998年至2006年，我国货币政策的基本基调为稳健，此阶段货币供给增速差距的均值为5.79，符合稳健的政策基调。2007年，我国货币政策基调为适度从紧到从紧，此阶段货币供给增速差距的均值为-2.28，符合从紧的政策基调。2008-2009年，我国货币政策基调为适度宽松，但此阶段货币供给增速差距的均值为17.12，可视为极度宽松。2010年以来，我国再次回到稳健的货币政策上，此阶段我国货币供应增速差距的均值为3.50，货币政策的实际效果为稳健偏紧。

　　M2增速对GDP、CPI

　　影响的计量分析

　　为了分析M2增速变化对GDP及CPI增速的影响，我们采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测算，并使用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的方法进行评估。选用数据为1998年至2014年的季度数据，样本数量为68个。

　　计算结果表明，上一季度的M2增速每提升1个百分点，会拉动本期的GDP增速提升0.186个百分点，这是由于货币供应量增速的提升，能通过信贷增长等渠道增加产出，有效刺激消费和投资，这种传导效果是较快的。但是，上一期的GDP增长加快，会导致本期M2增速下降，这种负效应源于货币政策对经济运行的反向调节作用。而M2自身对滞后4期存在显著负效应，主要是因为同比基数影响因素(四个季度恰好为一年).

　　再利用VAR模型的结果进行格兰杰检验，得出：可以确认M2增速变化是GDP增速变化的格兰杰原因(在90%的置信度下显著，p=0.053)。但是，不能确认GDP增速变化是M2增速变化的格兰杰原因(在90%置信度下并不显著，p=0.135).

　　通过计算还可得知，在我国，M2增速对CPI增速具有较为微弱的影响，一方面仅在80%置信度上为显著，同时，M2对于物价的传导具有较长的时滞。从回归结果来看，半年前M2增速提升1个百分点，会对当期CPI增速提升0.101个百分点，而两年前M2增速提升1个百分点，将对当期CPI增速提升0.094个百分点。相反，前一期和前两期的CPI增速的提升，均会造成当期M2增速的回落，这种负效应也源于货币政策对经济运行的反向调节作用。

　　再利用VAR模型的结果进行格兰杰检验，得出：可以确认M2增速变化是CPI增速变化的格兰杰原因(在90%的置信度下显著，p=0.078)。同时也可以确认CPI增速变化是M2增速变化的格兰杰原因(在95%置信度下显著，p=0.044).

　　从古典货币理论的现金交易量理论来看，社会总产出、货币量和物价之间的关系是简单而直接的，基于此，我们构建了“M2增速-(GDP增速+CPI增速)”的“货币供给增速差距”指标，可以较为直观地判断货币政策的实际宽松程度。但是，从实证分析的结果来看，M2增速对GDP与CPI的影响是不对称的。其中，M2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且传导较快，但对CPI的影响显著性不强，且存在较长的时滞。这一点也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大多数国家的货币供给增速差距的分布倾向于右偏，也就是当经济衰退时，采用货币刺激的力度要大于通胀时期货币紧缩的力度。

　　我国M2增长率对CPI增长率的不显著性与较长时滞的特点，其主要原因，一是M2的绝大部分由各类存款构成，流通的M0和活期存款M1占比并不高，而CPI主要由八大类居民消费品和服务组成，因此M2的增加并不直接造成物价的提升；二是从较长的传导机制上说，M2增长推动经济增速上升，从而推升全社会投资与消费需求，间接影响物价上升，但这个传导周期通常要1-2年的时间；同时，经济增长也会增加产品供给，从一定程度上削弱需求增长的作用，这也是两者弹性系数仅为0.1左右的主要原因。

　　政策建议

　　首先，在宏观政策组合方面，我们建议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应当以“强有力的财政货币政策”为“强有力的改革创新”营造良好的宏观环境，即采取“强改革创新+强有力财政货币政策”的“双强”政策组合，有力扭转当前经济下行局面，稳定和改善各方预期，保持国民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

　　第二，将货币政策的着眼点放在管控“货币供给增速差距”，而不是M2、CPI增速等单个指标上，且应按季监控、调整，并根据经济处于下行、上行的不同周期采取反向的调控策略。

　　在具体措施上，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是较为合适的选择。一方面，我国基础货币供应已由被动的外汇占款投放转为主动投放，基础货币增加的空间有限，需要释放存款准备金来提高货币乘数；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利率工具的运用受到中美利差的限制，而当前存款准备金率仍处于高位，为货币政策提供了更多空间。同时，考虑完善我国的各项经济统计指标，一是扩展M2的统计口径，目前金融机构表外业务的快速发展和支付系统的变化已使M2的解释力度下降；二是设立核心通胀指标，当前M2增速与CPI增速相互影响的显著性不高，也与CPI中食品、能源成分的外生性波动较强有关。

　　第三，西方经济学认为通货膨胀率保持在2%左右是温和的通货膨胀，而通胀率低于0%，则为技术性通缩。我国处于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与西方发达国家GDP长年低增长的情况有所不同。在面临较大通胀压力时，应当将对通货膨胀的容忍程度与经济增速的高低挂钩，因为此时投资回报率较高，居民收入增长幅度通常也较快，故通货膨胀对实体经济的损害较低，建议我国对通胀的容忍度(CPI上限)可设置在GDP增速的一半左右。在面临通缩风险时，我国也应同样制定通货膨胀率的下限，对于7%增速的经济体来说，2%的通胀看似温和，其实已经偏低，甚至已经有通缩风险，我国PPI连续多年低于0%也是佐证，因此，在提出通胀率目标上限的同时，也应设定下限在1%左右。

　　第四，着重从供给端发力保障农产品价格稳定，为货币政策松紧适度调控释放空间。我国的CPI受食品价格波动的影响较大，但通常人们却将CPI的上涨归咎于货币的超发，而实证模型的结果表明两者之间关系是模糊的。为了给货币政策创造更加灵活的空间，应重点从供给端着力，通过增加农产品供给，促进食品价格稳定，降低CPI对货币政策松紧调控空间的制约。具体措施包括，一是提高农业现代化、机械化、规模化水平；二是调整出口导向政策，适当加大农产品进口；三是加快农业企业海外“走出去”，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四是积极研究农产品流通问题，适当降低流通成本，减少流通环节；五是完善农产品收储制度和农产品期货市场。（华夏时报）

　　化解体制弊端与结构性矛盾不能靠货币政策

　　当前的通缩预期是国人在经济处于“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所产生的“货币幻觉”，因为很多经济主体已适应了通胀带来的虚假繁荣。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新常态，主要障碍是体制机制弊端和结构性矛盾，这些问题不能通过宽松货币政策解决。面对新常态下的阵痛，我们必须咬紧牙关，保持战略定力。

　　近几个月来，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持续低位运行， 2月同比涨幅为1.4%，已连续六个月未超过2%。结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连续下跌及经济下行压力，很多人担心中国经济会陷入通货紧缩。价格涨幅回落乃至物价下降的确是通货紧缩的前兆。的确，通缩会打击人们对未来经济发展的信心，导致商品滞销，企业利润下降，失业增加，进而造成经济衰退，危害十分严重。因此，国人对通缩的忧虑毫不奇怪。但是，我们不能仅凭一组短期的价格数据就判定中国经济陷入了通缩，而要结合实际国情审慎研判。

　　据笔者的观察，实际上当前的通缩预期是国人在经济处于“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所产生的“货币幻觉”。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出台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通过宽松货币政策向市场投放大量货币，由此导致物价、房价大幅攀升。看来这些年来很多经济主体已经适应了通货膨胀带来的虚假繁荣，因此当货币政策慢慢回归中性，物价恢复正常时就会产生经济陷入通缩的错觉。从理论上说，短期的适度通胀能够刺激经济发展，然而长期的高通胀会将一国经济引向崩溃。所以，过量货币犹如一杯毒酒，会让经济在短期亢奋后陷入长期的衰退之中。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新常态，现在发展的主要障碍是体制机制弊端和结构性矛盾，而这些问题是不能通过宽松货币政策来解决的。处在“转方式、调结构”的紧要关头，我们得适应经济新环境，需格外小心警惕经济患上“货币依赖症”。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是市场决定价格。价格波动本是市场经济的正常现象。价格高涨刺激生产，只要货币总量稳定，当生产出现过剩时，价格必然回落。价格涨落的过程，就是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在经济正常发展的情况下，如果价格持续全面上涨或下跌，背后一定有货币因素在推动。因而，无论是通胀还是通缩，都会扭曲价格体系，严重干扰市场运行。货币主义大师弥尔顿·弗里德曼说过，货币政策最重要的功效是“能够防止货币本身成为经济波动的一个主要根源”。因此，各国政府通常都把稳定物价作为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有的发达国家甚至把稳定物价作为货币政策的唯一目标。

　　近十年来，我国货币政策以宽松为主，物价几乎一路上涨，特别是2008年以来，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而采取的诸多措施，引发了较强的通胀，国人对通胀的感受十分强烈。美国经济学家唐·帕尔伯格在《通货膨胀的历史与分析》一书中层精辟地指出，通货膨胀是“这个世界上的头号窃贼”。“它不声不响地从寡妇、孤儿、债券持有者、退休人员、年金受益人、人寿保险受益人手中窃取财富。小偷、抢匪、贪官污吏等所掠走的财富加在一起也比不上通货膨胀的祸害。” 当然，通胀也为不少资产投机者带来暴富机会，正如帕尔伯格所言，通胀还是“这个世界上最慷慨的施舍者”。“通货膨胀对债务人、不动产所有者的赠予超过了所有慈善事业、捐献、捐赠的总和。”通胀不但扰乱价格信号、稀释居民消费能力，而且扩大贫富差距，社会危害十分严重。近年来居民感受到的主要压力是通胀，而不是通缩。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态势，本届政府审时度势，保持战略定力，稳定宏观经济政策，没有采取短期强刺激措施，一再强调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因此，物价涨幅连续下跌，整体物价趋于稳定，这确实为“转方式、调结构”创造了良好的市场环境。从2013年到2014年，我国经济增速从7.7%下降到7.4%，但新增城镇就业不降反增，从1310万人增加至1322万人。同时，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也持续高于GDP增速，与此同时万元GDP能耗进一步下降。这说明，虽然我国经济增速下降，但结构明显改善，增长质量在显著提高。此时千万不能对过量货币产生依赖，再次打开全面宽松货币政策的阀门。否则，中国经济将错失结构调整时机，转型升级势必功亏一篑。

　　央行 《2014年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去年我国广义货币增长12.2%，高于同期GDP增长，足见我国货币供应是充足的。从价格走势来看，我国物价依然处在上涨周期。CPI从2009年11月至2015年2月一直同比上涨，只是近六个月涨幅有所降低而已。PPI虽然连续六个月下跌，但主要原因是产能过剩导致的部分商品滞销，而并非货币短缺所致。因此，即使从CPI和PPI的数据也不能得出中国经济陷入通缩的判断。如果此时通过宽松货币政策释放过量货币，非但不会刺激有效需求，反而将进一步刺激虚假需求。一方面物价将被继续推高，老百姓手中的货币会进一步贬值；另一方面信贷扩张刺激投资增加，产能过剩会进一步加剧。从消费和生产两个角度看，这都是得不偿失的。

　　总之，此轮物价低位是消化前期刺激政策的必然结果，是经济新常态的正常现象。过量货币犹如一杯毒酒，面对新常态下“三期叠加”带来的阵痛，我们必须咬紧牙关，保持战略定力。为不使中国经济再度患上“货币依赖症”，须坚定不移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力促经济提质增效，而万不能饮下过量货币的毒酒，再次释放通胀这只“大老虎”，以致这些年来“转方式、调结构”的努力前功尽弃。（上海证券报）

　　周小川迟迟未退休原因:被视为货币政策最佳代言人

　　周小川的退休问题

　　在昨天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5”上，央行行长周小川被记者问及“何时退休”。他简短地说，“我现在没有什么具体的信息和想法”。坐在他身旁的IMF总裁拉加德插进话来，“我们没有听到过有关周行长退休的传闻，他不退休我非常高兴”。

　　尽管人们对于延迟退休颇多争议，但对于让周小川延迟退休可能没什么争议，连外国同侪都算上。

　　关于周小川的退休问题，一直会喧嚣至他真正退休之前。这样一个人物，历史还不愿早早撒手。

　　周小川是货真价实的博士，拿过货真价实的孙冶方经济学奖。学而优则仕，是业内公认的学者型行长。而业外的年轻人觉得他像《灌篮高手》里的安西教练，相对于安西的不苟言笑，爱笑的周小川“萌萌哒”，为他的公众形象加分不少。

　　周小川掌管央行13年，历经三位总理，被国内外视为中国货币政策的最佳代言人和操盘手。有人用“无可替代”来形容周小川，有人誉之“最有能力的技术官僚”。当然，也有人称之为“中国的格林斯潘”，这既有对其货币操作长袖善舞的恭维，也有对其货币超发的揶揄。

　　但“改革派和市场派”，是周小川被贴上的最多标签。在其治下的13年，央行发起了多项改革，包括国有银行改革、利率和汇率改革，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的改革。国有银行的市场化改革虽然仍有很多新问题，但大抵已经过河。而早在两年前，周小川“破例”第三次出任央行行长时，朝野即是希望他能够完成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和资本项目可兑换这三大金融改革，并促成人民币进一步的国际化。

　　于是，全面深改里周小川身影更加忙碌。利率市场化按部就班逼近临门一脚。今年上半年推出存款保险制度和放开存款利率，利率市场化即将撞线。汇率市场化没有利率那么抢眼，但也扩大浮动范围至2%，并导向双向浮动。同时央行官员也一再澄清，早已退出常态化干预。再加上昨日周小川关于“努力在年内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表态，三大金改的突进速度都非常了得。

　　在退休之前，将金融改革最硬的骨头啃掉，将金融改革的基本框架底定，这或许是决策层交给周小川的使命，或许是市场基于周小川个人能力的信任，或许同样是周小川本人的心愿。周小川“迟迟”没有退休，或许就是这三个方面的合力。

　　除此之外，在新常态的过渡期，货币引擎的温度，需要精准掌握火候。两年前，周小川没有按照年龄惯例退休，市场便认为宽松货币政策软着陆，需要倚仗周小川娴熟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保驾护航和“送上一程”。如今，货币政策在“钱荒”和杠杆的挤压中，在大水漫灌和精准滴灌中，努力保持着速度和平衡。尽管有过2010年开始的通胀如虎，但总的来说，周小川控通胀的任务完成得不错。但通胀闪退之后，不旋踵通缩风险又影影绰绰。在这个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关键窗口，央行的角色日益吃重，而周小川，也至少得把通缩对付过去才行。（北京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