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流转提速亟待顶层设计

　　尽管在国家政策引导下，农村土地流转速度明显加快，但本报记者调查发现，由于相关相关政策体系尚不健全，当前农村土地流转中也存在着承租关系不稳定、土地过度规模化、农村土地抵押难等问题，成为制约农业规模化经营的掣肘。

　　和村里不少农户一样，种了几十年田的60岁的农民李自周去年也“转行”了，家住云南省施甸县姚关镇山邑村的他，筹钱买了辆拖拉机，同儿子跑起了运输。

　　“少种一亩地倒少操了一份心，把地交给村里的合作社，就有心思和时间干更多的事了。”晚饭过后，泡上一壶茶，稍晚点去看邻里乡亲跳广场舞，串门闲聊……围着几亩田地转了几十年，李自周没想到今天的生活会变得如此悠闲，“虽然少种了几亩田地，去年的收入却见长，放手跑运输、打工，不仅还了旧债，家里还第一次有了几万块钱的存款。”

　　李自周是农民享受土地流转“红利”的一个缩影。

　　如今，在城镇化、工业化加快推进的背景下，加快农村土地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已成为中国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最近一段时间，本报记者调查发现，在国家政策引导下，尤其是在新一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工作推动下，当前农村土地流转正在提速。但是，由于相关政策体系尚不健全，当前一些农村土地流转中也存在着承租关系不稳定、土地过度规模化、农村土地抵押难等问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发展中也面临诸多掣肘。

　　外界期待，“十三五”期间，国家能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完善相关政策。

　　“土地也可以‘走南闯北’了”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抓紧抓实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扩大整省推进试点范围。数月来，在中国多个省份，随着确权工作的推进，土地流转正在提速。

　　农事企业专业化经营、合作社抱团生产闯市场、能人返乡投资兴建家庭农场……通过多渠道流转，辽宁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面积近1400万亩；同样，2014年，吉林省农村土地流转面积1520万亩，占承包耕地总面积的24%。

　　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清泉家庭农场的经营规模也从确权前的1300多亩一下子增加到2100多亩。清泉家庭农场主刘清泉说：“确权后，一个最明显的感受就是，土地流转更加顺畅了。”

　　与此同时，土地流转的效益也明显提高。江西省上高县芦洲乡中腰村村支书赵细林告诉记者，确权前，当地农田两三百块钱一亩还没人要，但确权后，五六百元一亩都有人抢，最高的甚至超过1000元/亩。“村里沉睡的土地一下子被激活了，荒田变成宝地，村民收入也有了明显提高。”

　　江西省永丰县富裕村村民张菊秀把自家的5亩田流转给了当地一家家庭农场，并在农场打工，过上了既收租金、又挣薪金的“双薪”生活。张菊秀告诉记者，现在，她在农场管理蔬菜种植，每个月有1000元工资，再加上土地流转的钱，一年有14000元的收入。

　　土地确权后，流转速度为何会加快？江西省高安市伍桥镇党委书记熊慧华道出了其中的“奥妙”。“以前农村土地‘三年一小调、五年一大调’，出让方担心土地租给别人久了就变成别人的了，流转变成了流失，而受让方因承租关系不稳定，也不敢进行长期投入。而确权之后，双方顾虑都打消了，流转自然就快了。”

　　在土地确权之后，农村土地流转交易平台的建设也加快了农地流转的速度。在上高县潭山镇土地流转服务中心，记者看到门头的电子屏幕上滚动发布着当地土地流转的供需信息，服务中心的前台上整齐摆放着土地流转的流转合同文本，对土地出让方、受让方的信息，地块的位置、面积，流转的租金、期限进行了细致说明。

　　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四生说，流转服务中心成立后，通过规范合同签订、档案保管、纠纷调处等流转行为，改变了以往那种自发无序、不具规模的粗放型流转模式。

　　江西省铜鼓县温泉镇光明村村民张大标说：“以前土地流转主要是在熟人、亲戚、朋友之间进行，以口头约定为主，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土地的大规模流转，现在白纸黑字红章子，有证书有合同，流转更加规范了，土地也可以‘走南闯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