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清点中国2532家上市公司还有多少“官员独董”(组图

　　在中央强力反腐的背景下，中国的上市公司们开始频频发布董事变动公告。看起来，2013年10月出台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18号文”）似乎正在产生效力，纷纷报道说官员独董“离职潮”正在出现。

　　原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吴建常，先后辞去江西铜业中国铝业的董事职务；原四川省副省长邹广严，不再担任川投能源公司董事；原大连市常务副市长王承敏，告别中国船舶重工股份公司的独董职位……

　　然而，中国资本市场上究竟有多少官员独董群体？离职潮究竟如何？南方周末与时政数据研究机构图政研究中心一起，依据2013年年报和2014年一季度报，对中国2532家沪深上市公司的官员独董情况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分析。

　　2013年年报统计显示，曾经在党政机关或者系统有过任职经历的“官员独董”共901人，加上一人兼任多家公司独董的情况，一共1101人次。这些独董分布在816家上市公司中，也就是说，平均每2.3家上市公司就有1人次的官员独董。

　　仅从年报披露的薪酬来看，2013年这些官员独董拿走的年薪共计7733.34万元。不过，其中有96人次“年薪为0”，原因有的是因为刚入职，有的是因为“中管干部退休后担任独董不得领取报酬”的，有的则根本未披露。也有一些公司，载明“报销差旅费”，但几乎都没有披露具体数据。

　　不过，截至2014年6月29日，这些官员独董中，70%仍然在任，仅有10.4%的官员独董选择了提前离任，还有19.6%的人士本届任期自然结束，但不知道是否已经连任。

　　比如，江苏上市公司润和软件的独董董化礼，先是任职于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部，后来在安徽和江苏任职四十余年，2008年退休，2009年起任润和软件独董（2014年3月辞职）。同时，他从2009年起担任上海能源独董，至今仍在任。

　　例如原南京供电局副局长顾自立，曾长期在江苏省电力国企担任管理职位，后来担任南京新联电子公司的董事。桂林旅游公司董事闻心达，早期曾是桂林市副市长，并曾在多家国企任主要领导，目前是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最为醒目的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目前有15人次的官员独董曾在该中心工作过，其中金融研究所就“贡献”了4人次。

　　金融研究所现名誉所长夏斌（2013年6月开始任南开大学国家经济战略研究院院长，自1970年代末参加工作以来一直在央行、证监会、深交所等处任职，担任国研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多年，并曾担任国务院参事、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同时在房地产公司“华夏幸福”以及海通证券担任独董，不过如今一家已提前离任，一家已届满。

　　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2013年从民生银行领走了100.5万元，这是当年官员独董领取到的最高年薪。

　　这类官员独董多达92人次，他们的从政经历可谓五花八门：不仅来自司系统，还可能在国家工商总局、央行、证监会、民政部、卫生厅、食药监管理局、经济体制委员会、宣传部门、地税局、局等等部门工作过。

　　比如，上市公司海宁皮城的独董张淑华，1978至1988年曾就职于中国轻工业部皮革处，之后长年在中国皮革协会、国际皮业贸易协会任职。

　　翻开以上五类独董的履历，不难发现，他们担任独董的上市公司，许多都是在自己从政时所在的行业或者地域范围内。

　　这些官员独董中，长期从政地是在中央的有375人次，占总数的34.1%；若加上曾扎根市系统的官员46人次，可以发现，曾长期在的官员独董占总数的近四成。

　　最高曾任职中央级单位（以下简称“中央级”）的官员独董共412人次，而最高曾任职于省级单位（以下简称“省级”）的，也多达427人次，这两部分官员独董加起来占总数的近八成。

　　发改委系统是官员独董的主要来源，多达133人次（占12.1%）的官员独董曾在发改委系统工作过，有许多人曾就职于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体制委员会等发改委前身部门。掌管财政收支的财政系统官员也受到上市公司青睐，他们占到官员独董总人次数的11.0%。

　　将各行业的上市公司数量与该行业的官员独董数量进行对比，可以发现，“企官比值”最高的是金融业（仅包括货币金融服务业和资本市场服务业），每1家该类公司就有2.68人次的官员独董。此外，石油天然气开采业和航空运输业紧随其后，“企官比值”分别达到1比1.25、1比1.00，这意味着这些行业每家公司都至少有一位官员独董。

　　相比之下，互联网、信息技术等领域的官员独董并不普遍。例如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上市公司共有213家，总共只有83人次的官员独董，1家公司仅仅对应0.39人次的官员独董。

　　八成以上的官员独董，年薪在10万元以下，拿5万-10万元年薪的最多。不过，年薪30万以上的官员独董也有12人次，其中有8人次是受聘于银行—仅平安银行一家就“贡献”了5名年薪超过30万元的官员独董。

　　从行业的选择来看，“中央级”官员独董明显集中在信息技术、金融等“高大上”领域：比如9.7%的“中央级”都集中在计算机、通信业的上市公司里，省级则仅占5.4%；在资本市场服务业，有13人次的“中央级”官员，而省级仅有5人次。

　　而“省级”官员独董自己的优势行业是医药制造业，7.5%的“省级”官员汇聚于此，多达32人次，相比之下中央只有19人次。例如原省财政厅副厅长陈金城，就在华北制药公司连任4届独董。

　　此外，化学制品、道运输业等与生活更相关的实体经济行业，也是“省级”独董们扎堆的地方。

　　不仅行业去向不同，薪酬的高低也有差别，级别越高的官员独董“吸金”越多—在2013年拿到最多钱的五位独董中，有四位都是“中央级”。

　　剔除0元年薪的独董之后，“中央级”官员独董平均年薪为9.25万元/人次，远远高出平均线，而且是唯一高出平均线元年薪者）。其余的省级、市级、县级，全部低于平均线万元每人次。

　　除了来自金融系统的官员独董非常赚钱之外，另一个“赚钱”的系统是国资管理系统，在国资系统工作过的官员独董平均年薪高达8.47万元/人次。紧随其后的是出自发改委系统的官员独董，平均年薪为8.21万元/人次。

　　2013年年报信息显示，有差不多一成的官员独董（105人次），从政期间曾担任过秘书、秘书长等职务。

　　比如，大唐发电公司的独董董贺义，曾先后在国家经委、国家计委、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工作，先后任秘书处处长、办公厅副主任等。其2013年从该公司拿走了13.68万元年薪，并于2014年5月因18号文而辞职。公告显示，董贺义在该公司已经连任独董近6年。

　　原纺织工业部的部长秘书杨东辉，更是直接在相关行业的华纺股份担任独董。原财政部办公厅秘书江锡如，还同时兼任神州泰岳立思辰凌云B股三家上市公司独董职位。

　　到了省一级，原委办公厅秘书赵广杰2013年也通过中国铁建的独董职位，拿走了17.6万元年薪。市一级中，原宁波市人民副秘书长、市口岸办主任林勇，2013年从宁波海运公司领到8万元年薪。

　　比如，华映科技公司独董李锦华，曾是福建军区的团职干部，之后在中国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国家外汇管理局福建任职。深圳市长方半导体照明公司独董刘子先，是原某军团连长、副营正营职参谋。

　　山东黄金矿业公司则一下招揽了两名有军队背景的官员独董：宋文平曾任解放军33992部队排长、副连级干事，后来成为国资委副主任；刘战原来是军区宣传处处长，后担任地矿局党委兼局长。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资本市场上“兼职”最多的官员独董陈日进，也是军队出身。这位前广州军区空军参谋、海南省副秘书长，目前同时在海岛建设广济药业等5家公司任独董。

　　比如，原环保厅厅长冯杰担任酒钢集团宏兴钢铁公司董事长，这家国有企业请来的董事是原副省长吴碧莲（年报显示未曾向其支付年薪）。2014年4月28日，吴碧莲因为即将连任满6年涉嫌违规而辞去该职位。

　　但是，依据2013年年报和2014年一季度报进行统计，截至2014年6月29日，曾经从政的1101人次独董中，70%仍然在任，仅有10.4%的官员独董选择了提前离任，还有19.6%的人士本届任期自然结束，但不知道是否已经连任。

　　2006年，公务员法：“公务员辞去或者退休的，原系领导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

　　2008年，发文专门对官员独董进行规范，不过此次发文规范的只是中管干部。文件明确要求，“中管干部辞去或者退（离）休三年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董事、监事的，应由本人向其所在单位党组（党委）报告，并由其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向中央组织部备案，同时抄报中央纪委”。

　　到2013年，18号文件又将有关规范扩大到党政领导干部、参公单位（即参照公务员管理机关事业单位）的领导干部以及“其他领导干部”。

　　对于违规在企业任职的行为，18号文件“限期清理”，还给出了3个月的“期”。“清理工作完成后，如再发现党政领导干部有违规在企业兼职（任职）或领取报酬隐瞒不报的行为，一经查实，要按照有关严肃处理”。

　　不过，这些官员独董的任职究竟是否符合，是否已经报备，他们领取报酬是否合规，是否还有其他诸如报销之类“隐性福利”，则因为信息披露并不完整，不得而知。

　　在近来愈演愈烈的反腐态势下，这道“官员独董令”对一部分人群产生了影响。

　　截至6月29日，曾任职发改委系统的官员独董对令“最”，15.8%选择提前离任；其次是当过秘书的官员独董，15.2%已经辞职，这两个群体的离任率均大大高出平均离任率（10.4%）。

　　“令”的效力同样具有一个从上到下递减的规律。“中央级”官员独董中，13.1%已提前离任，省级则有10.8%的离任率，到了市级则仅有5.6%。

　　但总体来说，官员独董的离任率都并不高。至于仍然在任的官员独董中有多少涉嫌违规，并不清楚。

　　不过，这一期依然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因为这只是约束官员不到原本管辖领域兼职。

　　只要不在本职领域，就不存在时间。曾任国家审计署人事教育司教育处处长、审计局局长、审计局局长张大维，2007年5月刚刚退休，2008年1月就成为了华谊兄弟传媒公司的董事，之后他连任两届，2014年3月底才刚刚届满。然而，这并不违规。

　　另一个争议是，官员退休后继续在、政协任职，同时兼任董事。他们仍在部分行使国家管理的职能，却又被看成“已经辞去”，不受相关。

　　事实上，独董制度的初衷，本是为了中小股东的权益不受损害，但现实却并非如此。

　　早在2004年，也曾有董事程厚博、刘文波“揭竿而起”，对国有企业乐山电力提出质疑，希望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负债进行审核。但最终，这场风波以两位独董辞职而告终。同年，伊利股份也罢免了“找事儿”的独董。

　　到现在，十年过去了，董事的“性”不仅未能得到重塑，反而在许多上市公司中逐渐沦为“花瓶”，甚至成为进行利益输送的“灰色通道”—董事的年薪只是公开的表面收入，往往还有报销等其他“隐性收入”，甚至与上市公司有关的信息也可能存在牟利空间。

　　比如，曾经被广泛报道的一则案例是，中信证券明星分析师杨治山，2011年以漳泽电力的董事身份参与了同煤集团与漳泽电力资产重组的论证过程。之后，杨治山他人开立证券账户，买入漳泽电力的股票期望牟利。

　　正因为董事背后的这些利益，让官员独董现象备受瞩目，也成为中央强力治理的领域。不过，从现有情况来看，这一现象要想真正得到治理，尚需进一步的决心，更需公开透明的信息披露。

　　说明：统计结果受上市公司信息披露量影响。统计数据来源：图政研究中心。原始资料来源：各上市公司2013年年报、2014年一季度报等。（JZ?多解决方案/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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