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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以2008-2013年的上证A股和深证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产权税收理论，分析产权性质、税收负担和企业财务绩效的相关性，得到以下研究结论：一是产权性质对税收负担有显著性影响，且国有上市公司的税收负担明显高于民营上市公司；二是产权性质对企业财务绩效有显著性影响，且国有上市公司的财务绩效明显低于民营上市公司；三是税收负担与企业财务绩效具有显著负相关性，且税收负担在产权性质影响企业财务绩效的逻辑关系中起着“桥梁作用”。

　　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和国有企业产权的进一步深化，和社会不仅关注产权性质与税收负担的关系，对产权性质与企业财务绩效相关性的讨论也从未停止过，但并未达成一致观点。

　　本文研究产权性质、税收负担与企业财务绩效的相关性，试图揭开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并进行经济解释。

　　诺斯（1994）指出，产权结构对经济增长绩效具有决定性作用。这一观点奠定了产权税收理论的制度经济学基础。朱庆民（1998）认为，产权制度为产权交易和创新确立规范，而税收制度会对其产生直接影响，进而影响产权交易的目的和成本。白彦锋（2006）认为，税收是在法律允许的限度内对私人产权实施的，税收收入的过快增长势必会挤占私人经济部门的资源。刘晔（2009）认为，税收本质上应是国家界定和产权的价格。只有产权明确了，税收才能明确；只有税收明确了，产权才能明确。蔡昌（2013）认为，税收的存在以产权的存在为前提，税收必须依附于清晰的产权关系。产权是形成征税权的先决条件，税收边界取决于产权的存在性及产权边界的范围。刘尚希（2015）认为，产权是从所有权分化出来的，产权不看重拥有、占有，而着重其通过交易而能带来利益或收益。

　　国内学者大多数认为国有股权是影响我国上市公司实际税负的重要因素，其中干预程度、不同股权性质企业的避税动机强弱、税收优惠多寡等因素是导致不同所有制企业实际税负差异的主要原因。曹书军和张婉君（2008）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实际税负显著正相关。吴联生（2009）研究发现，公司内国有股权所占比例越高，其所得税税负也越高。吕伟（2010）研究发现，相对于国企而言，受干预较少的民企会选择更为激进的避税行为，其税负相对更低。覃雪梅（2011）研究发现，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所得税实际税负率显著高于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且随着股权集中度的提高，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呈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变动趋势。龙文滨和周茜（2012）研究发现，公司股权结构与实际税负之间不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它同时受控制方式和持股比例的双重影响。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因避税动机不同而导致其避税行为存在差异。对国有企业而言，既是其产权所有者又是其税收的受益者，因而其税收与利润的最终受益者都是国家，而从本质上讲利润与税收对没有区别，都是国家财富的增加，因此国有企业避税动机不足（王跃堂等，2010）。郑红霞和韩梅芳（2008）研究发现，国有企业的税收筹划行为保守，而民营企业的避税动机强烈，避税方式更灵活，避税行为更激进。

　　吴风来（2003）认为，民营上市公司要比国有上市公司财务绩效高。产权归属越明晰，企业财务绩效越高，即产权性质是影响企业财务绩效的重要因素。徐莉萍等（2006）认为，国有产权行使主体的不同会对企业绩效产生明显不同的影响，国企控股的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比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控股的上市公司更好，中央直属国企控股的上市公司经营绩效比地方国企控股的上市公司更好。董梅生（2011）利用2002-2009年518家上市公司（分为16个竞争性行业）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国有上市公司与民营上市公司竞争基本相同，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无论是在财务效率，还是在技术效率上，都不存在显著差异。

　　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由于委托—代理关系不同导致其税收激进性和税收筹划意愿不同，干预程度不同导致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情况不同。因此，国有企业的税收负担可能高于民营企业。

　　国有企业存在着繁复冗长的多重委托—代理关系，不仅导致其治理效率低下，还承担着繁重的社会责任，从而对其财务绩效形成负面影响。

　　一方面，税收负担能够直接对利润表与现金流量表产生影响，引起企业净利润和现金流量的变动，直接影响企业的财务绩效；另一方面，税收政策与会计政策的差异性又对企业的税务处理与会计处理产生影响，间接影响企业的财务绩效。

　　在选取样本数据期间时，考虑到2014-2016年间我国实施供给侧结构性，一些上市公司的经营范围、经营模式和运作方式较2014年之前年度有较大变化，其税收负担和企业财务绩效均发生重大变化。因此，本文以2008年《企业所得税法》实施后我国资本市场A股上市公司2008-2013年6年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这6年间上市公司所处的经营相对稳定，样本数据能够真实反映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的税收负担和财务绩效的真实面貌。按照实际控制人类型不同，样本企业被划分为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具体分类标准如下：国有上市公司包括由国资委、单位以及国有集团公司独资成立或控股的企业（国有持股比例高于30%的企业列为国有控股企业）；民营上市公司包括由自然人或民营集团公司实际控制的企业。

　　本文利用WIND数据库获得所需样本企业的财务数据（部分缺失的数据利用网络搜集）。为减少研究误差，我们对样本企业作了如下剔除：1.剔除在6年中出现退市的上市公司；2.金融类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有特殊性，将其剔除；3.新上市的公司样本数据不具有连续性，将其剔除；4.出现ETR＜0或ETR＞1的公司的数据较为特殊，将其剔除；5.对最终控制人无法确定的上市公司（如外资控股的上市公司）进行剔除。实施上述样本筛选后，最终得到的样本范围是国有上市公司546家，民营上市公司849家。

　　1.主要研究变量。（1）产权性质。当上市公司的产权性质为民营企业时，Property取值为1；当上市公司的产权性质为国有企业时，Property取值为0.（2）税收负担。ETR表示企业实际所得税率，它衡量企业实际所得税负担的大小。关于ETR目前有多种不同的计算公式，本文借鉴王延明（2002）的做法，令ETR=所得税费用/利润总额。

　　（3）企业财务绩效。根据研究需要，本研究分别选取反映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每股净利润（EPS）、净资产收益率（ROE）、每股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NCFPS）作为衡量企业财务绩效的变量。

　　2.控制变量。（1）公司规模（SIZE）。本文选取总资产的对数来衡量公司规模。（2）财务杠杆（LEV）。本文选取资产负债率来衡量财务杠杆效应。在一定范围内，资产负债率越高，财务杠杆效应越大，其根源在于债务税盾。王跃堂等（2010）的研究表明，债务税盾会因企业产权性质的不同而产生差异。（3）资产密集度（CINT）。资产密集度等于年末固定资产净额占年末资产总额的比例。

　　（4）存货密集度（IINT）。存货密集度等于年末存货净额占年末资产总额的比例。（5）行业（IND）。

　　为了控制行业差异因素，本文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中引入控制变量IND作为行业虚拟变量。按照证监会行业分类标准，将样本公司的行业类型分为12类，并设置相应的虚拟变量。

　　国有上市公司和民营上市公司的各变量的统计性描述如表2所示。根据表2显示的数据可知：第一，国有上市公司的实际所得税率的平均值为21.03%，而民营上市公司的实际所得税率的平均值为17.03%，且前者比后者高出3个百分点，二者都低于税率25%；第二，国有上市公司的公司规模和财务杠杆都显著高于民营上市公司；第三，民营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高于国有上市公司。

　　从表3可知，国有上市公司的实际所得税率在2008-2013年间呈逐年上升态势，从20%逐渐接近24%，民营上市公司的实际所得税率在这6年间也呈逐年上升态势，但其起点较低，从16%逐渐上升至19%.6年间，民营上市公司的实际所得税率一直低于国有上市公司。

　　由表4可知，变量Property的系数估计值为-1.269，这说明国有上市公司的实际所得税率高于民营上市公司，假设1得到验证。

　　变量SIZE的系数估计值为-1.241，表明上市公司规模与实际所得税率之间呈负相关性，这是因为规模较大的公司税收筹划能力较强，且可以运用更多的资源去进行游说，因而使其实际所得税率较低。

　　变量LEV的系数估计值为0.132，表明上市公司的财务杠杆（资产负债率）与实际所得税率之间呈正相关性，这是债务税盾效应的体现，实际税负较高的上市公司倾向于举债。

　　变量CINT的系数估计值为-2.726，表明上市公司的资本密集度与实际所得税率之间呈负相关性，这是因为资本密集度越大，意味着有更多的固定资产可用于加速折旧，从而有利于降低税负。

　　变量IINT的系数估计值为5.444，表明上市公司存货密集度与实际所得税率之间呈正相关性，这可能是因为资本密集度越高，会导致存货密集度越低。

　　变量ROE的系数估计值为-0.322，表明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与实际所得税率之间呈负相关性。当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增加时，其便具有更为强烈的避税动机，会采取多种方法降低税收负担。

　　无论是ROE、EPS还是NCFPS作为被解释变量，在检验产权性质与企业财务绩效关系的三个模型中，Property的系数估计值都为正，这说明国有上市公司的财务绩效明显低于民营上市公司，验证了假设2.表5仅列示出被解释变量为ROE的回归结果。

　　由表5可知，变量SIZE的系数估计值为-0.421，说明上市公司规模与财务绩效呈负相关性，这是因为上市公司规模越大，内部管理成本越高，企业财务绩效就越低。

　　变量LEV的系数估计值为0.699，表明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与财务绩效呈正相关性。这一结果验证了权衡理论，即在税收成本、代理成本和破产成本的综合作用下，财务绩效越好的公司越倾向于使用较高的财务杠杆。

　　由表6可知，在验证假设2的模型中加入解释变量ETR，再次进行回归分析，ETR系数估计值为-0.198，这说明税收负担与企业财务绩效呈负相关性，即高额的税收负担会损害上市公司的财务绩效，验证了假设3.

　　在加入解释变量ETR后，与验证假设2的回归结果相比，产权性质Property的系数估计值由1.017下降为0.683，拟合优度R2修正值由0.2478上升为0.3443（见表6）。这一变化说明将税收负担作为自变量加入假设2产权性质影响企业财务绩效的模型中时，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能力有所提高，而且相较于假设2中产权性质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回归系数，假设3中该系数的回归值有所下降。

　　这两项数据变化证明，税收负担在产权性质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中起着“桥梁作用”，即产权性质影响税收负担，税收负担影响企业财务绩效，税收负担是产权性质影响企业财务绩效的中间桥梁和传导径。

　　国有上市公司由于其特殊的产权性质，形成复杂的委托—代理关系，造成的信息不对称弱化了国有上市公司的税收筹划意愿，使其提升税务管理水平及降低税收负担的愿望并不十分迫切；由于干预的存在，国有上市公司比民营上市公司承担更多的税收成本、公共支出等社会责任，进一步加重了国有上市公司的税收负担。但同时由于关联的存在，国有上市公司享受到更多的税收优惠，减轻了其实际税负。透过结果发现，这两种方向的税收影响综合反映为产权性质对税收负担的负效应，即国有上市公司比民营上市公司承担更重的税收负担。

　　（二）产权性质影响企业财务绩效，国有上市公司的财务绩效明显低于民营上市公司

　　产权性质影响企业财务绩效的径有两种：一是“假设”，二是“成本假设”。透过结果发现，成本的影响大于的影响，综合体现为国有上市公司由于国家所有制所引发的委托——代理关系和预算软约束问题，使其财务绩效明显低于民营上市公司。民营上市公司的委托人和代理人存在密切的利益关联，由此带来的产权激励效应提升了民营上市公司的财务绩效。

　　（三）税收负担与企业财务绩效呈负相关性，且税收负担发挥着产权性质影响企业财务绩效的“桥梁作用”

　　结果表明，一方面，税收负担对企业财务绩效具有负相关性影响，即不论国有上市公司还是民营上市公司，其税收负担的降低都会提升企业财务绩效水平。内在的作用机制是企业面对税收政策，会调整其投融资等经济行为以影响其财务绩效，而外在的显性效果是企业实际所得税费用直接作为计算净利润的扣减项，对企业财务绩效产生直接影响。另一方面，企业财务绩效对税收负担也会产生负相关性影响。通常来讲，企业财务绩效越好，比如净资产收益率越高，意味着企业的盈利能力越强，其税收筹划意愿与动机也随之增加，从而会激发企业的税收规避行为，降低其税收负担。同时，本研究还有一项重要发现：产权性质影响税收负担，税收负担影响企业财务绩效，税收负担在中间起到了一定的传导效应，即税收负担在产权性质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中发挥着“桥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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