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称中央有意深度调整国资委 或是下一个汇金

　　拥有近30个司局、300多个处室的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国资委”)，十多年为解决国有资产管理“九龙治水”的局面而成立，对国企脱贫改制居功至伟，如今却被一些人诟病为阻碍国企经营的屏障。

　　知情人士透露，中央有意“深度调整”的国资委相关机构和人员的幅度不小，其难度之大，不亚于国企改革本身。

　　对此，国资委给自己开出了三个方子：一是真正回归“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的角色；二是借此轮改革的反腐之势，强化监事会对国企领导班子的监督职能，成为类似银监会的外部监管机构；三是走类似中央汇金公司的国有独资投资公司路径，从管资产变为管资本。

　　然而这三项职能，国资委似乎放弃哪一个都不容易。

　　“顶层设计对此争议也大，但这个问题绕不开。”财政部相关负责人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国资委的改革方案已经摆上了最高决策层的案头。

　　回归股东角色

　　去年以来，国资委曾大力推进简政放权。自国务院出台《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国资委就开始拟定新一批需要取消和下放的审批权限，内容涉及董事会选聘、薪酬管理、国企股权激励的审核备案权等方面。

　　“而实际上，我们每天的工作量并未减少。”北京市国资委相关人士说，一方面国企大多对审批产生了依赖，以避免风险为由，仍旧将文件一批批上报；另一方面，国资委多年来审批范围悄然膨胀，早已不在白纸黑字中。“不久前就有部门在审批某国企2015年战略规划，远超出了权责范围”。

　　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周放生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整个国资委300多个处室，相当于要管理至少1000多件工作，加之地方国资委的各种差异性规定，国企可谓“负担沉重”。

　　“都说管得过多过细，但少有实质性内容。”国资委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彭建国表示，国资委长期被一些非主责的细节内容所束缚，真正对国企资源浪费、领导班子腐败等关键问题，却几近失声。

　　今年1月13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表示，要着力完善国有企业监管制度，搞好对国企的巡视，加大审计监督力度，强化对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的部门和岗位的监管。

　　反腐高压态势下，主要负责国企监督职能的国资委监事会却不时处于孱弱之态。

　　“企业董事会的重大会议，倒是都请来监事会成员，但他们最好别发言，发错言会很难堪。”前述北京市国资委人士直言，监事会成了“旁听会”，这在国企司空见惯。

　　通常，专职监事员每年只完成两项工作，一是“旁听”董事会会议，二是提交年度监事报告。报告中上报的企业问题、缺陷，基本是在企业管理层已有的年度工作总结中，“抄上几句而已”。

　　彭建国也认为，监事会权力很难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管领导班子，只能管组织任命的干部，市场化聘任的管不了；管机构，也只能管一级母公司，二、三级公司独立拥有自己的监事会，但母公司日趋行政化，真正做业务和藏风险的都在下级公司。“随着国资委简政放权，企业高管手中权力越来越大，反腐任务加重，必须强化监事会职能”。

　　国资委监事会专职监事、巡视员李保民直言，此次混改的顶层设计，将触及这一深水区，明确“国企高管造成国有资产重大流失的，将追究刑事责任”。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也获悉，国资委日后将着重从章程管理、战略管理、预算管理三方面对企业进行监督，增加监事会的监管工具。从现实情况看，现有的监事会显然难以胜任上述“三层管理”的工作密度和强度。

　　1月12日，国资委主任张毅主持国资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八次全体会议，审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外派监事会工作的意见》。同时，国资委近期正加大力度修改《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试图从赋予监事会更多权责，发挥其事前、事中、事后监督作用，以及整合监事会、巡视组、审计、纪检等外部监督力量的角度出发，在体制、机制和职能上形成监管合力。

　　“我们一直在呼吁，将金融系统、财政系统、军队系统、文化系统的国有机构进行统一管理监督，杜绝‘两张皮’出现。”李保民说，否则，跑马圈地和利益藩篱将导致长期的沟通不畅、衔接不灵。

　　在对国企强化外部监督的基础上，国资委最终将收拢管理条线，将身份主要框定在股东层面，遵从《公司法》中关于股东权益的11条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