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位经济学家判断：中国尚未到达“L型”底部

　　尽管中国GDP增速在二季度走出了与一季度持平的数据，但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可能尚未走到“L型”的底部。其中，较乐观的预测将在今年年内至明年上半年探底，也有一部分人认为，全球经济在短期内没有企稳回升的迹象，这将对中国造成拖累。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就是其中一位持“谨慎乐观”态度的经济学家。他在近期举行的“第二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上给出预判，不排除在今年年内或明年前期实现阶段性探底。

　　所谓“阶段性探底”，根据贾康的补充解释，是指经济表现虽然仍在波动，但没有明显的继续下行势头。

　　“不确定性依然是存在的。”即便作出了乐观的预测，贾康仍指出，在“阶段性探底”的波动中能不能稳下来，还有待观察。这些不确定性包括，地方政府和企业界在经历了此前若干年困难之后，对不安全或是对风险的感受仍在市场上弥漫，此外，市场对不稳定的预期、担心和纠结，使得经济向好的苗头尽管已有所表现，但还十分脆弱。

　　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魏尚进同样对中国经济前景抱持谨慎乐观的态度。魏尚进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研究部助理部长及研究主管，指导IMF关于国际贸易、投资、全球化及相关议题的政策研究与政策建议。

　　他认为，今明两年亚洲经济体的增长速度会继续放缓，会从2015年的5.9%回落至5.7%，其中，中国2016年预期增长在6.5%左右，但中国经济增长急剧下滑的可能性并不高。在今年3月份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魏尚进还曾表示，如果中国能够把结构性调整做好，并且加强要素市场改革，让市场真正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前景将是非常光明的。

　　魏尚进所指的上述两个前提，也可以被解读为广泛意义上的创新和改革，事实上，创新和改革已被普遍认为是撬动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复苏的两大支点。

　　在7月14日复旦大学举办的EMBA校友第二届上市公司领袖高峰论坛上，魏尚进对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给予了较高评价。这似乎与外界长期以来对中国充满山寨货、创新能力低下的印象有所矛盾，但魏尚进通过对中国专利的统计分析指出，如果说曾经中国专利是由低质量专利主导的，那么现在这个说法也已经不再正确了，并不能说中国专利中不存在水份，但至少中国专利低质量的比例并不比别的国家严重太多。

　　他所展示的国家知识产权专利局数据显示，从2000年至2014年，中国专利申请数量增长了57倍，2011年开始，中国每年申请专利的总量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喜欢申请专利的国家。

　　去除人口基数影响的人均专利数量或许更能说明问题。魏尚进所做的一项统计分析显示，从1988年开始，中国人均专利增长比GDP增长的水平，高于国际平均线，也就是说，中国发明创造的势头确实高于国际平均水平。

　　那么，中国申请专利的质量又如何呢？一个有意思的指标是，一般专利申请中会提到，该发明主要用到了其他人的什么发明创造，美国专利局因此也记录了每个专利有多少别的专利会引用它。数据显示，在美国申请的各国专利中，有越来越多的国家会引用中国企业的专利信息。魏尚进认为，这表明中国企业的发明创造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

　　“中国今天遇到的一个重大挑战，就是低劳工成本时代结束了，中国需要从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竞争战略，转向以创新为基础的竞争战略。”魏尚进认为，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是中国经济能否成功转型以至企稳回升的重要因素。

　　事实上，中国的转型不仅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的内在需要，也关乎中国能否在全球市场上扭转被动的局势。

　　随着中国逐步推进的贸易和资本开放，全球经济对中国的影响正变得越来越直接和重要。

　　一个直观的现象是，中国近年来在全球大宗商品市场上，正陷于“买什么什么涨、卖什么什么跌”的怪圈，中国既是全球商品价格波动的激活者，同时也被这种波动所钳制。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指出，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是，“全球化3.0”时代，消费国、生产国、资源国三元分工深化，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全球贸易失衡矛盾的核心已从中美之间分散到了更多的消费国与生产国、资源国，其中，最被动的是资源国，最痛苦的是生产国(特别是中国这样的大型生产国)，而消费国则凭借国际铸币权，始终位于食物链的上端。

　　当前，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贸易趋势都发生了一些特殊的变化，特别是美国，其制造业回流的政策导向与页岩气革命带来的能源独立使得其需求“内卷化”，邵宇认为，这是全球贸易恢复乏力的主要原因。

　　此种情况下，未来基于国际分工价值链重构的贸易协定重构过程中，中国作为主要的制造与加工型生产国，处于相对不利的位置。邵宇指出，一般来说，服务业与上游原材料产业大都是附加值率比较高的部门，如果中国仅把出口导向的产业政策重心放在有劳动力优势的中游制造部门，很容易导致产能过剩和其他高附加值产业发展滞后的比较优势陷阱中。

　　他分析，中国能否提高贸易增加值，维持甚至提升自身竞争优势，主要依赖于三个方面：首先是中国制造企业的专业化程度和技术水平提高，这使得其规模效应和附加值率提升；其次是中国服务业的开放及其专业化水平与生产率的提升；再次是中国顺应甚至引领全球贸易投资协定的方向，使之符合自身利益，为我所用。

　　但基于中国目前的产业调整进展，邵宇认为，中国经济仍处于下行通道，即“L型”的垂直线上。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随着中国深度参与国际市场，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界限正变得日益模糊，因此，国际贸易格局的变化也将深刻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

　　商务部原副部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7月19日在2016世界和中国经济论坛上发表演讲时警示，今明两年将会发生全球贸易大战，中国是全球贸易不公平的最大受害者，不仅要面对发达国家的反倾销、反补贴，还有来自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可以说是“腹背受敌”，中国政府和企业必须认真、积极对待。

　　魏建国认为，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将是导致在短期内全球经济难以企稳回升的主要原因之一。此外，全球至今仍未找到治理危机的解决方案，经济失速的危险也在增长，尤其是欧洲面临欧债危机、英国脱欧、难民、反恐等一系列问题，加剧了经济失速的危险。

　　基于这三大原因，魏建国判断，全球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尚未到来，这也必然会影响到处于转型重要时刻的中国的经济。

　　“尤其是当前全球在提出解决危机的理论创新上面，丝毫没有任何进展，但从发展的历史来看，这恰恰是最主要的。”魏建国表示，在即将举行的G20峰会上，中国将会同全球一道，探讨危机解决方案，不仅是贸易、投资、法治、旅游、文化、教育等领域，更重要的是要提出一个全球治理的方案。

　　G20被定位为“国际经济合作的首要论坛”，理论上表明G20应该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具有“顶层设计机制”的地位，包括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在内的各类全球性经济治理改革都要由G20来推动。事实上，G20六年来也一直在进行这方面的努力，对中国来说，今年的G20峰会或将是参与全球治理的新起点，也将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起到直接或间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