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人口增长率过快下滑造成巨大“人口坑” 拖累中国经济增长

【专访周天勇：人口增长率过快下滑造成巨大“人口坑” 拖累中国经济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6.9%，6年来首次跌破7%。经济学界在探究，中国经济持续下行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一财网）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6.9%，6年来首次跌破7%。经济学界在探究，中国经济持续下行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周天勇在深入研究后发现了中国经济下行背后不为人知的真相：

　　人口增长率过快下滑，人口结构过快少子化、经济主力人口规模(22到44岁)萎缩和老年化，由此形成了中国与其他国家中等收入陷阱不同的、特有的中等收入“人口坑”陷阱，并使中国经济产生排浪式下行波动。人口变化影响了劳动力供应、消费、投资等多方面，再加上人口迁移中的梗阻，共同导致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持续下行。

　　周天勇在分析历年人口与经济数据后得出一个结论：20年前的人口增长与20年后的经济增长呈现高度相关。他由此预测，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可能面临更加严峻的下行压力。

　　人口增长率下滑是经济下行的深层原因

　　第一财经：作为经济学者，您是如何发现，计划生育是中国经济下行的深层原因的？

　　周天勇：对于中国的经济下行，我感到奇怪的是，按照现代经济学描述的一般例行的经济周期，应该在3到5年之间；但是中国的经济下行，如果没有2008年底开始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强刺激，到现在已长达近8年之久。这是比较反常的。

　　对当前中国经济下行的原因，有两种主流观点：中国经济“中速增长常态论”和“高增长论”。前者以刘世锦先生为代表，后者以林毅夫教授为代表，但其论据深究起来，都难以成立。

　　事实上，当前中国经济下行的深层原因在于：人口增长率过快下滑及人口结构过快少子化和老年化；同时，相当多的外出务工人员年老后没有办法留在城市，只能选择返乡，或者大量的80和90后，漂泊在城市中，由此造成了农村人口真正市民化的城市化水平很低。这些因素在影响当前经济下行的原因中占有很大比重。

　　第一财经：具体来说，人口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

　　周天勇：人口从三个方面影响经济增长。首先就是劳动力供应。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劳动力价格上升；这就直接影响出口。同时，老年人越多，整个国民经济中养老的成本就提高。不管养老支出是通过政府收税还是五险一金缴纳，都还是要进入产品成本中，就会丧失国际优势。

　　其次，从消费看，22到44岁的人口是经济主力人口，这个年龄段的人口减少的话直接影响消费。先是教育萎缩，然后是房子、车子的刚性需求掉头往下，然后导致水泥钢材煤炭冶金等全面过剩。

　　其三，从投资上看，如果产业需求不足，出口不足，消费不足，产品过剩了往哪里投？投资也在萎缩，这样，经济增长当然就下降。

　　学界和政策界，更多地关注了少子化和老年化问题。但是，特别需要指出的是，22到44岁年龄人口，是劳动力供给、创业、创新、投资和消费的主力群体，这部分人口增长速度放慢，甚至负增长，规模萎缩，必然会导致经济增长的放缓。

　　人口剧烈变动导致经济排浪式波动

　　第一财经：当人为地管控打破人口生产的规律时，会怎样地传导到经济上呢？

　　周天勇： 人口发展有自身的规律，中国话称之为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人口在自主生育自然增长的条件下，也会受到社会和市场的自动调节。这种调节体现在三个方面，农村生活支出的货币化程度越高，生育率越低；妇女的受教育水平越高，生育率越低；子女生育和抚养的成本越大，生育率越低。另外，就是人口流动与城市化，城市化率越高生育率就越低。

　　也就是说，如果国家不控制人口的增长，生育率也是下降的曲线。我们分析了许多国家的人口增长曲线。工业化初期是人口高增长的阶段，中期的时候上述几种调节机制越来越强，生育率逐步下降，工业化后期的时候人口就趋于世代更替水平以下。

　　在世界范围内，像中国这样对生育权和迁移权同时进行国家较强和社会市场双重调节的较为少见。这种双重调节对经济增长的波动影响是巨大的。计划生育的一个硬伤是，它只能计划新增人口，不能计划存量人口，已经生出来并人口登记了的，就没有办法计划掉了。特别是它不能计划减少老年人口，最后导致人口结构快速老龄化，因为它消减的只是新生人口。

　　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中，在物质生产的过程中，假设纵向的计划经济可以按比例布局和分配资源及要素。但是计划生育就是在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上，也是说不通的。因为它不能使人口以年龄均衡按比例生产，比如三岁的1000万，四岁的1000万，到60岁的也1000万等等，它也不能使人口的性别按比例，比如男性多少，女性多少。年龄和性别都不能按比例确定，这就导致人口增长和人口柱图出现不规则的凹凸。突然哪一年计划生育抓得特别严，生育的就特别少，这样就会导致人口出现排浪式的波动。比如在出生人口比较多的这一年，这一波孩子出来，先是幼儿园不够用，他们过去之后幼儿园闲置了，小学又不够用，等等等等，一直到火葬厂和墓地，都是排浪式的。人口的这种变化必然导致经济增长也排浪式波动。

　　第一财经：如果没有对人口生产的管控，这种排浪式的波动就会相对平和些，是吗？

　　周天勇：是的，我刚讲到人口增长的规律。其实工业化前期人口高增长的那一段，是对工业化后期经济主力人口储备和积累。人口是跨期平衡的，刚开始爆炸式增长，到后期生育率下降时，正好前面的这一块人口成长为经济主力人口。这些人口实现关键发展阶段的冲刺助力，可以把一个国家从中等收入推进到高收入阶段。

　　如果一个国家在人口爆炸的阶段对于人口进行指导性或强制性干预，就会出现两个后果：如果对人口增长进行指导性干预的话，在从中等收入阶段冲向高收入阶段时经济增长还可以高增长，但是进入高收入阶段之后就会经济增长速度就会较快地下降，增长甚至停滞。日本就是很好的例证。如果对人口增长是强制性干预，人口消减的更厉害，到工业化后期时，跨期储备和平衡的人口就不够，经济主力人口萎缩，结果是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冲刺起来比较难，速度下降了，同时高增长的时期缩短。

　　强制性控制工业化前中期人口增长的国家，不仅高增长的时间缩短了，还表现为未富先老；而指导性控制工业化前中期人口增长的国家，实现了先富后老，但是，进入后工业社会后，因为影响到跨期经济主力人口的规模，经济增长也陷入低迷；而没有对工业化前中期人口增长进行干预的国家，可能会保持一个2.1替代率的水平，在进入后工业社会，国民经济还会以经济发达阶段就有的速度正常地增长。

　　巨大人口坑本身就是中国中等收入发展阶段陷阱

　　第一财经：从中国的人口生产情况看，由于采取了强制性干预，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在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时面临更大的困难？

　　周天勇：是的。你看这个图，在人口发展过程中，如果国家不去调节，它是这样一个曲线(如图)。如果是指导性计划，像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曾经采取过指导性计划生育，它不是强制性计划生育，而是提出“两个刚刚好，三个有点多”，同时国家推行避孕等节育措施。这样的话，人口发展的曲线在中间。强制性计划生育的曲线最低。

　　我们计算了一下，中国如果实行指导型计划生育的话，减少的人口是一亿多。由于实行了强制性的计划生育，人口减少了2亿多。问题是减少的这部分人口，一亿多是20到40多岁，是经济主力人口，是消费、创新、创业、就业、投资的主力人口。另外一亿多减少的人口是0-20岁，这是成长性人口，将来要不断地进入劳动年龄的，即将来经济增长最需要的不断进入经济主力人口部分数量也是逐年萎缩的趋势。

　　也就是说，在国家的强制和市场的力量双重作用下，由于人口增速下降过快和老龄化时间较长、幅度较深，形成中国与其他国家中等收入陷阱不同的、特有的中等收入“人口坑”陷阱。中国已经形成中等收入阶段的人口坑陷阱。由于这个人口坑的存在，中国人口柱图是向下收缩的，老年人越来越多，青年人越来越少。

　　第一财经：经济主力人口的萎缩必然导致经济的下行，这个结论您有数据支持吗？

　　周天勇：我们做了细致的数据研究。从1974年到94年的人口增长率，跟1994年到2014年的经济增长率高度相关，从这幅图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我们得出一个规律性的结论，20年前的人口增长率决定20年后的经济增长率。在人口因战争、饥荒、瘟疫、政府干预等波动剧烈的情况下，20年前人口增长是上行的，就推动20年后经济增长上行；反之就推动经济下行。这是个非常重大的发现。

　　这就是因为人口在20年后进入劳动年龄，其数量的多少直接增加或减少劳动力供给；然后他们开始结婚生子、买房或者租房，扩大消费；还进行创业和创新等等。他们进入经济主力人口。这批人口的数量对于经济发展有着直接、重大的影响。当然，我也非常希望有学者对此进行深入研究，以数量分析为基础，提出能争论和推翻这一假说有力的学术成果，共同推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经济发展轨迹方面，思路、方法和描述的经济学上的进展。

　　第一财经：从过去几十年人口增长的曲线来看，生育政策早就应该调整了。

　　周天勇：有两个时间点生育政策应该调整，我们都错失了机会。一个是1990年，当时总和生育率降到世代更替水平以下，为2.08左右时。第二个是1997年人口增长率下降到10‰左右， 0-14岁人口的比例下降到26%的警戒线时。1990年停止最好，最晚也不应当超过1997年。但是，遗憾的是，不但没有停止，而且力度越来越大，一直到2014年才稍有松动，2016年才放开二胎，晚了20到28之久。

　　事实上，2.1替代水平时人口增长速度已经开始下行，因为期间人口增长率不是新生人口的增长，而是总人口的增长，这中间很大因素是寿命提高、死亡率下降造成的增长率提高，其实新生的人口增长率已经很低了。但是我们没有看到这个危机，所以导致情况越来越严重，并且局面已经很难扭转了。

　　第一财经：按照人口增长率决定20年后经济增长率的结论，您预计下一步经济增长的趋势是怎样的？

　　周天勇：根据我们的研究，从1994年到2014年的人口增长率，就可以推算出2015年之后的经济增长下行趋势，这样看来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太大了。

　　按照这样一个定理推算，十三五期间从经济增长率会从6.5%降到3.5%，十四五期间降到2%，十四五之后是百分之一点几的增长率。很多人还没有感受到这个危险。

　　由于经济主力人口的萎缩，以及老年化，不仅劳动力的减少使劳动成本上升，也因养老费用的增加，使产品的养老成本也上升，给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带来巨大的束缚和压力。中国经济现在陷入两难之中，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降低利率，建设工厂，会导致更加过剩。可以说刺激需求侧的政策因人口相对萎缩的总需求收缩问题而使效果很难发挥。就像日本经济学者对安倍经济政策的评论，你可以印出钞票，但你印不出花钞票的人。现在中国强调供给侧改革，会有用处，比如减少税费，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改革教育、医疗、旅游等体制，使服务贸易在出口中的竞争力，提高居民消费在gdp中的比率，留住民间资金在国内投资等，会改善国民经济的增长。仅仅的去产能，发展速度就下降，就是负增长；仅仅强调提高效率，增加产出，供给更多，没有需求的话就更加过剩。

　　当然，学者的任务，并不是仅仅指出这次经济增长下行原因深层次学理性的解释，还要给出走出经济下行，特别是能够跨越中等收入发展阶段“人口坑”陷阱的思路、方案和政策。我也正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届时将形成一本《走出经济下行》著书，供大家阅读和指正。

(责任编辑：df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