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新：深圳破解的几个难题

　　很多人对深圳有疑惑：这里没有全国最好的高校，没有高级别的科研院所，却为何会扎堆出现华为、腾讯、华大基因这样具备全球影响力的科技企业？

　　一些人说，深圳一是特区，政策上有优势；二有深交所，有便利的企业上市服务产业链；三有资金优势，靠着香港，还集中着全国超过1/3的创投机构。

　　还有人说，深圳是在“山寨”别人的基础上搞创新的：你到华强北看看，就知道深圳人是如何“山寨”手机了。

　　这些理解，都不能让人完全信服。带着诸多问号，《财经国家周刊》调研小组7月奔赴深圳寻找答案，恰好赶上其上半年的几个重要数据出炉：深圳生物、互联网、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文化创意六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增加值2584.94亿元，增长14.3%，高出全市gdp增速6.3个百分点，占gdp比重为4成。科技创新已成为深圳经济发展的主引擎。

　　2012年，我们曾就科技创新体制改革进行过一次全国范围的大调研，发现企业难以成为创新主体、科研院所创新导向偏论文轻产业、科技企业发展环境不乐观等问题。问题都清晰明了，但要在实践中破解，并不容易。

　　这些问题，深圳解决了吗？

　　深圳建设创新型城市的一大特点，是先抓顶层设计，然后系统化培育创新生态。调研归来，编辑部进行了多轮激烈争论，因而一开篇我们就将这些争论与思考搬出来，就此探讨深圳有否破解创新难题，又破解了哪些难题。

　　“企业成主角”的路径

　　让配置科研与创新资源的主力，从原来的“国家计划”与部委审批、高校和科研院校唱主角，转变为以企业为主体，其间的距离有“千沟万壑”。

　　在深圳调研时，很多人推荐研究其培育的“新型科研机构”，按深圳市科技创新委主任陆健的说法，这些机构属于“四不像”：具备企业、研究机构、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等特征，但又不完全属于其中的任何一类。

　　深圳这样的“四不像”已有115家，它们无一例外都是属于“唱主角”的创新主体。

　　华大基因原本“寄生”于中科院体系内，2007年，汪建率队南下深圳，另创一片天地。如今的华大基因研究院是深圳特事特办批准设立的事业单位，其下设华大科技、华大医学、华大农业等几大业务版块，以多个公司运营。光启研究院亦与之类似，按陆健的分类，为“民办公助”类。

　　中科院先进技术研究院和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则是“国有新制”，不离母体，但以市场化方式运作。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樊建平说，他们是以创新和产业化指标为评价标准，建立了融合“应用研究-技术开发-产业化应用-企业孵化”于一体的创新链条。

　　正是这些“四不像”，扮演了科研成果产业化的“红娘”。华大基因建院5年多，科研实力就跻身国内科研机构十强，在全球顶级科学刊物发表论文数量位列中国第四、世界第六，是全球规模和产值最大的基因测序及分析机构。

　　中科院先进技术研究院旗下的育成中心，入驻企业已近120家，其中先进院持股58家，年利润1000万元以上的企业达6家，并形成蛇口机器人、龙岗低成本健康、李郎云计算等产业园区，聚集初创型高新企业抱团发展。

　　当然，不仅仅是“四不像”机构，如华为、中兴这样的大型科技企业，均已在全球布局研究资源。

　　推动企业成为创新的主体，深圳有其不同的实施路径：对于大型科技企业，如华为、中兴，政府放手，让企业以市场的力量去配置资源；对于民营企业，则是尽量为它们解决与体制的衔接难题，尽量去影响现有体制，让传统体制包容新的体制，典型的代表是华大基因；对于体制内科研院所，则是放手让它们嫁接市场基因，以市场的力量去“融化”它们。

　　另一面，深圳至今仍有其无奈之处。光启研究院院长刘若鹏就反映，他们的研究计划要想与“体制内”合作，新产品要想进入“国企的采购”，需要冲破太多障碍，因而他们曾一度期待“顶层影响”来冲破困局。同样，华大基因的新产品面世，首先面对的也不是市场，而是管理部门和政策的不配套，这些政策的不配套，并不是深圳市能够协调和解决的。

　　8月18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围绕使企业成为创新主体、加快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来谋划和推进，要按照遵循规律、强化激励、合理分工、分类改革要求，继续深化科研院所改革。

　　深圳正在破解这一“大难题”，然而，让企业真正成为创新主角，非一个区域能够独立完成，需要全国范围的更深层的制度革命与体制改革。

　　区域版“顶层设计”

　　新型科研机构在深圳能够蔚然成势，首先就在于深圳市的政策能够切实服务创新，用房用地、项目资金、人才引进等，往往予以“一院一策”的保姆式服务。

　　但仅有“一院一策”、“特事特办”是远远不够的，就高校等传统科技创新资源而言，深圳其实并不富足，土地、电力等生产要素也有制约。它的优势和特别之处，更在于战略规划层面突破式的设计。

　　从2008年进行全国首个创新型城市试点，到2014年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试点，深圳出台了很多有关创新的政策文件：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1+4”文件、实施全国首部国家创新型城市总体规划、率先发布促进科技创新的地方性法规、出台加强自主创新“33条”、制定六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振兴规划和政策以及引进高层次人才政策、创新驱动“1+10”政策文件等系列文件。

　　《财经国家周刊》感觉到，深圳这些年来是不遗余力地在实践中不断强化规划体系、政策体系。这些顶层设计，是深圳初步形成创新科技“生态系统”的蓝图，也是其实现的基石。

　　在编辑部的讨论里，有人说深圳市政府“不差钱”，尤其是大凡扶持、促进，不外乎给政策、给资源，“这个别人学不来”。

　　另一种意见认为，顶层设计才是深圳创新的真正秘诀，体现出深圳的战略定力与前瞻性布局，比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还能坚持将创新驱动做为深圳市的主体战略，实属不易。没有这种遇危变机的意识，没有这种坚持的定力，恐怕深圳如今还在依靠土地财政和传统产业，依靠“铁公基”来保gdp增长。如今，深圳市土地对财政的贡献已降低为一成，而深圳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达半壁江山。

　　不管是顶层设计，还是产业引导，深圳市集中全市资源搞科技创新，按深圳市市长许勤的说法，就是深圳的科技创新，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

　　为推动六大产业的规模增长，深圳设立了180亿元专项资金，规划建设23个产业基地和集聚区。目前，超多维、科陆电子、国民技术等行业主导企业正如雨后春笋般生长。

　　深究起来，深圳之所以在全国铺天盖地的战略新兴产业概念中能独树一帜，是创造性地生成了“人才靠产业集聚，产业靠人才反哺”的良性闭环。

　　据深圳融创天下科技有限公司战略总监刘传辉的说法，公司2007年成立，2009年赶上市政府出台互联网产业发展规划，扶持力度很大，创业期间四次被迫搬家都得益于政府部门协调，其第一个国家级研发中心视频编解码实验室，也因政府支持才得以成立。

　　而刘传辉感受最深的，还是政府的全局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