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解读中国宏观经济形势

　　说到中国经济总是不能高兴起来。2010年，我就进行了一个预测，当时说中国经济会在2011~2013年这三年中下行，现在看来，那三年的经济增长比7%~9%还要低。中国经济这么多年的高增长，靠的是外需。但全球金融危机后，外需没有了，经济就跟着下来了。如果没有从外到内的需求变轨，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是不可能恢复的。

　　我在2005年曾说过，只有城市化可以救中国。现在看来，中国要解决变轨问题只有通过城市化。我也曾在2008年写过一篇《论城市化是走出低谷的唯一通道》的文章。如果当时就按照城市化的路线走，中国经济到2013年应该就会出现反弹。我们也预测在城市化方面会有大的政策出台，但实际上这些政策并没有出来。我们所期待的城市化预期开始很高，现在越来越低，一开始是不刺激，现在是在微刺激和强刺激之间徘徊。所以，没有根本性的大调整需求，变轨根本不可能发生。

　　我们看到，2014年第一季度的数字又下跌了，比2013年的平均水平和第四季度的数据还要低。现在大家又在说，经济从5月份开始反弹了，包括pmi(采购经理人指数)等一系列数字都看上去不错。但我认为这是不对的，5月份正在回升的是出口，它背后是美国、日本、欧洲的疯狂货币政策，再一次在发达国家点燃了虚拟经济的虚火，出现了新的“繁荣”。这个“繁荣”背后不是经济增长的繁荣，而是货币刺激下的需求反弹。外需恢复是没有牢固基础的，我估计新的危机是在不远的将来，比如2015年7月左右，这场新的危机可能就是外需再一次崩塌，经济增长还会降下来。如果我们看不到一个围绕城市化的大挑战，中国经济不但要破7，还要破6、破5.

　　目前的中国是生产过剩，也就是供给太多。但对于中国来说，短期过剩是长期不足，因为我们没有完成工业化。我一直强调城市化，中国二元结构使现在真正的城市人口只有4亿多，按照公安部城市人口统计，我们只有3.5亿、27%的城市人口，所以工业所供给的只有一个1/3的城市人口，但平均水平可以给全体中国人提供人均6700美元的gdp，过去多出来的给了外国人，现在外国人不要了，我们怎么办？所以没有需求变轨的话，这个问题解决不了，一定要把给外国人的生产结构变成国内人的生产结构，这绝对不是一个货币政策，而是一个结构调整政策，但是到今天我们也没有看到。

　　张建华：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原局长、现任中国人民银行杭州分行行长

　　从浙江的形势来看，应该说从四五月份以后出现了一些好转迹象，我们叫企稳回升。但是即使有好的迹象，基础也并不稳固。浙江经济有中国经济晴雨表之称，增长走在前列，下滑也在前列。比如，2011年年底出现银行不良率开始上升，企业老板跑路，资金链断裂等现象；2012~2013年，这期间企业也在去杠杆化，金融机构消化不良，浙江省主要城市的房价出现了松动趋势。

　　从浙江的形势来看，说完全走出来了，肯定没到这一步，因为回升的基础不牢固。我们最近进行了一些调查，是一个对企业家监测的调查问卷，每个月都会跟踪检测，发现信心在逐渐恢复，外需有好转迹象，新的订单有所上升。但现在的问题是，信心是否可持续？回到今天的主题：“救？还是不救？”其实还是政府做与不做，或者做多做少的问题。因为中国的宏观调控历来是有政府这只“手”的，我们的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比国外的使用要频繁得多。

　　但是，政府要调控不见得投多少钱，而是要给市场一个信心，稳定预期，增强信心，政府要有实打实的投入，还要给市场一个稳定的信号。现在信心很重要，我们看到企业最近的盈利是有改善的，增加的投资基本都是扩大产能、技术改造，新建项目投资很少。说明大家对未来的长远预期不是很看好，但在短期内愿意多投一些。

　　陈兴动：法国巴黎银行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兼首席经济学家

　　国外的投资者基本上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是比较慢的，客观上证明他们的观察应该是对的。2013年年底，我们在国内做调研，有一种很强烈的情绪认为，今年的经济增长会继续保持8%以上，而政府定的7.5%的目标已经留有余地了。但我们看一看今年第一季度官方给出的数字是7.4%，市场普遍认为是估计高了。

　　我举个例子，假如今年平均开车速度是75公里，第一季度平均开车速度是57公里，那么，要达到今年的平均开车速度，第二、三、四季度的车速就要提升到81公里，要加速。

　　从现在的经济形势来看，消费的增长应该是实际增长，出口也有一定增长，如果把2013年1~4月份的速度进行调整，今年会有7%左右的增长，出口增长有恢复性因素，这和浙江经济好转也有关系。

　　最关键的问题是投资，投资持续下降，在建项目的投宏观经济资增长速度已经降到14%。如果今年要保7.5%的增长，就需要继续上项目。我认为，有两个因素可以把经济搞上去，一个是服务业的增长，另一个就是把数字搞上去。

　　2012年以前，国际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每年都低于实际经济增长。2012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长变得很难，一是基本是靠政策刺激上来的，中国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不足以达到经济增长目标；二是定的目标与内生增长中间的差额需要靠政策刺激补充。所以，今年的问题就是要有多大刺激的问题。

　　靠刺激经济能上来吗？这里有主、客观两方面因素，客观上，在2008年、2009年我国进行了大刺激，到了2012年、2013年，为了保增长再刺激，客观上已经累得一塌糊涂了，刺激的效果就下降了。从社会角度来讲，正常的经济增长应该回到自身的基本面，也就是在6%~8%的波动。所以，投资者在进行投资规划、投资规模时，不会把7.5%放进去，大概做到6%~6.5%。

　　现在资本市场没有起来，起不了作用，现在只有债券市场可以发挥作用，但又达不到我们的期待，所以短期内还只能压到货币市场上。从资本市场的角度，6个月之内大家对其没有太大信心。现在只有短周期机会，应该是9月份左右。这里有三个因素：一是7月份开北戴河会议，中央会有明确的政策，救或者不救；二是9月份是十八届四中全会，大家对它有预期，对行政效率可能会产生一定影响；三是直通车，所有管理的东西都会出来。当然后面还有其他因素，比如房地产、救与不救的效果。双边因素相结合，推动力量不是很大。

　　毛大庆：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房地产问题，就像经济大戏，演员阵容过于不均衡，演员表演非常单一。拉动力60%在三大项里，就是房地产、固定资产投资包括高速公路、水利工程等。我们做了一个对比，用美国gdp增长、日本过去20年gdp拉动因子，做了横向对比，可以明显看到，他们大概60%的拉动因子是科技转化为生产力，比如美国的页岩气技术，创造了大量的劳动力就业机会。

　　但中国的房地产在过去15年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城市化发展在过去15年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和中国近60年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有密切关系。改革开放后，人民的各种需求突然释放，人口流动、移民趋势极度不均衡。

　　房地产的问题其实非常复杂，一是消化不良的问题，房地产的消化不良实际上没那么简单。179份调控文件，60~70个城市在过去两年里发生了很大分化。土地超卖，卖多了以后导致现在需求量跟不上，消化不良。二是像北京这个城市，土地资源高度稀缺，大家还是看好未来。可是北京的房子也不好卖，因为北京房价透支了消费能力，这都需要时间调节。

　　过去总是靠政府调节，政府调节可以掩盖很多真实的市场情况。但是没有了政策，市场又不干了，开发商也奇怪，有政策时骂政府，没政策时又说怎么不给政策。但是这些都是表面现象，房地产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我认为，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再有8年、10年的发展绝对没有问题，当然也要取决于实体经济的真实变革。今天看到的房地产乱象是由于过去的强政策调控掩盖了大量的真实市场情况，这个真实市场情况到底是什么，我们也看不见，需要真实的供求关系调整。

　　现在是一类城市消化不良，但这类城市很有意思，经济聚合力很强，本身的科技、教育、医疗能力都很强，导致消化不良的主要原因，一是土地卖得太多、太快，二是导入人口不足，这些城市经济结构大都是传统结构，到今天举步维艰，都是产能过剩带来的问题。对于这些城市，其实政策上已经放宽了，不久前陆续放开了限购政策，问题是，真正能拉动这些城市的不是房地产，而是产业结构调整。

　　北上广深的房子盖多少也不够，这种状况一时半会很难逆转，而且城市资源聚合度还是很高的，想通过行政命令、主观意愿打散这个聚合体难度很大。但市场购买人群变化了，比如高端楼盘购买人群是衰减的，这里有几个因素：一是主力购买人群资产饱和度已经相当高了，主力购买人群大约就是在前15年中的30~45岁的人，这批人的主观购买意愿在降低；二是与反腐有关系；三是与实体经济有关，有能力买房子的人和煤炭、石油、钢铁行业有关，买房人群都是从这些行业出来的。

　　未来新兴行业如果出现的话，这批人会有新的购买能力。一线城市、集中移民的热点城市，政府可以做文章的是解决刚性需求，比如保障性住房、共有产权房、自主房等，还包括这些房子的配套，政府都应该大幅度投资，这些投资可以减缓由于房地产市场衰减而带来的相关行业的压力。

　　thomas orlik:彭博通讯社经济师

　　外国投资者特别担心中国的房地产崩溃。一方面，他们非常担忧，因为风险会在金融体系中进一步加剧。在世界经济中，过度的贷款会造成很多不良贷款，很多钢铁、水泥等行业的产能过剩非常严重。另一方面，中国中产阶级在不断兴起，中国可持续增长会由中国消费者来驱动。如果你读一下西方的杂志，会经常看到一个故事，就是中国经济是多么的危险，可能会有房地产泡沫。在另一个版本中，你就会看到阿里巴巴的ipo(首次公开发行)以及中国中产阶级将成为驱动增长的新因素、新动力和新引擎。

　　很多地方的投资者都希望能找到这两个故事之间的联系。中国政府政策是如何把资源从旧的国有控制的以资本为中心的行业，转移到高速发展、以消费为中心的经济上来。他们非常关心的就是利率、汇率的变化。过去，我们多投资于资本出口型行业，将来会投资于轻资本行业，会多关注国内消费品行业。

　　这种转型比人们想象的深入得多，央行已经采取了很多步骤进行利率自由化和汇率自由化，汇率已经接近公允价值，我们对中国中期的增长趋势还是比较有信心的。但是在转型过程中，短期内还要面对几个风险，尤其是利率自由化、金融市场的发展及房地产之间的风险。房地产行业获益于金融体系的利率控制，早些年利率比通胀还要低，所以大家都把钱拿出来投资房地产。再看中国今天的利率，银行存款实际利率高得多，而且很多投资者投资于阿里巴巴、余额宝等财富管理的产品。

　　从5月份数据来看，年度中国房地产带来的回报，低于一年银行存款利率，你可以把钱放在货币市场基金等产品上，这样更赚钱。可以看出，投资者已经离开了房地产行业。2014年前几个月，房地产销售和建设都非常低迷，利率市场化在市场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更多的金融产品将给中国金融市场带来非常好的前景。

　　我们看到，目前房地产行业走低，我们要记住它的背景，就是政府对于贷款严格的控制以及对于房地产市场购买的严格控制。2013年6月30日之后，我们看到信贷增长在减缓，对于房地产市场的需求在下降，而且大多数市场仍然控制着买房人。我们了解到，目前房地产放缓的背景，就是政府有很多资源可以将这个状况加以改变。5月份，我们看到贷款数字在增加，社会融资金额在增加，同时也看到一些城市已经放松了买房的控制。所以房地产市场在中期不会像以前那样大幅度增加，但政府能够利用很多资源避免中期房地产价格下跌。

　　从目前情况看，中国和1989年日本的情况不太相似。日本在1989年担心房地产会崩盘，进入低增长时期。1989年的日本人均gdp已经接近美国，是美国gdp的80%，没有增长空间；而中国gdp只占美国的20%，中国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同时，日本在1989年已经是一个开放的社会，投资增长已经非常少了；而且中国的城市化只占50%，中国有很多高速公路和基础设施在建。

　　中国和美国的金融体系是否有相似性？美国之前是一个快速改革的国家，政府控制的利率变成市场利率。那个时候的管理并不是很恰当，存贷款公司承担了过多的风险，他们相互竞争，希望能够给存款户更高的利率，结果导致金融体系出现问题。

　　看一下全世界，很多国家从政府控制利率到市场控制利率的改变，大多遇到了困难和问题。如果我们把中国和其他国家进行比较，中国正在进行的金融体系改革，我们希望从其他国家的错误中学到经验。

　　向松祚：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理事、副所长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货币体系是以美元为主导的，核心支柱是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再加上美元本位制。这对于美国宏观经济运转是至为关键的。美国可以很方便地融资，主要是依靠美元的地位。假如按照现在的gdp分布的话，美国是不可能为它的财政赤字融资的，不仅美国的消费者要大幅度削减，美国福利、军事开支都要大幅削减。

　　美国国债接近17万亿美元，现在有6.2万亿美元是外国人买的，其中中国就买了1万多亿美元。我到欧洲去，欧洲人半调侃地说，美国军事开支靠赤字、靠发债，谁来买呢？就是中国人买。中国人出钱，美国建武器，反过来遏制中国。我们希望能改变这个现实，当然不是一蹴而就。

　　显然国际组织不愿意降低美国在基金组织的份额。现在美国和欧洲加起来占绝大份额，希望调6%的份额给新兴市场国家，美国和欧洲吵起来了，到底最后是谁让步？比如美国占16.5%的份额，但是基金组织说所有的事情要有85%的投票份额才能通过，美国有一票否决权，我们希望美国放弃这个权利，希望美国让一让，但美国不愿意。欧洲也不愿意，这其实是一个自然反应，不是一个新的动作。

　　人民币汇率一定是弱势贬值态势，因为贸易顺差大幅收窄，还有资本账户会逐渐放开，相信会有很多人想把资金转移到海外去，因为中国金融风险绝大部分集中在国内，比如房价，很多大城市的房价比国外贵得多。现在资本账户必须要逐步开放，在逐步开放的背景下肯定会有大量资金外移，那么，汇率就不可能出现升值态势。当然，我们不会放任汇率大幅度下跌，所以是弱势里一个缓慢的贬值过程，当然也不排除中间会有大幅度波动，现在波动幅度已经达到1%，未来幅度还会进一步扩大。总的来说，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中心，不应该把经济风险都集中在国内，应该分散到全球，这是符合国家利益，也符合中国老百姓和企业家利益的。

　　谈中国经济我是客观派，第一，世界几千年的历史，特别是工业革命之后几百年的历史，你会发现快速的经济增长绝对不是常态，而是例外。工业革命从1750年算起，人口超过一个亿或者几千万的大国，出现20年快速经济增长的国家只有5个，而小国出现过经济持续增长的有38个国家，欧盟占了27个国家，还有亚洲四小龙、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们谈论中国经济都谈悲观、乐观，我觉得这是极不好的倾向。

　　第二，长期的经济增长到底决定于什么？这是经济学最基本的问题。长期的经济增长只取决于两个东西，跟别的都没有关系，即人均劳动力、劳动力的净增长率。美国100多年来增长速度是2.2%，而100多年后美国的劳动力是负增长，所以真实的gdp加起来两个一乘，100多年真实的gdp增长速度刚刚超过3%。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谈经济增长时，老纠缠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呢？它们短期内有用，但长期是没有用的。

　　回到中国，中国经济增长也脱离不了这个普遍规律，过去这些年我们的增长速度是6%，现在劳动生产力已经快速下降到4%以下，净劳动力可能要变成负增长。这样的话，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怎么还能维持在7%？我们只能面对现实，把劳动力搞起来才是正道，大家应该在这个基础上讨论中国经济的现实。

　　雷鼎鸣：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主任、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香港的房地产调整挺可怕的，下降幅度很大，千万不要以为房价只能上升、不能下降。香港的高价房子房价上升比较快，接近中环地区上升会快一些，但其他地区的差别就不是特别大。香港最大的问题是，为什么从2003年房价掉下来之后，后来又慢慢上升了。过去的两年已经超过1997年的价格，甚至超过了20%，不过也有上升的压力。最近这一两年稍微稳定下来，但这个稳定不是太可靠。香港最大的问题是土地不足，本来香港土地是很多的，大家不要以为香港很小，香港已经开发的土地占香港总土地面积的21%，7 9%是没有开发的，建了房子的地方有70平方公里。其实香港不是没有地，而是开发一个地方就要补偿很多钱，开发商打不赢那场仗，现在的矛盾是土地如何保障有利的供应。

　　另外，过去几十年以来，香港加起来建筑的房子占gdp比重大约是新加坡的一半左右。香港建起来的总面积与人口的比例是比较低的，远远比中国内地要低，也远远低于新加坡，所以供应量不足，房子贵。因此，不多建房子，这个问题就解决不了。

　　美国一些地区的房价也在涨，而且房租增加很快，美国的租金管制是把房租推高的元凶。因为美国规定把房子租给某些人后，不能将租房的人赶走，要赶走的话会很复杂，所以房东会调查租房人的底细，同时，租房人要提前搬走，要在原来的租金上加40%~50%，加这么多钱的目的又是怕租户永远不走，把将来预期增长的房租也算在里面。

　　美国人一般也没什么钱，买不起太贵的房子，美国和中国不一样，通常是开发商买了一块地，但是不马上建房子，有人愿意出钱，他才愿意建，也就是说要有真正的需求。美国的房价也不会太离谱，因为土地很多，上升的幅度与中国不能相比。但在城市中心区，土地通常不太够，所以那些地方的租金、房价上升很快。

　　从美国经济中长期来看，还是比较看好的。因为美国人的确工作是比较勤劳的，而且福利政策好、科技进步，就算有金融危机搞垮了一阵子，也不会永远掉下去。美国最有保证的国力因素就是科研体制的内生动力，美国能够不断生产人才和新的成果，全世界没有多少国家可以学到这点。

　　袁钢明：社科所研究员、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中国经济从各种数据来看，是没有上升的，发电量、铁路货运、贷款这三个指标都在下降。唯一反常的是就业很好，从这一点来看，中国经济还不是那么悲观。第一，政府对就业很重视，给企业补贴和行政强制要求。第二，结构发生了变化，很多就业者进入了服务业，比如餐馆打工的服务者非常多。即使工厂倒闭、产量下降，但服务业就业人数多，这是一个好的变化。如果不看工业，只看服务业，经济形势还不太可怕。所以说，排除服务业，工业形势非常糟糕。

　　最新的数据用电量是5.3%，经济增长不会超过5.3%，铁路货运是-3.3%，经济增长也不会太高。贷款指数现在是13%多，从来没这么低过。问题出在经济结构上，中国的经济增长一直靠投资和房地产，现在这两项都撑不住了，这是结构生存问题，不管调整还是不调整，经济都要下降。

　　房地产下降的重要原因是它已经过头了，救或者不救，房地产都会下降，即使房地产继续上涨，经济也不会上涨，因为房地产占的资源挤压了其他方面。房地产越高，经济越下滑。根本的解决办法没有，只有饮鸩止渴的办法，解决眼前困难，不让经济马上出现问题。

　　中国经济最严重的问题是投资过多、房地产过高，只有让这些降下来经济才能走向正规。但这两项下来了，经济死了就坏了，所以在下降过程中还要让它喘口气，不要一下掐死。现在调整的过程太快了。过去为了扩大投资放出去很多贷款，现在被迫紧缩货币，货币紧缩得太厉害，经济就会下滑得厉害；这个时候稍微放松一点，又会造成调整的倒退，倒退过程中再松一松，一放松就又倒退了，所以在货币调整过程中造成了结构调整的倒退，但是帮我们缓了一口气，我们只能在非常狭窄的空间饮鸩止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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