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年货币政策走向到底何去何从？

　　随着美国qe政策退出引发的全球货币金融周期的新拐点到来，人民币资产扩张的内外环境正发生趋势性改变，将意味着我国已进入一个“结构性偏紧”的常态化外部货币新环境。

　　未来货币政策取向是“补缺口”而非“总量放松”。“放松”并不等于“宽松”，当前货币政策的立场和取向不是“刺激”而是“调整”，不是“增量”调整而是“存量”调整。随着美元进入强势周期，外汇流入将出现缩减甚至负增长，从而切断我国基础货币主要来源。应坚持“量价兼备，张弛有度”的原则，央行盯住“流动性水平”而非“流动性总闸门”以提高货币政策的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货币政策不应排斥总量工具，建议适时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从而提高货币乘数。

　　虽然央行2014年末已启动降息，但2015年中国货币政策仍进一步动用利率杠杆的可能性和空间。一方面，由于央行逐步退出常态干预，明年央行口径的新增外汇占款会进一步下滑，在基础货币需求变动不大的背景下，明年基础货币缺口将更大。另一方面，考虑到当前全球不确定性风险依然频出，国际大宗商品、能源价格进入下行周期，而国内去产能过程缓慢，特别是美国10年期、30年期国债收益率仍处历史低位。因此，如果美联储不提前加息，货币政策仍存在进一步降息、降准的空间。

　　央行主要货币政策目标应是降低社会是实体融资成本。未来我国需要逐步确立以利率为操作目标的货币政策体系，加强货币政策对短期、中期和长期利率的引导，有效降低社会融资成本。一方面继续增加直接融资比例，另一方面继续引导利率下行，利率框架不妨以“短期利率走廊+中期政策利率”为框架，主要通过公开市场操作、降低正回购利率等引导货币利率下行，但相对于短端利率，中期政策利率对降低社会融资成本至关重要，因此，需要不断创新完善政策工具箱，psl、m lf甚至llf等引导中期政策利率的新型工具须进一步推出，保持与实体经济发展相匹配的货币条件。

　　货币调控强调与实体配合避免“脱实向虚”倾向。近两年来，以来金融和政府部门创造的货币增速在上升，而居民企业、国外部门创造的货币增速下降。货币结构变化所反映出来的一个重要转变是中国货币创造的“脱实向虚”倾向。因此，进一步加强货币政策、信贷政策与产业政策协调配合，在重点发展产业领域要保障适度流动性，实施定向、定量、定期宽松。特别需要采取创新融资工具，鼓励金融机构加强和改善对创新型企业、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信贷支持，加大定向支持力度；确保实现小微企业贷款增速和增量“两个不低于”的目标，即贷款增速不低于各项贷款平均水平、增量不低于上年同期水平，不折不扣地将定向宽松政策落到实处。

　　未来新常态之下的金融政策取向必须要在金融体系的末梢循环中发挥政策有效性，积极扩展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融资管道，大力发展小微金融、民间金融、互联网金融、政策性金融等新渠道，打通货币市场、债券市场和股权市场的阻隔，加快股权融资步伐，加快推进新三板市场“破土而出”，减少中国经济对于信贷体系和银行体系的过度依赖，逐步改变长期以来依靠“间接融资”为主导的金融发展模式。

　　以新指标替代存贷比考核来增强货币政策效率。调整存量货币是未来货币政策的重要方面，增加存贷比弹性就是重要方面。事实上，存贷比在商业银行体系中的地位早已发生变化：一是在银行资产负债表中的占比下降，证券类资产的占比显著上升；二是商业银行的发展早已改变了以存贷为主的业务模式，借短贷长使银行由于期限错配的流动性风险随之上升。因此，在当前的商业银行体系中，必须以新指标替代存贷比考核来增强货币政策效率。随着金融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将存贷比作为防范流动性风险考核指标不仅起不到防范流动性风险的作用，反而还成了束缚商业银行贷款发放的“枷锁”，削弱了商业银行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改革存贷比考核势在必行。

　　改革主要思路是“降低分子，扩大分母”，未来可以考虑存款端增加稳定性较好的金融工具款项，比如同业存款、同业存单、创新类金融产品等主动负债工具，其流动性接近于存款性质，可计入分母；在贷款端比如再贷款、小企业专项债等与资金来源相匹配的贷款应从分母中扣除，这样将大大提高货币存量，显著增强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

　　优化央行资产负债表结构推进政策框架改进。在央行体系中，需要优化央行资产负债表结构推进政策框架改进。随着国际收支趋于平衡，以及前些年受制于汇率和结售汇制度安排的被动投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