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下行隐忧延续 有效投资托底

　　确认“新常态”后的第一年，有关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不断发酵。

　　《第一财经日报》梳理多家机构研究报告发现，机构普遍认为2015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大于2014年，但不至失速，增速大约在7%至7.2%区间。

　　此前有媒体报道称，国务院批准了300个2015年开工的基建项目，投资超过7万亿元。

　　截至本报记者发稿，此说法并未得到官方明确回复。但国家发改委此前曾明确粮食、交通等七大领域成未来投资重点和方向。

　　本报记者采访的多名专家认为，短期看投资需要发挥关键作用，但中国经济的新引擎已不在此，加快改革和结构调整才是顺利转型升级的关键。

　　有效投资托底

　　目前，外需难以显著提升，消费总体平稳。在投资因制造业产能过剩及创新技术相对不足、房地产库存较高、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制约等因素下，中国经济下行的隐忧延续到了新的一年。

　　德意志银行更于近日下修中国2015年第一季度gdp增速预期至6.8%，此前料增长7.1%。

　　尽管下行隐忧如影随形，但政府在长期和短期两条线上推出的众多措施也让市场有了期盼。

　　据媒体报道，国务院去年底已批准总投资额逾10万亿元的七大类基础设施项目，其中今年投资超过7万亿元。由国家发改委编制的这七大类投资包含400多个项目，今年开工项目预计约300个，旨在通过扩大有效投资稳定当前经济增长，确保投资继续对今年经济增长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官方人士昨日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并未回应10万亿元的说法，但肯定未来政府将会下大力气投资薄弱基础设施环节，并表示此番投资将更注重有效性，同时发挥多种融资渠道效应。

　　国家发改委此前披露消息显示，“七大工程包”分别为粮食水利、交通、生态环保、健康养老服务、信息电网油气等重大网络工程、清洁能源、油气及矿产资源保障工程等。

　　从国家发改委此前解读的粮食水利、交通、生态环保等4个工程包来看，这些工程主要集中在基建领域。

　　本报记者初步统计，国家发改委2014年所批复的铁路、公路、机场等各项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项目投资总额已达15629.22亿元。仅去年10月以来，发改委就分十个批次批复了约50个项目，总投资额超过13000亿元。

　　本报记者还从多渠道获悉，这些项目的投资资金早期主要来自中央和地方政府、银行贷款，但鼓励社会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是政府工作的重点，也是未来的主要方向。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张青对本报记者称，市场对于投资不必过分紧张和过度解读，基建领域等有效投资不但不会造成产能过剩，同时有助于调整区域经济结构，也是补短板的需要。

　　三大领域发力

　　多位受访专家表示，新常态下，更应该关注长久的发展引擎所在。总体来看，新兴消费、产业结构调整和金融方面的调控被认为是应对经济下行的最有效抓手，也是年内的施政重点。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对本报记者表示，虽然经济增长面临下行压力，但内需大市场是我国最突出的优势，通过改革释放内需可以支撑未来10年7%左右的可持续增长。

　　2014年上半年，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是54.4%，拉动gdp增长4 个百分点，已经超过了投资和净出口成为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随着网络消费等新兴消费业态的发展，预计这一领域对经济的拉动效应将持续显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刘培林则认为，当前“下行压力”的说法有一定的误导性。应该说当前经济增速放缓是规律性现象，是在趋向于新的潜在增速。新常态下市场力量推动的产业升级，已经在接棒原来的主导产业。

　　数据显示，2014年上半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46.6%，继续提升，比去年同期提升了1.3个百分点。

　　从具体产业来看，截至2014年11月，石油加工、化工、建材、钢铁和电力等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速明显回落。但制造业内部高技术、高附加价值、低能耗的产业部门却在继续快速增长，大部分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速接近10%，不少还超过10%。

　　2014年随着央行降息，货币政策的走向又引发持续猜想。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朱之鑫在“中国经济年会(2014~2015)”上透露， 2015年发改委重点改革的内容包括加强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建设、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加快价格改革、建立健全规范高效的财政金融体制等。

　　多家机构认为，2015年货币政策仍具备很大的放松空间。当前，无论是应对经济下行的风险，还是回应降低社会融资成本的诉求，适度放松货币政策都十分必要。

　　机构认为，未来货币政策走向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经济增长持续下行，必然要求货币政策发挥托底作用；二是为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货币政策需继续发力。

　　中投证券认为，宏观经济的“底线”思维要求至少在2015年上半年应维持较宽松的货币环境。

　　民生证券指出，与企业的盈利水平相比，目前的融资成本显得过于昂贵，私人部门投资有加速萎缩的风险，降低社会融资成本的紧迫性仍强。与此同时，低通胀导致实际利率被动上升，为放松货币政策预留了充足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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