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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中国改革开放，2019年1月25日《财经》(博客,微博)推出新专题：外汇体制改革：人民币走向国际|我们的四十年。

此前，《财经》先后于2018年10月12日、19日、26日，11月2日、9日、18日、23日、30日，12月7日、14日、18日、28日，2019年1月5日、11日、18日推出有关农村改革、民营经济、深圳特区、国家体改委、价格闯关、国债发行改革、创建资本市场、建立证监会、分税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加入WTO、国企改革和城镇化、房地产市场的诞生等专题，社会反响良好。

改革开放打开了中国国门，40年来，中国经济参与到全球产业链的分工与合作，并逐步实现全球资源配置，这期间，人民币外汇体制改革起了巨大的作用。从改革前的强制结售汇，到如今的藏汇于民；从最初的资金短缺，到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一。外汇券已退出历史舞台，人民币迸发出令人瞩目的全球购买力。踏着外汇体制改革的路径，人民币被纳入SDR，成为国际货币。这其中经历了怎样的波折，改革者做出了哪些突围。

在本集，《财经》杂志总编辑王波明特邀改革的参与者：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吴晓灵和原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中国银行(601988)原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一道，回述改革历程。

（左起：吴晓灵、王波明、曹远征）

改革开放初期，由于长期遭受封锁，中国外汇严重短缺，这导致外汇汇率不得不采取双轨制以鼓励出口创汇。1981年依照外贸公司的成本确定了美元兑人民币12.8的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格，官方汇率则是11.5。一般侨汇和非贸易采用官方牌价，出口贸易则采用2.8的外汇定价。

（1980年8月，辽宁省营口市的一个黄桃园，罐头厂收获黄桃并加工成罐头出口。图/新华）

曹远征称，这时的外汇定价机制是为了配合外贸政策上的以出养进，因而是以换汇成本来匡算汇率。

外汇券成为衔接这种双轨制的桥梁，也是在国内市场隔离外币与人民币的一种媒介。人们可以将美元兑换成外汇券，在指定的商店购买紧俏商品。吴晓灵说，外汇券的作用是用特殊的购买力，来补贴民众的汇兑损失。当时最著名的外汇券使用商店就是北京建国门的友谊商店。

汇率双轨带来了外汇储备的逐步增加，但也被国际社会看作是中国政府对出口的补贴。1985年，人民币汇率实现第一次并轨，统一到美元兑人民币12.8的价格。

但现实中，出口创汇企业未必就是用汇企业，而用汇企业手中又缺乏外汇，于是外汇调剂市场诞生。吴晓灵回忆，1987年，为了解决创汇和用汇的差别，在深圳成立了第一家外汇调剂中心，全国在此之后，成立了26个外汇调剂中心。人民币汇率重又形成双轨局面。

在曹远征看来，上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的人民币汇率实际存在三个市场、三种定价机制：一是官方牌价，价格15.4；二是调剂市场价格，在官价基础上上浮大约1元；三是现钞价格，即黑市买卖，价格不等，最高可达12元。三种定价机制，则分别为，纯计划定价，半市场、半计划定价，无监管的市场定价。

（1994年12月31日，上海友谊商店，市民用外汇券购买商品。至1995年，外汇券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彻底退出流通领域。图片来源：中国摄影师协会《见证改革开放30年》，摄影/雍和）

外汇的双轨给市场管理带来了巨大挑战，除了黑市乱象，1992年的8·28骗汇巨案，以1.4亿美元骗汇额度，震惊业界。但在吴晓灵看来，骗汇案下游购汇企业的外汇需求却是真实甚至是合理的。加之中国启动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谈判，汇率双轨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批评中国的一个例证。于是，外汇体制在1993年底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

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要求，改革外汇体制，建立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和统一规范的外汇市场，逐步使人民币成为可兑换货币。在随后12月国务院颁布的《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提出了汇率并轨。

人民币并轨的汇率价格如何定？会否导致出口锐减，外汇储备骤降？这些成为当时改革者权衡的难点。两位嘉宾给出的共同答案是，人民币外汇定价无法计算，但为了实现外汇储备可持续增加，适度低估。

吴晓灵回忆，最终以1993年12月31日外汇调剂市场8.72为基础，1994年1月1日，人民币以1美元兑换8.72元人民币的定价，一次性贬值近50%，开启了并轨后的新行情。此后一年，外汇券退出历史舞台。

在吴晓灵看来，这是一次系统性的改革，除了汇率并轨，更重要的是搭建起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使得汇率能够保持在正常的市场供求水平，进而实现正常的进出口买卖，正是这种汇率机制保障了中国有能力提供满足市场需求的外汇储备。

这是中国第一次理解什么是汇率，曹远征说，此前的汇率改革还是汇率追逐贸易成本，现在明白了是市场供求来决定外汇定价。1994年1月1日的改革在中国金融史上，是一个决定性的转轨。

改革当年，外汇储备由1993年的200多亿美元，跳升到了1994年的500多亿美元。在此后数年间，外汇储备稳步增长的同时，人民币也一直面临着升值压力。

吴晓灵认为，由于出口导向的惯性思维，决策层对于人民币升值非常敏感，这导致随后人民币汇率被干预固定，而没有保持在进出平衡上，直接造成了外汇储备的非理性高额增长，给宏观调控带来新的问题和压力。

至2004年，外汇储备已经连续几年以千亿美元的速度上涨，境内外对人民币形成一致升值预期。于是，2005年，人民币启动新一轮汇改，不再单一盯住美元，而是参考一篮子货币调节，重新回到1994年外汇改革的初衷——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兑美元一次性升值2.1%。

但新的问题接踵而至，由于中国经济进入增长周期，被国际投资者看好，因而，出现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由此，继1996年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八条款国，开放经常项目可兑换后，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可兑换，亦提上日程。

曹远征将资本项目的开放，形象地比喻为在外汇管制的墙上打洞，洞打得多了，墙自然就塌了。资本项目开放的洞包括自2003年起逐步推出的QF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D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R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深港通 以及有望开通的沪伦通等。

曹远征认为，只有开放资本项目，实现资金的跨境自由流动，才能实现人民币汇率由供求决定价格，否则，只是贸易品决定汇率价格。而踏着资本项目开放的路径，人民币也开启了国际化的征程。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美元货币体系普遭质疑，人民币因中国经济的良好表现而被国际市场看好。吴晓灵回忆，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这些中国贸易逆差国，不仅产生了双边贸易人民币结算的需求，而且想用人民币作为外汇储备的一部分。

（资料图：2008年美国信贷危机开始向货币市场蔓延，美元货币体系普遭质疑。）

于是，2009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在5个城市试点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2010年试点城市发展到20个省份。同一年，开放境外人民币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这意味着人民币本币资本项目的开放。

财经小常识：父母对子女的爱是无微不至的，关心子女的教育及经济基础是很自然的事。

2016年，人民币正式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SDR货币篮子，与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一道，成为全球重要的储备货币。曹远征表示，这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里程碑，各国央行都会将SDR货币作为储备货币进行配置，这就意味着人民币开始进入多边使用过程，进而推动了后续金融改革。

（2016年3月31日，法国巴黎，G20国家财长和央行官员们召开国际货币体系会议，就如何改善全球金融渠道为下次危机做准备进行讨论。时任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出席会议，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交谈。供图/视觉中国(000681)）

但要真正实现1993年设定的人民币可兑换目标，尚有改革待进一步推进。吴晓灵认为，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并没有发挥充分，现实中仍有很多控制，人民币汇率正负1%的浮动空间从来没有用足过。由此，外汇储备的非理性增长和人民币升值压力长期得不到缓释。

至2014年，中国外汇储备达到近4万亿美元。中国人民银行连年被迫要抵销大量外汇占款所导致的货币投放，宏观调控压力彰显。更有人认为，中国央行被外汇政策绑架，或者说是被美元绑架。

为了实现新的突破，2015年8·11汇改启动。2015年8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实行根据收盘汇率、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和逆周期调节因子的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这一调整使得人民币汇率定价机制进一步市场化：一、双向浮动弹性明显增强，不再单边升值；二、不再紧盯美元，逐步转向参考一篮子货币；三、人民币中间价形成的规则性、透明度和市场化水平显著提升；四、跨境资金流出压力逐步缓解。

改革开放40年，外汇体制改革行程过半，人民币可兑换初衷临近达成。在吴晓灵看来，接下来的改革应在真正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提振人们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以及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上继续前行。

曹远征认为，人民币的国际使用创造了一个先例，即先有本币流动，再在资本项下进行本、外币可兑换，这避免了以往资本项下直接进行本、外币可兑换所带来的资金跨境流动的宏观经济风险。

既然人民币国际化发生在海外，那么就必须通过国内市场的改革来架起桥梁，否则，一个国内市场不发达的本币，无法支撑国际化发展。

人民币国际化的下一站则是多边使用。此前，人民币的国际化局限于双边使用，所谓多边使用，比如韩国人跟泰国人做生意，也用人民币结算。而只有多边使用才是人民币真正的国际化。

（《我们的四十年》系列专题，由《财经》、和讯联合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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