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仁洪与中国世界史研究

　　光仁洪（1918-1991年）是新中国成立后为我国世界史学科奠基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一位前辈。他1918年出生于南京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39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法学院国际公法专业；1945年春负笈美利坚，进入芝加哥大学，攻读国际公法和国际关系史方面的课程；1948年学成回国。他与同时代的吴于廑、周一良、齐思和、林志纯、吴廷璆、蒋孟引、张芝联、杨生茂诸先生一样，在世界史教材编写、学术组织建设以及学术研究方面进行了艰辛探索。

　　筚路蓝缕创“新编”

　　我国世界史学科起步晚，底子薄，发展慢。新中国的成立为世界史研究打开了广阔的发展前景。1962年，由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四卷本）出版，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由中国学者编写的第一部综合性世界通史，被当时国内高校指定为历史学专业使用的世界史教材。其实在此之前，光仁洪已经开始撰写并出版了《世界近代史》（上、下册），约100万字。据先生回忆，此著的讲义在1956年即已编写完成。多次讨论修改后于1960年由合肥师范学院印刷发行，曾被当时一些高校历史系作为教材或教学参考用书。此套教材不仅关注世界近代史上的经济、战争和人物，还涉及典章制度和文化；不仅关注欧美大国的历史，也明显增加了亚非拉国家的内容。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欧洲中心论”的偏见，较苏联的世界史教材也有所改进。

　　“文革”结束后，光仁洪带领下的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在我国世界史教材编写方面扮演过重要角色。1977年，光仁洪即承办全国高校世界史教材第二次协作会，与众多史学前辈如韩承文、崔连仲、刘祚昌、张文淳、楼均信、朱寰等先生一起讨论修订世界史各段教材编写大纲。1979年4月17日至24日，我国世界历史学科规划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受会议精神的影响，光仁洪积极探索世界史教材的编写工作。10月，在他的带领下，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集体讨论并编写了《世界近代史教学大纲》。大纲具有鲜明的特色，如从整体上叙述各国的历史，不仅增加了亚非拉史的内容，还增添了社会思想、文学艺术以及科学技术部分的介绍。大纲还根据课程的特点和需要，介绍各种学派的观点，同时尽可能了解和反映本专业范围内最新的研究成果，采用翻译过来的新材料。1984年，刘祚昌、光仁洪与韩承文主编的《世界史·近代史》（上、下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套教材在编写体系、内容取舍、史料征引与鉴定、历史事件和人物论述以及最新科研成果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创新性，融思想性、科学性、知识性与启迪性于一体，凝聚着老一辈学者对世界近代史的认识与突破，体现了当时中国学者的研究水准。该书1987年修订再版，韩承文、杨启潾、徐云霞和黄鸿钊为修订小组成员，刘祚昌和孙祥秀担任审订人，光仁洪、刘祚昌和艾周昌担任教材的修订顾问；2017年，《世界史·近代史》作为《世界史》（六卷本）中的两册，由人民出版社修订再版。

　　呕心沥血建“家园”

　　改革开放甫始，光仁洪即主持或同其他世界史前辈一起参与了世界史学术“家园”的筹建工作。1979年4月17日至24日召开的中国世界历史学科规划工作会议任务之一就是酝酿成立世界史学会问题。光仁洪代表安徽师范大学联合郑州大学和西北大学历史系，即于当年5月12日至20日在芜湖举办了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筹备会，讨论世界史学科发展问题。25所高校和有关科研单位近60人出席，吴于廑、齐世荣、张象、靳文翰、程人乾、王斯德、蒋相泽、李植枬、王振德、侯成德等悉数到场。会议提出了世界史学科发展新理念，认为人类社会经历了由分散到整体的发展过程。会议还准备筹建我国世界史专业领域中第一个专业学术组织——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推荐靳文翰为理事长、齐世荣为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计划第二年召开学会成立大会和第一届学术讨论会，并编印我国第一本《世界现代史论文集》，编写《世界现代史》和《世界当代史》教材。由此可以看出，芜湖会议为中国世界史学术组织的建立和世界史学科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光仁洪亦是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会（后改名为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创始人之一。1979年2月20日至23日，光仁洪与南京大学王绳祖、吴世民，中山大学历史系的蒋相泽、吴机鹏在南京举行了筹备国际关系史研究会的预备会。同年8月7日，25所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代表在兰州召开筹备会议，决定由甘肃师大、南京大学、北京师院、北京大学、兰州大学、厦门大学、安徽师大、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东北师大、中山大学和外交学院等单位代表组成中国国际关系史筹备委员会工作组，并由中山大学具体负责成立大会和第一次学术讨论会事宜。在先生们的精心策划、组织与推动下，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会成立大会于1980年12月16日至22日在广州举行，并与广东省历史学会联合召开了第一次学术讨论会。光仁洪在交流会上作了《均势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二十年国际关系的变化》的发言，并当选为副理事长。

　　除了筹备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和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会，光仁洪还参与了中国世界近代史研究会筹备委员会工作。1982年8月，中国世界近代史研究会筹备会在辽宁大学召开，光仁洪与张芝联、刘祚昌、王荣堂、李纯武组成筹委会领导小组，着手研究会的筹备工作。1984年5月，中国世界近代史研究会第一届年会在沈阳召开，光仁洪与吴廷璆、王养冲、张芝联、杨生茂、刘祚昌、郭圣铭、王觉非等先生成为研究会的学术顾问，关心、支持和指导研究会开展各种学术活动。

　　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会以及中国世界近代史研究会的建立和学术活动的开展，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世界近现代史与国际关系史研究的飞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毫无疑问，这些活动的开展和成绩的取得，凝聚了光仁洪与其他老一辈世界史和国际关系史学者无数的心血与汗水。

　　殚精竭虑书“新篇”

　　改革开放后，光仁洪获得了学术新生，在一些重要期刊杂志上发表了有关世界史尤其是国际关系史方面的文章，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例如，他先后在《世界历史》《学术界》等刊物上发表了《均势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二十年国际关系的变化》《沙俄霸权主义和维也纳会议后近代国际关系的变化》《沙皇俄国的对外政策和近代国际关系的变化》《论国际关系史研究的对象、方法及其重要性》，并提出了一些首创性观点。光仁洪认为，国际关系研究除对国家间的双边、多边关系作重点考察外，对国家之外的行为主体的活动也应给予一定的关注；国际关系的变化是随着国际均势的变化而变化，而均势的变化又是以“均势结构”的变化为依归。因此，他主张通过考察“均势结构”来研究国际关系的变化。从源头上来探索“均势结构”的变化，可以明晰其中的来龙去脉，不致为外交假象所迷惑，构成国际关系的“全景视野”；揭示均势变化的症结，可以掌握国际关系变化的核心和趋向，求得对国际关系变化的最佳预见和最优对策。正如北京大学燕京学堂院长袁明在为《光仁洪文集》所作的序中写道：“光先生对于国际关系中的‘均势’之说有着独到的见解，我以为是打通了中西之学的见地。”

　　此外，光仁洪作为副主编还参与编撰了十卷本的《国际关系史》（后来又增至12卷）。从1979年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会筹备会召开初设写作愿景开始，到1987年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会常务理事会扩大会议撰写任务的落实以及1996年十卷本、近350万字大作的出版，前后将近18年，凝聚了近百名专家的心血与智慧。这一鸿著对近代、现代和当代国际关系中的重大事件进行了详尽的、实事求是的叙述和分析，探讨了国际关系的发展规律，理出了国际关系通史的总线索。光仁洪虽然未能亲眼看到鸿篇巨制，但其在理事会和编委会会议上的多次讲话、建议，无不为专著的顺利出版起到了推动作用。

　　除此之外，光仁洪在世界史工具书的编纂方面也有所建树。1986年，光仁洪联合安徽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厦门大学多位专家编写《世界近代史词典》，并担任主编。该词典共收词5000多条，凡150万字，200多幅插图，在“广”“精”“要”“新”四个方面具有鲜明特色，是我国学者历时12年精心编纂的第一部世界断代史词典。

　　玉壶存冰心，朱笔写师魂。光仁洪先生一生严谨治学，淡泊名利，为推动中国世界史和国际关系史教学与研究作出了积极贡献。（韩家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