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的30年”：日本少子化之困

“失去的30年”：日本少子化之困吻戏的视频 “不是拒绝结婚，而是不愿意把结婚当做任务来完成。” 今年8月刚过完30岁生日的田中裕子在日本福冈县过着单身白领生活，经济独立、喜欢旅行。在她看来，如果结婚不能让生活变得比现在更幸

“不是拒绝结婚，而是不愿意把结婚当做任务来完成。”

今年8月刚过完30岁生日的田中裕子在日本福冈县过着单身白领生活，经济独立、喜欢旅行。在她看来，如果结婚不能让生活变得比现在更幸福，宁愿等一等，当然，也可能一直等不到。

十多年前，日本社会曾一度将30岁以上的未婚女性称为“败犬”，但并不善意的标签并没能促进日本女性走入婚姻。裕子说，生活圈里的许多同龄人都还没结婚，平时一点也不孤单，父母长辈从来没有催促她尽早成家，反而是政府催婚又催生。

日益恶化的“少子化”危机令日本政府伤透脑筋，原本寄希望“令和”时代带来一波生育高峰，但惨淡的数据无情“打脸”。今夏，“86万冲击”一词在日本媒体和社交网络上刷屏，指2019年日本出生人口降至86.5万人，为有统计以来的新低，新生儿数量以30年来的最快速度下降。日本总务省8月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总人口较去年减少50万，连续11年负增长。而在今年，受新冠疫情等因素影响，日本地方政府1-7月受理的怀孕申报为51.385万份，同比减少5.1%。

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初受困于“少子化”，前首相安倍晋三曾不止一次形容“少子化”是日本“国难”，推出一系列应对政策，但未能逆转在下坡路上疾驰的出生率。现首相菅义伟已将解决少子化问题列为新内阁的主打政策之一，计划明年为部分新婚夫妇发放多达6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3.9万元）的补贴，希望2022年将不孕不育治疗纳入医保，并承诺彻底解决儿童入托难问题。

家住首都圈相夫教子十多年的清水，正为儿子的教育问题忧心忡忡，盼着快些把孩子送进大学。见证了多届政府的少子化对策，她叹了口气说，做父母的难处哪是靠一些福利就能化解的。

围城内外

2019年的最后一个夜晚，福冈大街小巷难有的清静，裕子和爸妈在客厅一边看“红白歌会”一边吃着除夕饭。

尽管住在一起，但像这样一家三口聚在餐桌前的时刻并不多。在当地一家日用品公司做部门负责人的裕子几乎天天加班，一般晚上9点过后才回家，和父母几天打不上照面也是常有的事。

“红白歌会”节目过半，“年越荞麦”端上了桌，裕子妈妈两天前就在面店预定了荞麦面，这是日本家家户户除夕必吃的传统食物，有斩断厄运的寓意。看着碗里的食物，裕子无奈自嘲道：“再过一年，我也是‘年越荞麦’了。”她的父母在一旁笑笑没说话。

日本人把31岁还未出嫁的女性称为“年越荞麦”，因为这种年节限定的食物如果没能在12月31日被售出，就将面临被丢弃的命运。这个梗有些过时，裕子很久之前在网上看到时不禁有些感慨，“什么年代了还物化女性”。

但令她感到很开心的是，每次聊到年纪，“60后”父母不会“借题发挥”，他们自己就晚婚晚育，开明地认同结婚没有所谓“适龄”，如果不能遇到一个满意的伴侣不必勉强。

田中裕子将日本励志作家高桥步《freedom》书中所写的“不需要规划细致的人生，只要牢牢拥抱最重要的东西，拼命去完成想做的事情。”作为座右铭。 受访者 供图

相比于经济独立、追求事业的裕子，早早成家的清水在“围城”之内有苦难言。

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清水被许多朋友称赞教育有方——大儿子成绩优异，已前往美国留学。不过，还在读小学的小儿子似乎不像哥哥那样爱学习，这让她感到有些焦虑。

早在大儿子5岁时，清水和丈夫因为都要经常出国出差，无法协调时间，于是她不得不放弃工作。

“看到以前那些没有孩子的同事，有时候心里真的很不平衡。”接小儿子回家后，清水在家一边准备晚餐一边语音连线和澎湃新闻聊起了自己的育儿生活。切菜、冲洗、不断开关冰箱的声音贯穿着整个采访。

因丈夫工作繁忙，和儿子接触非常少，连话也很少说，基本都由清水一个人负责孩子的衣食起居以及学习。

日本记者小林美希在《不让生育的社会》一书中提出，“生育离职”是形成“不让生育的社会”的根本原因。经济萧条之下，一旦企业前景堪忧，就会率先裁掉怀孕或处于育儿期的女性职员，还有那些稚嫩的应届毕业生。因妊娠或育儿而放弃工作的女性，往往就要担负“孤独育儿”的任务。这种现实下，女性对生育持消极态度就不足为奇了。

说着一口流利英语的清水不愿单纯做个家庭主妇，每天送儿子上学之后，会给一些幼儿和老人进行私人外语辅导，但时间零散且非常有限，因为一切都要给孩子让路，她希望有更多自己的时间，“小儿子上大学之后，我就可以做些自己想做的事情了。”

结婚少了

安倍晋三在2013年的施政方针演讲中提出要打造“让女性闪耀光彩的日本”，二战后延续几十年的“男主外、女主内”家庭模式近年来正逐渐瓦解。

去年7月，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的劳动力调查报告显示，女性就业人数在近70年来首次突破3000万，占全国就业人口的44.5%。

尽管女性在职场的地位无法与男性比肩，但随着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她们更敢于发声。去年年初，日本女性发起了一场名为KuToo的运动，抵制职场高跟鞋，争取自主选择鞋子的权利。

在日本本科毕业后又前往英国留学的裕子交际能力出众，作为公司最年轻的女经营课长收到很多称赞，但也因为女性领导承受更多压力。她和朋友打电话抱怨最多的就是工作，甚至有时会被客户气哭。

“但收入不错，能获得一定成就感，哭完想想觉得可以坚持。不敢想象以这样的工作强度结婚生子，要做家务和教育孩子，一天48小时也不够吧。”裕子还没有做好为家庭牺牲事业的准备。

牛津大学沃弗森学院初级研究员山浦千草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日本职场女性越来越多，她们婚后需要努力平衡家庭和工作，承受更重的负担。这个问题存在于很多国家，日本尤为明显，因为日本社会对母亲的要求和期待相较其他国家更高。在这种背景下，女性可能会选择晚婚或不婚，究其根源是结构性的不平等，而非单纯的人际问题。

“现在，迫使日本女性步入婚姻生活的经济和情感压力都变小了不少。”山浦千草说。

不过，女性收入的提升带来的不仅是面对“要不要结婚”这一问题的选择余地的增加，另一方面来看，在传统的婚姻金钱观下，这样的变化也限制了女性的择偶范围。

山口县的26岁姑娘伊藤京香谈过几段恋爱，但至今还没遇到“对的人”。她在广告公司做业务员，喜欢网上购物，自称是“月光族”。当被澎湃新闻问及择偶条件时，她的回答是金钱和价值观。“虽然会被爱情剧里浪漫温柔的男主角给迷住，但结婚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经济保障是基础。”

日本女性月刊杂志《JJ》2019年2月发布调查结果，希望结婚对象年收入在7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44.7万元）以上的女性有近6成，而对男方收入不在意的仅有8%。

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教授赤川学向澎湃新闻介绍，在日本，有“上升婚”和“下降婚”的说法，前者是指男方在收入、地位、名声等方面高于女方，后者反之。由于一贯习俗，日本社会中“上升婚”较为普遍。随着女性投入职场，不论是社会地位还是经济收入都得到提升，若她们的择偶观不变，符合条件的男性就会变少，结婚自然就变得更困难了。

伊藤京香透露，结婚对象的经济条件是一个重要指标，一些女性可能不好意思打听具体收入，但可以从某些细节了解到对方的经济状况，比如吃饭付款时用的是哪种信用卡，如果是American Express，应该条件不错。

因为经济问题影响婚姻选择的不仅有女性。“男人因为金钱选择不婚”，研究单身问题的日本社会学家荒川久和在2017年发表的一项研究中称，经济环境恶化、收入下滑是导致很多人不想和不能结婚的重要原因，尤其是没有较高收入的男性没有自信结婚养家。

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的统计，日本男性的未婚比例从1990年至2017年一直高于女性，2017年的数据显示，男性平均每4人中就有1人、女性平均每7人中有1人终生未婚。男性未婚率上升的原因之一是非正式雇佣工增加，这一群体的收入普遍较低且不稳定。

养娃还难

当然，限制日本青年走入婚姻的不仅有金钱和观念，还有婚后生活可能面临的更为复杂的社会机制。

“男性工作、女性育儿，这种按照性别划分社会职能的陈旧观念早已不适用于现代社会，但在日本仍然根深蒂固。”专注研究育儿环境的旅法日本作家高崎顺子对澎湃新闻表示，这个固有观念已成为造成日本育儿环境方面众多困难的一个共通问题，其中，就包括导致了保育服务不完善，许多人认为“只要母亲负责育儿，没有保育设施也可以”。

东京大学经济学研究科教授山口慎太郎长期研究各国育儿假制度，他告诉澎湃新闻，在日本首都圈，有些双职工家庭要为孩子找到一个合适的保育所很困难，完善保育所建设，将“待机儿童”清零可能是政府当下最应该做的事情。

所谓“待机儿童”，具体指有入托需求，希望通过申请进入保育所（相当于中国的托儿所），但因为设施或人手不足无法入所，只能在家中排队等待空位的0岁至学前年龄的儿童。

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数据，截至2020年4月，全国的“待机儿童”总计12439人，其中东京最多。菅义伟在10月的首次施政演讲中表示，政府将以消除“待机儿童”为目标，商讨如何活用幼儿园资源和临时保姆，在今年年底之前制定出一份“安心育儿计划”。

不同于中国大多数祖辈参与育儿，在日本仍然以父母负责为主，因此更容易出现“待机儿童”问题。清水和丈夫就不想麻烦父母帮忙带孩子，他们的父母也不想插手，祖辈家庭和他们在一年里见面的次数屈指可数，甚至很少打电话。9月21日是日本敬老节，清水丈夫在网上订购了一些礼物直接送到父母家里，然后发信息告知，尽量不打扰各自的生活。

推广男性育儿假也是分担女性育儿责任的一种解决方案，从今年4月开始，日本政府已推出了促进男性国家公务员休1个月以上育儿假的制度。山口慎太郎指出，目前日本男性休育儿假的并不多，最大的担忧来自于老板和同事的看法，他们害怕休育儿假会被视为对工作不认真的表现。如果休育儿假的男性越来越多，这样的问题就会消失。从这个角度来看，环境大臣小泉进次郎宣布休育儿假是具有示范意义的。

日本环境大臣、前首相小泉纯一郎之子小泉进次郎去年与女主播泷川克里斯汀结婚，今年1月他们的长子诞生。小泉进次郎决定在孩子出生后三个月内休共计两周的育儿假，成为日本首位休育儿假的内阁大臣，他希望能带动男性休育儿假的风气。

据日本广播协会（NHK）10月10日报道，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的数据显示，去年男性休育儿假的比例仅7.48%，对此政府正在探讨简化申请育儿假的手续，推进此项政策的普及。

在谈及政策有效性时，赤川学提出一个新颖的观点：与其推进辅助性政策，不如回归生育本身这个生理性问题，比如关注日本夫妇的性生活频率过低的问题。

“不同于西方国家，日本社会不认为规律的性生活是爱的证明，因此即使自由恋爱结婚的夫妻之间的性生活也会消失。”而且，年轻人没有广泛意识到，达不到一定的性生活频率会很难怀孕。

菅义伟上任不久后表示，计划在2022年将不孕不育治疗纳入医保，任命参议员三原顺子为副厚生劳动相，负责推进相关工作。高崎顺子非常赞同这一措施，因为这是把钱花在真正想要孩子的夫妇身上，对提高出生率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日本政府近年来一直在为改善育儿环境而努力，其实可以考虑向其他国家学习。像法国曾经也和日本一样是父权社会，之后逐步确立了儿童和妇女的权利，改善育儿环境，拉高了出生率，日本可以借鉴法国的一些做法。”菅义伟表示。

日本管理学家大前研一在《低欲望社会》一书中也呼吁日本学习法国，比如推进“事实婚”，也就是未履行结婚的法定程序，但以夫妻关系一起生活。日本作家渡边淳一曾出版《在一起，不结婚》一书，形容“事实婚”为“高度自由的制度，孕育着实质的爱情”。

“我或许可以接受事实婚，至少不改姓可以省去很多麻烦。”伊藤京香对冠夫姓有一些抵触，她所在的广告公司有女同事结婚后改姓，不仅要向公司呈报、重新印名片，还花了近一个月时间一一拜访客户做说明，另外住民票、信用卡以及各种会籍卡也要递交材料改姓。不过伊藤坦言，不经过法律程序的婚姻多少会让人缺少安全感。

《低欲望社会》的中文版译者、旅日作家姜建强告诉澎湃新闻，许多日本人青睐于“事实婚”，好处有很多，包括婚姻关系在户籍上不留痕迹，女方不用改姓，能使夫妇双方更加平等相处。但如果生育小孩将是非婚生子，今后可能会引发抚养问题。日本政府如果能够学习德国、法国的制度，保障非婚生子的权益，将他们与普通家庭的孩子一视同仁，那么事实婚也可能推动生育率提高。

欲望低了

抛开女性收入增加、社会机制不成熟等种种实际因素，日本的老龄化、少子化问题还有着更长远的渊源。

《低欲望社会》一书中提出，“低欲望”令日本社会陷入不结婚、不生育、不消费的危机，这是一种日本全民现象，并不限于年轻人。

低欲望一族在日本常常会被归为“草食系”，更多地会用于形容男性，和中国所说的“佛系”有些类似。山浦千草称，草食系男子会被认为没有进取心、不够男子气概，这种形象的出现与国家经济停滞有着关键的重合点，也就是说该现象可能与群体本身无关，而是国家状况的一种映射。

追溯低欲望社会的原因，分析认为与经济泡沫破灭导致的经济低迷有关。在日本所谓“失去的三十年”之后，年轻人处在一个变化发展中的社会，似乎正在探索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比如不婚、晚婚。他们想要追求自由，家庭观念已经相当淡薄。

以姜建强的观察来看，新冠疫情可能会加剧低欲望。

面对这样的社会倾向，日本政府近年来多措并举试图扭转这一局面。

安倍政府今年5月制定了“第四次少子化社会对策大纲”，希望到2025年日本的出生率能够达到1.8。但现实距离这一目标却是非常遥远——日本出生率从2016年开始再次步入下降轨道，日本厚生劳动省6月5日公布的2019年人口动态统计数据显示，合计特殊出生率（相当于每位女性一生中所生孩子数量）为1.36，是2008年以来的最低值。

“1.8的目标不可能达到。”赤川学对日本未来的出生率持悲观态度，他表示，少子化从1990年开始成为一个引发广泛关注的社会问题，30年间无太多改观。少子化的最大原因是人们对生活的期望高于实际水平，政府为提高出生率而推出的一系列所谓“少子化对策”几乎都没有成功。

谈及菅义伟首相最新提出的多项少子化对策，赤川学说：“这应该被定义为向年轻人提供的福利，而不是提高出生率的手段。”

日本内阁府9月20日发布有关新婚生活补助金的新规定，将现行的补助金额上限翻番，同时放宽申请对象年龄和收入限制。从2021财政年度开始，“结婚新生活支援项目”覆盖地区居民递交结婚申请时，只要双方结婚当日年龄低于39岁，且家庭年收入少于54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35万元），就可以申请多达60万日元新婚生活补助。

针对“撒钱”政策，山口慎太郎认为，有比没有好，但对解决少子化作用不大。政府在少子化对策上投入的资金太少了，2015年与家庭有关的公共支出仅占GDP的1.61%，这大约是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平均水平的2/3，连法国支出水平的一半都不到。”

“这样的政策不会是游戏规则改变者，至少不会改变人们对结婚和生育的意愿。”山浦千草也持类似的看法，她还进一步指出，安倍政府时期就有撒钱促生育等一系列政策，但这些措施背后有一些潜在的“悖论”，所有政策都以增加人口为目标，可能在实现量化目标上取得了成功，但在适应日本社会的多样化选择及诉求方面是失败的。

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每隔5年会进行一次“出生动向调查”，2015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已婚者的实际生子数量少于计划和所期待的数量，过半数受访者回答的原因是“要花太多钱”，还有近四成回答“不想高龄生产”。

清水的小儿子在首都圈读小学六年级，她坦言在经济方面的压力挺大的，“现在小儿子仅学习相关的费用一个月大概需要2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2万元）。”清水介绍，孩子的教育基本是从幼儿园开始抓起的，竞争激烈。为了考私立中学，她要支出大笔资金让孩子去私塾补习。在饮食上，她会在超市精心挑选有机食品，为孩子定期购买维生素等营养品，“不管多贵都要买”。

以山口慎太郎的多年观察，在日本大都市圈尤其是东京，育儿的经济负担很重，家庭住宅面积小的话，有3个孩子就会非常拥挤。大城市的父母基本都希望孩子考入费用高昂的私立学校。根据日本文部科学省发布的2018年儿童学费调查，日本孩子如果从幼儿园到高中都就读于私立学校，15年的教育支出总计（包括学费、伙食费、交通费、校外学习和辅导班的费用等）达到1829.8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17.1万元），是全程就读公立学校（541万日元）的3倍以上。

从去年10月开始，日本推行“幼儿教育无偿化”政策，但并不是全员覆盖，而且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家庭仍然需要自己负担孩子的一部分教育相关费用。日本索尼生命保险株式会社今年3月针对子女教育资金所做的调查结果显示，小学至高中学生的父母当中，超七成对孩子的教育费用感到不安。

解决少子化是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诉求因人而异。在日本年轻人群体中广受欢迎的YouTuber（视频网站YouTube的up主）高松奈奈经常就社会问题发表评论，针对菅内阁的少子化对策，她在视频中表示：“至今未看到从根本解决少子化的方案，年轻一代中许多人因收入低而对未来感到不安，对生育更加犹豫不决。希望首相能够打造出一个可以安心生育的国家形象。”

隐忧仍存

如果前往日本旅行，不难发现出租车司机几乎清一色老年人，上下班高峰的地铁和公交上也有不少忙于通勤的“银发一族”。日本总务省9月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65岁以上老年劳动者人数为892万人，连续16年保持增长。即使到这样的地步，日本政府仍然在继续推进老年人就业，国会2月通过修订案，要求各企业自2021年4月起，将员工的退休年限延长至70岁或是废除退休年限，以打造“终身不退休”的社会。

为响应号召，横滨一家企业今年7月制定了全体职员可以工作到80岁的制度。有网友惊呼：“这是要工作一辈子啊。”

这么多日本老人“退而不休”的一大原因在于少子老龄化导致的巨大劳动力缺口。日本总务省今年8月公布数据，全国就业者总计6882万人，厚生劳动省推测到2040年就业者将减至5245万人，人口的急剧减少将直接关系到劳动力投入，进而影响经济增长。据共同社9月27日报道，华盛顿大学的最新研究显示，80年后的2100年日本人口将减半，经济规模将落后于美中印，排名第四。

为应对劳动力紧缺，日本去年4月起放宽了外劳进入日本的条件，为建筑、农业、医护等14个行业引进外籍劳动力。然而，日本企业对此兴味索然。据路透社去年5月的调查，约40%公司表示完全不考虑雇用外国员工，而且愿意雇用的企业大多不打算协助外籍就业者找房、学习日语等。

日本首都圈的一些企业可能带着挑剔的目光面对外劳，但很多小城镇求之不得，东京大学公共政策大学院2019年发布的报告指出，外籍劳动者可以拯救那些因人口流失即将消失的城镇，可能是“地方振兴”的推动力。但多数都道府县在与首都圈抢夺人才的大战中处于下风，因为地方城镇长期人口不足、经济低迷，陷入恶性循环。

随着日本人口不断向三大都市圈（首都圈、近畿圈、中部圈）集中，加上“少子化”问题的恶化，地方人口空心化严重。据日本统计局报告，2019年全国47个都道府县中仅7地人口增加，其中4地在首都圈内，东京的人口增长率最高。首都圈的人口约占日本全国人口的三成，许多人将东京都形容为吸收人口的“黑洞”，有着许多年轻人向往的就业机会、教育资源、便利的生活环境，而小城镇则将渐成“空城”。

比劳动力缺失更急迫的问题是财政危机。共同社指出，如果日本少子化和人口减少持续下去，现行养老金和医疗制度可能难以为继，将对公共财政带来压力。对此，山口慎太郎指出，少子还不至于让养老金制度崩溃，但政府为了缓解财政赤字，不可避免地将上调消费税，同时降低养老金。

事实上，并不只有日本面对这样的少子化困局，中国、韩国也开始面临出生率低的难题。据新华社报道，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全年出生人口1465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48‰，是我国自1949年以来出生率的最低值。韩国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韩国总和生育率，即每个育龄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为0.92，处于历史最低水平。

不过，英国人口问题专家、牛津大学教授萨拉·哈珀在接受《卫报》采访时表示，出生率下降的国家不应该为人口减少感到担心，利用庞大人口来捍卫国家和发展经济的观念过于陈旧，人工智能、移民、健康老年人的存在都意味着国家不再需要依赖人口激增来支撑发展。军事领域也不再需要大量的兵力，因为战争模式已经在发生变化。

“结婚和生育是关乎个人一生幸福的事情，不应该被他人的看法和政府的政策所左右吧。”田中裕子很难将国家的命运和她自己的选择联系到一起，但她预见到“少子化”这个词会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生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