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共同富裕需要准确把握其科学内涵

　　随着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的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面临许多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正确认识和把握。首要的是正确认识和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和实践途径。为此，本报记者专访了交通银行总行私人银行副总裁桂泽发博士。他认为，应从理论和实践上正确把握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和发展路径，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既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又要全面深化改革，为共同富裕提供动力。

　　《金融时报》记者：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2035年的远景目标之一是“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站在新阶段的历史新起点，如何全面理解共同富裕的深刻内涵？

　　桂泽发：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首先就要全面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其深刻内涵，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共同富裕内涵极其丰富，重要论述很多。共同富裕所追求的不仅仅是财富问题，更多的是财富与精神世界的和谐统一。简单来说，共同富裕这一发展战略着重围绕“十性”，并聚焦五个问题，即共同富裕是什么、为什么、为谁、何时以及如何实现？这“十性”主要包括：

　　第一，性。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社会主义公平正义价值观的重要体现。共同富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运动规律，因而具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逻辑。

　　第五，长期性。我国发展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脚踏实地、循序渐进、久久为功。

　　第六，过程性。共同富裕是仍存在一定差距的共同富裕，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同等富裕；共同富裕是从低层次到高层次的过程富裕。共同富裕的动态过程性，也是由人类追求富裕生活的无止境性决定的。

　　第七，渐进性。共同富裕是部分到整体的逐步富裕。中国人多地广，共同富裕不是同时富裕，而是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

　　第八，效率性。鼓励勤劳致富、创新致富，鼓励辛勤劳动、合法经营、敢于创业致富，不搞“杀富济贫”；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强发展能力，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条件，畅通社会向上流动的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的机会；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防止落入福利主义陷阱。

　　第九，公平性。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环节的调节力度，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形分配结构。

　　可见，共同富裕不仅涉及宏观层面的、经济、文化、法制，还涉及中观层面行业（产业）、地区（部门）和市场以及微观层面企业（机构）和家庭（个人）。共同富裕战略体系庞大，内部结构严密、相辅相成，需要统筹兼顾、协同推进。

　　《金融时报》记者：您谈到共同富裕战略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第十性是“循环性”，强调让一部人和地区先富起来，先富要帮助、带动后富，一起走向共同富裕。怎样正确看待先富与后富之间的关系？

　　桂泽发：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项长期任务，也是一项现实工作，迫切需要运用好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改革方，选取部分条件相对具备的地区先行先试，把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紧密结合起来。通过部分地区先行先试，进一步丰富共同富裕的思想内涵和政策体系，探索破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有效途径，及时形成可复制推广的经验做法，为其他地区分梯次推进、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出示范。共同富裕发展战略包括“十性”，循环性是其中之一。这里的循环主要强调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不是同步同时实现，而是有先有后、循环往复。

　　从根本上讲，这是基于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和正确把握得出的真知灼见。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中，不同社会成员和不同区域间收入和财富水平提升的过程，从来都是有先有后、参差不齐的。这里有个体主观原因，也有天赋条件、历史机遇等客观因素；从区域来说，则是由于自然、地理、资源条件方面和历史、发展阶段方面的多因素共同决定的。因此，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就是要打破平均主义框架，鼓励和激发人民群众在各个领域争先恐后致富发展。这是深刻洞悉经济规律，以优化分配政策呼应体制机制改革的可行方案。

　　从经济学视角看，库兹涅茨的“倒U曲线”主张，在发展过程中经济较不发达的前半段收入差距扩大，到达一定发达程度后，收入差距将趋于缩小。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21世纪资本论》中的研究证实，以欠发达状态为起点追求经济起飞，承认一定时期内收入分配差距会扩大，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是必然而明智的选择。

　　先富以后要帮带、反哺后富，这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同志在1985年10月23日会见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说：“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是一个义务。”但实际情况并不理想，我国的贫富差距在不断加大，国家统计局统计显示，2020年基尼系数高达0.468，超过了0.4的警戒线。所以接下来更重要的任务是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当然，先富带动后富并不是一个必然的过程，需要系统谋划、综合推进。当前尤其强调要采取措施有效增强政府政策引力、社会组织推力、机构企业能力、先富内生动力和后富致富活力。这“五力”之间构成一个循环体系，相互影响、相辅相成、螺旋递进。其间，解决先富帮带后富的动力问题又是重中之重。

　　《金融时报》记者：您谈到共同富裕的重要任务是先富帮带后富的动力培育问题。那么，当前进一步深化改革是否有助于解决这一难题？

　　桂泽发：习总的重要文章《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发展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和实践途径。共同富裕从宏观而言是要解决发展不充分、不平衡问题，推动整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从微观而言是要打破资源配置不均衡对共建共享的制约，让所有社会成员平等地拥有追求富裕的权利，平等地享有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成果。在具体的实践途径上，要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更加强大的动力和制度保障。

　　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的，政策实施和新制度建设往往先选取试点，再逐步推行，比如经济特区、自由贸易区等。发展目标在于让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起来，通过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经过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经济发展，区域与城乡之间、不同所有制形式、不同要素所有者之间收入差距逐渐拉大。深化改革促进共同富裕，最主要的是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目前，深化市场体系和市场机制改革，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近期，中央和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对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提出了更加明确的原则、目标与举措。只有让各地区的小市场融合成一个全国性的大市场，让各地区被禁锢住的资源、资本、技术和商品充分流动起来，让全国生产、消费的标准得到统一，才能进一步发挥十四亿市场的潜力，才能进一步调动企业、员工的生产积极性，也才能促进资本有效、高效流通。通过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才能让市场更好地发挥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给市场“松绑”，赋予其活力，从而更好地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促进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目标，避免两极分化，让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一是统筹区域平衡发展。全国统一大市场通过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推进共同富裕。在顶层设计上强化了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的统一。这一制度安排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让各类市场主体在健康运行的市场经济中展开竞争，使各类生产要素获得反映要素价值和贡献的回报，形成既体现效率又体现公平的初次分配，为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提供基础性制度保障。

　　二是提升要素资源配置效率。通过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整顿市场秩序，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完善生产要素的市场化定价机制，充分体现初次分配中的效率导向作用，真正实现初次分配的要素配置原则和最大激励作用。就目前发展而言，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规范要素市场秩序，推动收入分配来源多元化的同时，也要规范化、透明化，形成合理充满活力的初次收入分配秩序和规则。这对有助于共同富裕实现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是推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无论是能源、交通、通讯还是教育、医疗基础设施的完善，都是共同富裕社会美好生活品质的保障。《意见》明确提出要建设现代流通网络、完善市场信息交互渠道、推动交易平台优化升级，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层面推进了市场的高标准联通。这一制度安排通过搭建城乡融合、区域联通的信息资源共享网络，能够最大限度地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使市场参与者都能在全国统一的信息市场中获得平等发展机会。

　　四是构建规范透明的营商环境。低水平重复建设、同质化竞争既不利于“做大蛋糕”，也不利于“分好蛋糕”，已成为推进共同富裕最重要的风险来源之一。《意见》明确提出要推进市场监管公平统一、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和区域行业进入壁垒，着力推动营商环境改善。这有助于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的发展潜力，促进形成优胜劣汰的正向激励机制，为激发要素活力、鼓励创业创新、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内生动力。

　　《金融时报》记者：习总指出，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如何实现财富管理行业的高质量发展，以此促进共同富裕目标达成？

　　桂泽发：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世贸组织以来经济实现了长期快速增长，国内居民财富加速积累。据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发布的《2021全球财富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年末，全球居民财富达418.3万亿美元，其中中国财富规模为74.9万亿美元，占比达17.9%，高于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占全球经济的比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掌握全球财富的国家，充分凸显了中国财富实力。2020年中国高净值人群数量达262万人，呈加速态势，2020年中国高净值人群共持有84万亿元人民币可投资资产。2020年银行理财市场规模达到25.9万亿元，累计为投资者创造收益9932.5亿元，保险保费收入超过4.5万亿元。财富管理行业20年来的积极变化，可从多角度进行归纳和分析。我在《中国银行业财富管理之路》一书中，将财富金融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总结银行业通过引资、上市助力自身改革创新，推动财富管理业务快速发展，为促进共同富裕目标达成提供金融支撑。

　　伴随市场扩容，一批批财富金融机构陆续诞生，为财富市场带来“新鲜血液”。金融开放不断扩大，外资机构以合资、独资等方式先后加入。财富金融供需两旺，新的财富管理模式带动新的产品和服务，借助新的渠道和作业范式注入市场、加入竞争。金融监管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手段和方法，为财管创新保驾护航。财富管理行业迈上新台阶，进入快速发展通道。

　　财富管理行业在提速发展过程中，自身呈现的跨涉性日益突出。这不仅表现在代际、重心、市场、周期、界域上，也表现在渠道、范式、文化、风险和监管等多个方面。如财富金融代际跨涉性日益突出，高净值人群结构更加多元，互联网、新能源等新经济新行业发展加快，股权增值效应助推新富人群崛起；财富金融需求跨涉性日益突出，高净值客户财管需求由过去重在财富创造和增长，渐渐转移到财富守护和传承；财富金融渠道跨涉性日益突出，银行等机构服务渠道从实体网点转向网络化、移动化、智能化服务终端；财富金融范式跨涉性日益突出，体现在服务的标准化与订制化并行、指令性与委托性兼顾、交易型与顾问型结合、个人型与家族型统筹、金融与非金融叠加等。这充分表明财富金融在服务共同富裕过程中彰显了其独特风格和优越性。

　　金融机构的财富管理以其平台的开放性、操作的合规性、人才的专业性、渠道的多元性、价格的公允性、风控的可靠性优势，在市场经济运行中以及在不同的市场主体间，发挥了独特的桥梁纽带作用。通过对接不同的市场、行业、地区、客户，联结不同的资产、业务、风险、渠道，衔接不同的业务周期和金融生态，实现财富流动、调剂余缺、平滑供需，从而在满足人们财富创造、财富增长、财富保护、财富转换、财富移动、财富传承、财富分享以及家族财管、企业治理及社会公关等多重需求实现中提供支撑和赋能。通过这些对接功能的进一步开发和实施，财富金融在促进共同富裕目标达成过程中的支撑保障作用愈发重要。

　　简言之，沿着共同富裕背景下财富管理实践轨迹，大致历经三个阶段，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财富“三学”：理财学、财富学和富贵学。富贵学是对理财学、财富学的继承与发展，是对富贵筹划和富贵管理实践的理论概括和思想凝练。共同富裕是一个系统工程，研究富贵关系、探析富贵之道、倡导富贵精神，有助于为先富带动后富、促进共同富裕提供思想基础和内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