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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体产业是经济社会的发展之根、财富之源与民生之本

　　实体产业是经济社会的发展之根、财富之源与民生之本。长期以来，以工业制造为代表的我国实体产业始终是国民经济赖以增长和发展的核心力量，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全球经济。然而，在历经多年高速增长之后，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我国实体产业遭遇的困境逐步显现。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大量实业资本逐渐游离于实体产业之外，纷纷转投于楼市、等资产市场、要素市场（如投机大宗商品），乃至消费品市场（如炒作农产品等）产业互联网十大平台，催生出“炒房团”等各种各样的“游资性炒作团体”，实体产业不断萎缩，产业资源严重错配，“空心化”危机日趋严峻。正如中国社科院前副院长李扬所说，“全球金融危机并没有结束，而是进入了第二阶段实体产业的空心化”。与早前的“规模空心化”“技术空心化”“品牌空心化”“利润空心化”等产业“空心化”类型不同，当前我国实体产业发生的空心化现象主要是一种“效率空洞型”的产业空心化，实体企业沦为“游资炒作”的融资平台与“类金融机构”，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态的“僵尸企业”与“休眠企业”日益增多，严重拖累并损害了实体经济运行的效率与活力，实体经济呈现出效率低下或“效率塌陷”的典型症状绿色通道农产品目录。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需求端转型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时期，深入研究和科学应对实体产业的“效率空心化”问题，对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转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产业结构演进到一定历史阶段，不可避免地会遭遇“空心化魔咒”。产业空心化理论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传统观点认为，产业空心化是一种伴随投资资本的广泛退出，其基础生产能力急剧萎缩、产业结构严重失衡的现象。其表现形式主要有“规模空心化”“技术空心化”“品牌空心化”“利润空心化”“主业和区域空心化”等类型。规模空心化是指物质生产部门的总量在国民经济中呈现明显萎缩。技术空心化是指技术研发没有真正实现本土化和自主化，核心技术严重依赖外部市场。品牌空心化是指OEM贴牌生产逐渐居于主导地位或自有品牌被外资并购后从市场上消失。利润空心化是指长期处于产业链低端和利润分享的末端（何小勤、谷人旭，2013）。主业和区域空心化主要指“离本土化”和“离制造业化”两种形式的实体空心化。

　　而“效率空心化”明显不同于上述类型，其本质内涵主要是指市场机制被扭曲僵化后导致要素资源在产业部门之间的错误配置与低效利用，从而出现实体产业配置效率、技术效率、制度效率乃至全要素生产率等一系列效率指标的持续下滑和严重塌陷。“效率空心化”的外在表现十分明显。从要素配置角度来看，“效率空心化”主要表现为“脱实向虚”，大量实体资本撤出传统制造领域，转投于虚拟经济领域，造成经济日益泡沫化和过度金融化；从资源利用角度来看，“效率空心化”主要表现为产能闲置，实体领域涌现出大量“僵尸企业”和“休眠企业”，无技术含量、无市场前景、无经济效益的“三无企业”依靠政府补贴长期“僵而不死”，导致国民经济不断“僵化”和反复“空转”；从制度优化角度来看，市场机制运转不畅，交易成本高企，租值耗散严重，制度红利消失殆尽；从全要素生产率的角度来看绿色通道农产品目录，实体产业尚未走上依靠技术进步与创新谋求发展的转型之路，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之间“青黄不接”，产业升级困难重重。与传统产业空心化相比，“效率空心化”更为隐蔽，造成的影响也更为广泛和严重。

　　“效率空心化”究竟达到何种程度，往往需要借助某些可以直接或间接计算和观测的指标才能度量。但如何确定最能表征“效率空心化”的合适指标依然是一个难题，学术界通常的做法是根据效率的本源意义，从投入产出角度来判断资源配置对“帕累托最优”的偏离程度，或者距离生产前沿面的远近程度，来近似衡量“效率空心化”的大小。根据这一思路，可以选择以下方法和指标来度量实体产业的“效率空心化”。

　　即从生产过程中产品和劳务价值形成的角度出发，从总产出当中剔除中间性投入品的价值，核算出新增价值也即增加值，再计算出相应的增加值率，公式为：增加值率=增加值/总产值×100%。增加值率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增加值占总产值的比重，其大小直接反映投入产出的效率高低。增加值率越高，说明新创造的附加值越高，在投入不变的前提下，表明转化为产出的部分越多，投入产出的效率越好；或在产出不变的前提下，节约资源投入的程度越强，集约型生产的能力越强，同样表明投入产出的效率越大。因此，通过核算实体产业的增加值率，观察其变动趋势，就能大体反映出“效率空心化”的程度。如果增加值率出现持续下滑，表明实体产业陷入了“效率空心化”。

　　选取某一代表实体产业生产率的指标，比如常用的劳动生产率指标，计算出其年度增长率，根据其变动趋势也可以大致反映出是否出现了“效率空心化”的特征。劳动生产率是生产技术水平、经营管理水平、技术熟练程度和生产积极性的综合表现，可以用劳动耗费在单位时间内实现的产值来表示，单位时间内实现的产值越多，劳动生产率就越高。通常的做法是，将增加值除以同一时期全部从业人员的平均人数来计算得到。公式为：劳动生产率=增加值/全部从业人员平均人数，即人均增加值。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计算得出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公式为：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本年人均增加值/上年人均增加值-1）×100%。如果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出现明显下降甚至持续的负增长，则表明实体产业发生了“效率空心化”。

　　数据包络法是一种以生产函数为研究依托的效率测度方法，根据其所采用的生产函数的设定不同，大致可分为基于总量生产函数与基于前沿生产函数的测度方法两种。总量生产函数也可称为宏观生产函数，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测度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指数法与索洛残差法。生产前沿面的研究方法可以区分为非参数法和参数方法两大类。近年来，基于非参数法的Malmquist指数法在效率包络分析中得到了广泛应用。运用非参数线性规划方法测算距离函数，Malmquist指数可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以及技术进步变化的乘积。

　　所谓僵尸企业，是指那些缺乏市场前景、缺乏经营活力、资不抵债、濒临倒闭困境，但又能获得银行信贷支持或政府补贴救济而免予破产清算的亏损负债企业。其特点是企业自身造血能力完全丧失，只能长期依靠外界和政府“输血”勉强维持生存，具有极强的依赖性和“吸血性”特征。地方政府面临政绩和就业压力，不断对濒临破产的负债企业进行各种形式的“输血”，使得大量亏损企业逐渐演变成僵尸企业。僵尸企业僵而不死，不仅占据和浪费宝贵的社会信贷资源、造成银行不良日益增加，而且制约着产业发展升级，加剧资源配置扭曲变形，对提质增效构成巨大障碍。因此，一个地区的僵尸企业越多，该地区实体产业的效率就越低。这样一来，通过测算僵尸企业数目占所在地区企业总数的比例大小，就可以间接衡量“效率空心化”的程度。如果该比例持续升高，则可以认为该地区的实体产业出现了“效率空心化”的征兆。

　　以工业作为我国实体产业的代表，按照前述方法，本文依次计算了2000—2015年我国工业经济的增加值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全要素生产率以及僵尸企业的比例，从不同角度测评我国工业领域“效率空心化”的具体程度，并以此勾画出我国实体产业“效率空心化”的情况及特征。

　　增加值率是工业增加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于从2008年起国家统计局取消了工业统计中的增加值指标，工业统计年鉴也就剔除了增加值数据的发布，改为只在统计局网站公布工业增加值的月度增长率。因此，本文以GDP核算中工业部门创造的产值来近似代替工业增加值，并除以相应年度的工业总产值，由此得到全国工业的增加值率。2000年以来，我国工业的增加值率从46%持续下降，2015年只有19.67%，逐年下降的趋势十分明显。

　　为了更准确地衡量工业增加值率的变化，本文选取全国30个省市区（港、澳、台、除外）2000—2015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与增加值的面板数据，计算得到年度平均增加值率。从2002年最高的33.39%开始，全国规模以上工业的增加值率持续下降到2015年的26.82%。从增加值率的变化来看，代表我国实体产业的工业经济的确出现了明显的“效率空心化”特征。

　　根据全国30个省市区2000—2015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与从业人员面板数据，计算得到各省市区年度人均增加值，也即劳动生产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计算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2000—2007年我国工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总体保持在23%左右，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大幅下滑到1.36%，在政府“4万亿元”投资的刺激下出现短暂回升，但从2012年开始便逐渐回落，大体在5%左右的增长幅度上徘徊。相比2007年之前的增幅，近年来我国工业劳动生产率呈现出较大的增长落差，表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明显乏力。

　　产净值年平均余额、工业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作为资本和劳动投入变量指标，运用Malmquist指数法计算得到各省市的全要素生产率。虽然整体而言，16年来我国工业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实现了年均9.5%的提升，但从2008年开始出现快速下降，2009年出现6.9%的负增长，政策刺激后短暂提升，2012年和2014年、2015年又再次破位下行，频繁出现负增长。工业经济全要素生产率颓势难改，从某种意义上表明当前我国实体产业遭遇了“效率空心化”的严重挑战。

　　本文从沿海地区上市的A股公司中筛选出480 家实体制造类企业为研究样本，连续观测2010—2015年的财务表现，借鉴张栋（2016）等人的做法，根据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利息支出、政府补助、存货周转率等常规财务指标以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税前利润、扣除政府补贴后的净利润、净资产收益率等财务盈利指标，来综合判断上市公司是否属于僵尸企业，由此计算得到上市公司中僵尸企业的比例大小。2010年480家实体制造类上市公司中有21家属于僵尸企业，占比为4.38%，此后数目不断增加，到2015年，样本中的僵尸企业比例已上升至9.79%。僵尸企业比重的不断上升，间接印证了实体产业呈现“效率空心化”的隐忧。

　　成本型通货膨胀在实体经济的“效率空心化”风险演化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通货膨胀固有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使原本合理的比价体系逐渐瓦解,直接或间接干扰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最终波及整个实体经济的运行效率。历史上，无论在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北欧，还是在新兴工业化国家如东亚地区、拉美地区，在通货膨胀冲击下均出现过实体经济的“效率空心化”现象。譬如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等众多发达国家实体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出现了明显下降。为此，许多西方学者试图解释这一不利的变动，最终认为1973年和1979年两次石油价格大幅上升导致的高通货膨胀造成了经济效率的降低。2007—2012年间，我国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五轮通货膨胀，且呈现出要素成本推动的典型特征，在此次成本型通胀的强力冲击下，实体经济开始走向“效率空心化”。

　　2000年以来，我国的货币化率保持持续上升态势，M2/GDP比率从2000年的1.34一路上升到2015年的2.03。2016 年我国实现74 万亿元GDP，当年货币发行量（M2）为155万亿元，货币化率达到历史最高的2.09，相当于每创造1元钱财富，央行就要发行2.1元人民币予以支持。尽管央行每年制定12%左右的广义货币M2增速，但实际货币增速高达16%，导致货币严重超发，国民经济呈现典型的“金融化”特征，金融的过度繁荣又滋生了各种加杠杆的投机行为与大量资产泡沫。资产价格上涨催生出各种投机性套利机会，在资本逐利的天性下，实体资本转投资产市场博取高收益，结果进一步加剧产业的“脱实向虚”。据王宇伟（2016）等人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在我国总体货币化率攀升的同时，企业部门的M2/GDP比率却在下降，而非企业部门的M2/GDP比率却在提高。显而易见，这意味着大量货币资金流向了非实体部门，不仅资本市场吸纳了太多的投机炒作资金，而且政府部门沉淀了过多的闲置资金，导致经济不断“金融化”的同时出现实体产业效率的持续“空心化”。

　　由“工业增加值=工业总产值-工业中间投入”的计算公式可知，导致我国工业增加值率下降的重要原因在于中间性投入的增加过快。工业中间投入主要包括一次性消耗的外购原材料、燃料、动力，以及对外支付的服务易费用。服务易费用既包括管理费用中的办公费、绿化费、排污费、土地损失补偿费、房产税、车船使用税、土地使用税、印花税、矿产资源补偿费以及上交给国家和地方的各种规定费用，也包括销售费用中的包装费、展览费、广告费、差旅费，还包括财务费用中的利息支出等。简单来说，中间投入等于直接的物质成本加上各类间接性的交易成本。除通货膨胀造成直接物质成本上升外，事实上，近年来各种各样的交易成本的提高，尤其是涉企税费负担的上升也是导致实体企业“效率空心化”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光伏产业畸形。据调查，我国实体企业部门承担的广义税负约占GDP的30%，占宏观总税负的90%，企业承担的总税负在其利润中的占比高达68%，不仅远高于美国（44%）、英国（31%）、新加坡（19%）等发达国家，还高于印度（61%）、墨西哥（52%）、俄罗斯（47%）、印度尼西亚（31%）等新兴经济体。利用国家统计局代表性企业的数据测算，企业税收和各种收费占企业总成本的比例已经超过15%产业互联网十大平台，是当前企业所有成本中的第二大支出。不仅如此，在近年来日益扭曲的政企关系、异化的银企关系、恶化的渠道关系下滋生的寻租交易成本、融资交易成本和渠道交易成本，构成了实体企业的大量非生产性支出。总之，中间易成本已经连续多年成为影响企业盈利的主要因素之一，也是导致实体企业“效率空心化”的重要原因。

　　要素价格上涨带动的成本膨胀是一个长期趋势，短时期内难以逆转。要抵抗成本型通货膨胀带来的“效率空心化”效应，最根本的措施就是要推动实体产业的转型升级。由经济增长理论可知，经济增长=资本份额×资本增长+劳动份额×劳动增长+技术份额×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其中，资本、劳动等人力物力属于硬投入，而技术、效率属于软投入。所谓转型，就是要把增长模式从主要依靠硬投入转变为主要倚重软投入来实现；所谓升级，就是要着眼于创新驱动，加快科技研发，把“制造”提升为“智造”与“创造”，通过技术进步、结构调整光伏产业畸形、制度变革、管理优化等来促进实体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为此，一方面要加快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实施“机器换人”战略绿色通道农产品目录，在降低成本的同时提高生产效率。如浙江省每年投入不少于3000亿元全面推进“机器换人”，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劳动生产率年均提高10%，预计到2017年底浙江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将由目前的10万元/（人·年）上升至14万元/（人·年），劳动生产率提高40%。另一方面要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实施“中国制造2025”计划，推动先进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发展，使产业链条向高技术含量、高市场竞争力、高附加值方向延展，以获得实体产业长期增长的动力源泉，确保产业转型升级成为“新常态”。总之绿色通道农产品目录，从转型添活力，向升级要效率，加快推动产业发展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转变，是成本通胀条件下走出效率空心化陷阱的必由之路。

　　20世纪80年代日本投机活动带来的经济泡沫在90年代破灭，实体企业债台高筑，僵尸企业遍地。但日本政府采取近乎零利率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对僵尸企业进行救助，虽然大量僵尸企业存活下来，但极大地削弱了经济效率，使得日本经济深陷泥沼颓靡至今。我国当前的情形与此类似，因此，要在适度收紧货币政策、去除资产价格泡沫和通胀预期、引导货币资金进入实体产业之外，还要把处置僵尸企业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合起来，以此作为有效化解过剩产能、淘汰落后产能、提高供给质量、振兴产业效率的突破口光伏产业畸形。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要做减法，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又要做加法，扩大中高端供给；既要做乘法，激活新产业，又要做除法光伏产业畸形，解放生产力，清除“拦路虎”，提高生产效率。

　　具体来说，一方面，要评估僵尸企业的市场价值，使无造血能力、无救活希望的僵尸企业彻底破产出局，防止信贷资金通过救助僵尸企业的名义“脱实向虚”；另一方面，要对有激活可能的僵尸企业，通过盘活企业土地等资产，腾笼换鸟，引导关联度大、互为上下游的企业兼并重组与产业置换，探索推动“僵改工”“僵改医”“僵改教”“僵改公（公园等公共设施）”“僵改商住”事宜，实现资源的“二次开发”和“二次利用”，让闲置的产业资本焕发生机。对剥离资产、改进管理、债务重组、获得新生的僵尸企业给予政策和资金支持。此外，要大力发展产业链经济，引导鼓励同一产业链的企业互帮脱困，让僵尸企业依靠“补链”“延链”而尽快走出僵局。

　　目前我国税制属于复合税制，税种繁多，总体税负水平偏高，与全球简化税制、降低税负的大趋势不符。要降低税费负担，一是要从简化税制入手。我国税收以间接税为主，占比达到60%，间接税比重过大导致企业感受到的负担更重，作为税制改革的方向，应增加直接税比重，降低间接税比重，实现名义税负的降低。二是要建立门槛低、受众广、计算简便的税收激励机制，不折不扣地落实中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防止政策变形走样，杜绝征收“过头税”与突击性收税，降低企业实际税负水平。三是要适度调整不同环节、不同税种的税负结构，加快将税基转移到消费、财产和环境污染等方面，适时减轻交易、流通环节税负，适当增加财产保有环节税负。四是要加快降低社保缴费负担，在下调失业、工伤和生育三项保险费率的基础上，进一步降低企业负担的养老、医疗保险费率。五是要加大力度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规范基金和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降低企业的非税收负担。尽管“营改增”后消除了重复征税，降低了企业社保缴费率，国务院也取消了三分之一以上的行政审批事项，扩大了行政事业性收费的免征范围，但当前企业的税负尤其是非税收负担依然较重，未来减税、降费、清除中间易成本依然是优化营商环境、提升企业运营效率的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