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的定义产业振兴是根本

　　现在大家都高度关注中央局已经屡次强调、也写入了十九届五中全会关于十四五和2035远景规划建议这个重要文件的双循环概念

　　现在大家都高度关注中央局已经屡次强调、也写入了十九届五中全会关于十四五和2035远景规划建议这个重要文件的双循环概念。对双循环概念相关的认识，我想先提出几个视角上的看法：它的时代背景，是我们已经在2020年进入全面小康决胜阶段的时候，要应对现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关系交恶、新冠疫情冲击，总体的形势有复杂严峻的特点，巨大的不确定性需要得到对冲，我们还要进一步处理国际关系调整、发展战略和策略的优化组合。在这个背景之下产业的定义，中央提出了要形成以内循环为主体，内循环、外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如果对双循环做一个其历史渊源往前的追溯，我们80年始的改革开放，其实就必然地在开放意义上要有一个国际经济的循环，而在80年代后期明确了“国际经济大循环”这个战略概念。典型的说法，是两头在外，通过“三来一补”等形式，利用中国国内我们相对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自然资源开发方面相对低廉的综合成本，吸引国外的资源进入中国本土来实现产品加工，然后大量的成品又输出到世界市场。这样一个两头在外的国际经济大循环，在那个阶段上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我们自己过去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发育严重不足，首先是要有这样一种国际经济大循环，使我们完成所谓原始积累阶段的发展产业振兴是根本，形成我们必要的为进一步经济起飞的铺垫。作为未来大发展的铺垫，这样的一种国际经济循环不仅给我们带来了资金，还同时带来了技术、管理和特别重要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观念的引入，以及推进了中国国内商业规则、经济运行规则和国际的对接。

　　到完成原始积累以后，中国经历了经济起飞，被世界上称为中国奇迹，已经发展到成为“世界工厂”这个概念下的全球总量第二位的巨大经济体，而大规模经济体在新的发展阶段上必然要控制和降低对外依存度，这是所有的经济体都必须掌握好的一个重要问题。

　　我们现在又面对着从经济阶段转换在2010年开始要引领新常态，到2018年以后的中美贸易战，还有今年的新冠疫情冲击三重叠加的这种因素形成的经济下行，需要我们更多依托本土市场为主体，做好掌握自己主动权而推进高质量升级发展的工作，那么顺理成章地就要在内循环这个方面更多加以倚重。内循环依托的是我们已经雄厚起来的本土巨大的市场潜力。那么如果再进一步从学理的视角上做一些概括，我觉得可以至少有这么几点认识：

　　第一，现在提出的内循环为主体和稳中求进扩大内需的方针是一脉相承的，以扩大内需切入以后，它所形成的循环当然是使更多有效供给首先在我们的本土上形成，但同时它也绝不意味着就否定了原来的国际经济大循环。但是我们现在侧重点要更多先立足于本土。第二，内循环为主是对我国业已雄厚的市场潜力释放更为倚重的一种认识框架，这是在整个发展过程中我们已经有客观的依据来形成的这样一种倚重，即重心的调整，更多地把我们的发展这种经济循环的动力重心落在本土上是势在必然。再有第三，这个内循环为主体也体现了更好把握防风险、稳增长、追求升级发展主动权的这种战略思维，它内含于战略层面的一个通盘考虑。接着要强调：内循环为主体绝不意味着重回闭关锁国，内外循环它们一定是相互促进的，而且是相得益彰的。这个内外循环的共同背景，是我们看到中央再次明确肯定的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全球化在这个主题之下不可能被完全颠覆，这样的一个全球化、全球共享一个产业链，实际上必然有一个内在逻辑，就是在共享经济的时代，在实际上也有核战略平衡的约束这种综合条件之下，我们可以积极地更多地考虑在和平发展中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内外循环一定是在这个过程中相互促进的关系。

　　对于双循环，我们还可以在一些具体的发力点上做一些考虑，先说内循环：第一，如果从内循环为主体的视角来看，我们一定要抓好有效的投融资，形成发展的后劲儿；第二，我们一定要优化收入再分配，释放消费的潜力；第三，我们要在弥合二元经济的过程中积极推进户籍改革，在中国未来的几十年内，还会有几亿农村社会成员要进入城市，要让他们尽量便捷地成为市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待遇，要使各种要素在整个国内统一市场上更为顺畅地流动；还有第四，我们的发力点也要关注外贸要有适当的出口转内销，内循环为主体这种更多倚重本土的取向，也要求外贸“走出去”在商品输出以及劳务输出、服务贸易输出中面对更多不确定情况之下，我们主动做一些出口转内销的调整。再有第五，就是在卡脖子的关键技术方面，我们别无选择——比如说最高端的芯片、最高端的航空发动机产业振兴是根本，我们花再高的价钱也不可能从国外买到这种核心技术而形成循环的，国内现在又没有产出能力，那么这种最高端的东西在国内循环中又循环不起来，只剩下华山一条路，就是以新的举国体制攻关。新型举国体制可称为2.0版的举国体制，要借鉴当年“两弹一星”攻关的经验，但在新的市场经济和全球化局势之下，我们必须把这种攻关的成品对接到世界市场，能够联通起来以后，形成我们自己源源不断的产能——这种产能在芯片，就必须是大批量的、高稳定性的、高质量的，它能在市场规则之下形成全球范围内我们自己举足轻重的市场份额，这才能叫攻关成功。这是我们中国人必须解决的问题。这样的一种卡脖子关键技术的突破，在五中全会的建议里已经把它表述为科技的自立自强，这是我们必须在双循环里特别注意的高端问题的解决。还有就是必须强调所有这些努力，一定是以改革深水区啃硬骨头的制度创新打开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的空间。改革就是要解放生产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们打造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线，这条主线上是以改革带动全局而纲举目张。

　　还有在外循环的视角上，我觉得也可以强调至少这样几点：第一，是国际关系调整中要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并且以开放来催化和倒逼改革。我们的开放过程实际产生的效应，是有助于我们开眼看世界以后冲破以往思维惯性的阻碍，促进观念的更新、思路的打开，而在很多国内改革到深水区感觉步履维艰的时候，开放可以倒逼我们把改革形成实质性的推进方案。比如说中国的入世，当时被称为“清理文件柜”，那就是一种催化和倒逼。杜润生同志说，这就是一场变法呀，清理文件柜就是开放催化倒逼而成的以变法来求新、创新、图强，这样的开放对改革推动的贡献，是非常值得我们加以重视和肯定的。第二，要继续降低外资准入和鼓励本土企业走出去，这是跟全球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产业链格局里我们要进一步做好的工作。降低外资准入也就意味着我们要更多面对着高水平对手的竞争，但是总体这个竞争不是谁战胜谁，是通过竞争以后，大家共同发展，大量的事实证明，开放促进的竞争是双赢的、多赢的，如中国入世之后的情况。第三，我们要以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贸区和本土自贸区多轮复制来打开外向型经济升级发展和内外互动的新局面，中央这方面的部署可圈可点，都有非常重要而丰富的内容。

　　一个是“两新一重”的投资。在有效投融资概念之下，新基建、新型城镇化的建设，以及作为重点的传统基建，应该是共同推进而相得益彰的，很多新基建比如数据中心、人工智能中心等等，表现为一个硬件概念的基础设施，座落在国土某一个位置上，它周围配套的，大量是所谓传统老基建，如架桥修路，各种各样的公共设施建设，从供电供水供暖、垃圾处理到绿化带，到人气上来以后所有的商业网点，医院、学校、民居，一样都不能少，它特别适合于连片开发，而新区连片开发它又往往是超常规发展的一种很好的形式，还可带来PPP创新机制的大有用武之地。再有，新基建和实体经济升级发展要紧密联系在一起，实体经济迫切需要在双循环这个新的发展格局中间解决升级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问题。再者，双循环这样的发展又需要有金融改革创新的支持，在配套改革中间的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如同心血管系统服务于整个国民经济生命机体健康可持续发展，它要以制度创新来尽责。这样一个重要方面，中央已经有一系列关于金融深化改革的指导产业的定义。还有，双循环和“一带一路”显然是要对接的，“一带一路”这个战略倡议的实施过程中，现在一步一步的进展，也伴随着我们一步一步在积累和总结经验，要应对一系列现实问题的挑战。它在发展中一定是和其他经济体共赢的一种机制，也一定会成为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一个举足轻重的广阔舞台产业的定义。另外，还要说到双循环与跟我们本土区域发展战略的关联。前面我已经提到了一些重要的粤港澳大湾区等战略布置，还有更广泛的、和所有中央已经明确的区域发展战略的联系，包括北方的环渤海，东北的再振兴，还有上海自贸区的多轮复制，长江经济带等，与地方层面“你追我赶的竞争”都要紧密结合在一起。

　　我们如果掌握好这种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那我们有希望在“十四五”期间使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从2019年的一万美元水平上升到接近或者达到一万四千美元，五年之间，我们能够以5-6%区间的增长速度向前推进的话，那么就意味着我们可以跨越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当然以这样的态势，还有总在关于《建议》的说明里说到的，再往前到2035年，我们有望使中国的GDP或者人均国民收入翻一番（15年间再翻一番）。在双循环格局中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我们曾经有过研究方面的总结：要以五位一体为依托框架，以四个全面为起跳器，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动力源，以“一带一路”和自贸区为助推器，而且我们要有“持久战”的思维。中央局已经明确运用了这个概念，要在发展的新格局中一步一步保持战略耐心和战略定力，克服种种干扰，应对各种挑战，来推进中国和平崛起的现代化。

　　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再重点考虑一下中国产业经济升级之路这方面的一些重要的相关认识。中国的产业状态现在被称为“世界工厂”，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的产出，形成了中国的贸易量在全球居第一位，经济总量是第二位，在不断缩小和老大美国之间的差距。现在中国在联合国产业细致分类的666个名目范围里，是一个不少，是最为齐全的，是全球唯一这样的一个不差、统统都有自己对应产能的经济体。但是我们总体的产能水平叫做“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比上，我们在技术含量、附加值的高度上面，必须承认总体来说低于美欧们达到的高水平。但是我们的比较优势在于，在中档和中上档次的产出方面，我们可以比它们卖得便宜，因为我们有另外一些成本优势起作用，所以我们仍然能占据可观的市场份额。比下，是说我们后面的追兵上来了，低廉劳动成本在中国已经不形成和越南、缅甸、柬埔寨、孟加拉这些经济体的比较优势，而是我们的劣势了，所以从珠三角开始我们必须腾笼换鸟，而且这样的过程已经扩大到中国许多其他的区域——腾的笼是一般化的大路货的产能，换的鸟必须是升级的高科技含量的产能。这个过程当然就有挑战性。我们现在是“比下还有余”，就是我们虽然成本上没有优势了，但是我们的技术含量、综合供应链形成的整个产品供给的市场竞争力，仍然比越南等等经济体有优势，仍然能够维持我们一定的市场份额。这样呢，从我们自己基于中等水平的综合比较优势来看，仍然保持着可观的市场份额这个基本局面。但是我们要有一个防患未然的意识：如果我们不能升级发展，上下都一起来在竞争中间挤压我们中间这个空间的话，我们的路会越走越窄，所以中国必须在专家研究得出的5-8年、至多10年的时间窗口期，把我们的产能水平往上托举成功，这样才可能进一步去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这就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我们已经面对着所谓“两面夹击”。上面老大美国全力在遏制中国，这是丛林法则，它作为老大一定会压我们，它现在叫极限施压，要遏制中国的发展，也拼命拉它的一些盟友一起来对付中国；而后面越南等等现在他们的推进可是声势夺人——越南借鉴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很多的方面做得应该承认比我们似乎更有声有色了。我们处于两面夹击之下，一方面要认识产业门类最齐全的相对优势，一方面要注意被夹在中间的威胁，这两方面的并存和演变，是要求我们必须在冲关的5-8年窗口期，通过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和拥抱全球化，实现产业升级。

　　那么对产业升级具体的认识框架是什么？我觉得可以浓缩为所谓微笑曲线上的相关看法。在全球我们和他国已经共享一个产业链，直角坐标系上的横轴是讲这个产业链上从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的概念来说，它有一个前端、中端、后端，前端是创意设计形成品牌，中端是加工生产，末端是品牌营销、售后服务、一轮一轮的产品新款的推出和增加值新的收获。它的纵轴是什么呢？是收益率在产业链或价值链上的收益率，不同的横轴位置，收益水平是不一样的，一般而言，左右高端是高收益，中间是低收益。这个下凹的曲线很像人微笑时的嘴型，所以称为微笑曲线。中国现在总体的产能应该讲主要落在中间，比如说已经形成了全球市场上80%-90%的儿童玩具产出量，珠三角一带，东莞那边，很多我们的工厂在源源不断生产这种产品，但大家想想，我们能想出什么儿童玩具中国本土的著名品牌吗？大家都知道有芭比娃娃，在全球长盛不衰好几十年不断推出新款，这个芭比娃娃在左边的创意成功、品牌树立，右边的不断推出新款、品牌营销、增加值的不断收获，都在外国人手里产业振兴是根本。中国人是占据中间这部分，以我们的加工生产形成GDP，形成税收，特别是形成了宝贵的就业和老百姓的收入，但是对不起，我们的收益水平就是低的。另外还可以看看，像苹果手机——智能手机里最开始引领潮流的代表品，它在中国有大量的生产，比如说富士康的厂区开始在深圳那一带，后来有“”13连跳”以后，考虑综合成本的压力迁到了郑州，在郑州旁边的那个厂区我去看过，前几年的高峰期（季节性有高有低的高峰期）里，整个厂区要30多万人三班倒不断工作，源源不断产出苹果手机供应全球市场，但是干的活儿是什么呢？就是中间这个加工组装，左右高端都在美国人手里。苹果手机它的创意设计，很多东西我们一般人也不好理解，比如它刚出来的时候，确实让人眼前一亮，但当时我就不明白它为什么不能打开后盖换电池，它坚决否定了按键式，就是触摸式，这当然就非常流线型，非常简洁，但是电池上它不方便用户，后来发现它的电池衰减还比较明显，再往后来我才知道，是不是它就有意搞了个比较优势，发展出各种各样的附加产品，市场营销中间各种各样花招儿的充电器与配件，一直到现在的无线充电，各种各样高附加值的产品，这些东西都在外国人手里掌握，中国人干的是中间这个活儿（当然领着中国人干的还是咱们的台资）。我们做中间这个事情，当然是发展阶段上不可逾越的，但是也就像吴敬琏老师所说，讲得难听一点儿，干的是硬苦力。我们的升级发展就必须通过努力，以我们的奋斗，把主要的产能向左右高端往上推。这方面有成功的例子：比如我观察，本来我们汽车行业要入世的时候有人说，经不住竞争，要全军覆灭，没想到入世以后，汽车行业发展出现了，与狼共舞。那么这里面很多的厂家还不得不进一步引入外资，合资生产，如广汽生产的广本，口碑非常好，我那时候在财政部科研所当了十几年的所长，我坐的车就是广本，开到了60万公里上下，不用大修，基本不出毛病，还相当省油。但是广汽干的是什么活儿呢，中间的活儿。左右的高端在日本人手里。但是这几年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之后，广汽形成它自己完全知识产权——自主掌握的知识产权产品系列，其中一款广汽传琪，市场上卖得非常好，这几年大家知道汽车市场是下滑的，但是广汽传琪这款车，每年能卖出50万辆以上，那么我说，这就是一个中国在微笑曲线上往上推升的成功案例。广州汽车生产厂家已经在这种产品上，从中端把自己的产能、自己实际的地位，托举到了微笑曲线上的左右高端，这样的成功案例应该以后越来越多，越来越普遍，最后形成整个中国产业在世界工厂概念上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升级。这就是我们的前景，一定要为此奋斗。

　　在双循环的过程中，我觉得有几个应该提到的建议，是值得大家共同关注的：一定要在各个区域，各个行业，各个企业集团，制定尽可能高水平的发展战略，并在与时俱进中要调整和动态优化自己的战略部署。第二，要突出创新的重点，打造高科技主导的增长极，各个行业，各个地方政府辖区，以至在全中国，都有这样迫切的创新问题。第三，要进一步组织实施人才战略，本区域高端人才的吸引和培养，高端人才团队建设，要和引入外脑相结合——华为非常明确地说，它有庞大的研发队伍，其中很多是外籍专家（很多的外脑还未必像华为这样要雇佣到本体上来，你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让他们来提供智力支持优化解决方案）。再有，要思想再解放，改革更深入，工作更抓实，在创新中大胆往前，要有一定的闯劲儿，如所说的，总得有那么一股劲儿啊，一股气呀，要形成本国本地本行业产能方面有不可替代性的这种性质，要把我们更加引人注目的亮点和发展态势，形成一个持续的潮流，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我们的升级。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是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产业振兴是根本、广西、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年后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做学问的甘苦，如鱼在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但关于做学问的“指导思想”，我愿意在此一披襟怀：写出一些论文或著作并不是目的，这是探索之途上的一小步，是争取为人类的思想认识之海中加一滴水。我深信，一切人生的虚荣浮华都是过眼烟云，而真正的学术和真知灼见，才能垂诸久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