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和产业的概念十大产业

　　中制智库理事长兼研究院院长新望，日前接受了国家发改委主管的中宏网专访，现予以全文转载

　　中制智库理事长兼研究院院长新望，日前接受了国家发改委主管的中宏网专访，现予以全文转载。党的二十大提出未来发展的主题，就是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新望认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首先要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经济体系，最重要的是建立现代产业体系。其中实体经济和制造业是着力点，而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保障。

　　党的二十大报告里提出要将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加快建设制造强国。中制智库理事长新望日前接受中宏网记者采访时指出，党的二十大提出，未来发展的主题就是建设中国式现代化。

　　“建设中国式的现代化，首先要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经济体系，其中包括产业体系、市场体系、分配体系、区域体系、宏观调控体系等等。”

　　新望表示，现代化经济体系当中最重要的是现代产业体系。现代产业体系包括四大块，第一块是实体经济，第二块是高新技术，第三块是现代金融，第四块是人力资源。也就是说，现代产业体系是以实体经济为基础，然后是以高新技术、现代金融和人力资源为辅助的一个系统结构。

　　“所以说，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就要把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而实体经济的80%是工业，工业的87%是制造业。这就是说，我们要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现代经济体系，建设现代产业体系，落脚点是实体经济，如果穿透了看，也就是制造业。”

　　新望告诉记者，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的关键提升时期。所谓制造大国就是，我们在传统制造方面足够大。为什么说还不够强？就是现代制造不够强。现代制造，我们和世界制造强国的第一阵营、第二阵营还有比较大的差距，尤其是芯片。

　　“中国制造2025”列出来的十大领域，就是对标美德日。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这些都是典型的现代制造，或者说是现代制造当中的高端制造和先进制造，是未来发展实体经济的重中之重，需要咬定青山，下大力气追赶，下大力气强起来。

　　新望：美国是世界制造强国的第一阵营，德日是第二阵营。我们要赶上美国，进入到第一阵营的话，应该需要二十多年时间。中国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分三步走：2025年进入到第二阵营；到2035年进入第二阵营的前列，也就是超过日本和德国；到2045年前后，成为一个具有综合竞争力的引领性的世界制造业强国。这和现代经济体系、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同步。二十大提出，未来五年，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取得重大进展，到2035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和信息化；对现代化进程的规划是，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中宏网记者：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这是以往党的全会报告中未提及的内容，您如何理解？

　　新望：党的二十大报告在讲发展的同时，也讲到了安全，而且专辟一章来讲安全。其中讲到经济安全是基础，而经济安全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我觉得主要还是考虑到中美贸易摩擦、全球新冠疫情，再加上俄乌战争对全球性的经济秩序的冲击和引起的混乱。三重冲击下，出现了某种程度的逆全球化，或者说全球化逆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原来全球化高涨的时期已大不相同，正在出现一个重构的趋势。

　　原来，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布局都讲效率性，哪里要素便宜、哪里生产效率高，产业链就往哪里布局，资本就往哪里去。但现在可能不是这样了，现在是哪里更安全、哪里更自主可控就去哪里。原来是离岸化，现在是在岸化、友岸化。

　　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布局重构的第二个趋势是，产业链从原来的细长形态，变成未来的“短粗”形态。细长的产业链效率高，但是比较脆弱。变短粗以后，会更趋向于洲际的或区域的块状产业链集群。

　　中国制造业得益于2001年中国入世后快速发展的十几年，已高度嵌入到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当中。产业链供应链重构短期内将对中国带来许多挑战，比如产业链供应链停顿、断裂、紊乱十大产业，尤其是高端制造业，美国联合其盟国对中国采取断链脱钩围堵、封锁、隔离的策略，对中国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提升，造成了很大障碍。新形势下，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是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不仅要供应链产业链安全，还要讲求韧性。对此，我们应该有信心。产业韧性本来就是我们的优势。第一，中国制造业的一个特点就是全链制造，它有产业纵深，有产业转移、快速转化的空间。我们是拥有联合国工发组织全部工业分类41个大类十大产业，191个中类，525个小类全产业覆盖的国家，我们有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这是我们最大的韧性。

　　第二，我们有巨大的国内市场，尤其是在外循环出现了问题的时候，或者说全球化出现逆流的时候，我们能够建设统一的国内大市场，把我们潜在的内需挖掘出来，释放出来，实现对消费的拉动，这也是我们韧性非常重要的方面。

　　第三，我们产业政策具有高度应变能力、协同能力。我们有中央一级的产业政策，而且有执行上的高效率，这是我们制度的独特优势。

　　第四，我们大量的制造业企业是民营企业，是中小民营制造业企业。这些企业有非常好的应变能力，他们灵活、顽强，经过这几十年改革开放的锤炼，经过国内外市场的激烈竞争，他们在各种环境下生存发展的适应能力非常之强，企业的创造力和主动创新的能力都非常好。

　　中宏网记者：您认为现在美国及其盟国各方面的技术围堵，可能在多大程度上延缓中国制造强国建设进程？

　　新望：一些高端技术停止交流、交易，将一批高新技术企业列入实体清单，短期内的确给我们制造了很大困难，比如说产业链的紊乱、断链。美国在这方面已经搞了很多动作，估计未来还可能有一些动作，这无疑给我们高端制造业带来很大的麻烦。但是从长期看，西方对中国高新技术的围堵效果还是比较弱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从“巴统协议”到“瓦森纳安排”，西方的围堵就没有断过，但我们一直在突破十大产业。当然现在美国的这种围堵手法，对于我们以往发展高端制造业的模式也提出了一个警醒。

　　我们过去发展高端制造和高精尖技术，都是追赶式的，都是模仿式的。但是，老是跟在别人后面，现在人家要把你甩掉，给你挖一条沟或者砌一堵墙，和你断开，这对一个追赶者来说，是十分被动的。

　　这种追赶式的发展，在过去的三四十年当中是必要的。因为我们是工业化的后发国家，我们的追赶在一定时间内是必要的，也是高效的。但是到了今天，如果还主要采取这种追赶式发展的话，肯定就有问题。未来必须转向自主发展，要“工业强基”，要“产业基础再造”。这就要加强我们科技教育体制的现代化。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为实体经济服务，和高端制造业结合起来。如果失去这样一个基础支撑，我们始终是追赶式发展，肯定不行。

　　中宏网记者：您对最近美国扩大化对华芯片限制怎么看？现在市场上普遍觉得新一波限制波及范围比较广，您认为这一新规可能给国内整个产业链供应链带来怎样的影响？

　　新望：10月7日，美国商务部经济安全局再次发起对华芯片限制，包括设备、零部件、技术、人才等多个方面，下手狠、范围广，几乎一刀切。这次的影响，与贸易争端、关税战不一样，应该是超过了以往所有对中国的单边限制或制裁。因为它瞄准的是中国正在赶超的，也是最主要的关键领域，包括超算、AI、电动车和智能手机。

　　从最早芯片出现，到后来出现电脑、互联网、移动互联、智能手机，再到后来的机器人，这一波的技术和产业变革源自美国。可以说，通过这一轮的技术和产业变革，把制造业的发展分成了两个阶段，以往的制造可以叫做传统制造，那么这一轮技术和产业变革之后的制造业可以叫做现代制造，或者叫新型工业化。区分现代制造和传统制造的标志是什么？就是有没有用芯片，一个国家的先进制造和一个国家对芯片的应用有直接关系。芯片的性能和应用范围决定了一个国家在现代制造当中的位阶。

　　美国瞄准未来中国发展先进制造关键领域所需要的芯片做文章，就是想遏制中国制造业的高端化进程和现代化程度。用心险恶，不可等闲视之，对中国高端制造关键领域的产业链是一个非常大的破坏，甚至有釜底抽薪的破坏力。现在，芯片产业我们落后美国大概10年左右，有两代以上的代差。本次高烈度大面积的单边的限制，应该说是将中国在芯片领域的赶超速度大大地延缓了。如果这一波技术围堵真正严格地实施起来，不仅延缓中国制造业高端化进程，还可能对整个中国经济带来较大影响。

　　新望：伤害性严重，但是也不至于马上造成中国整个行业的瘫痪。毕竟全球化到了今天这个程度，中国企业也已多年深耕国际贸易市场，应该说还是有一些办法。我觉得只要全球市场还存在，替代的方案总是有的，买卖都是无孔不入的，壁垒从来都是可以打破的。美国大的芯片公司也有一个与政府博弈的过程，不可能铁板一块，因为中国市场对他们的利益太大了。

　　中宏网记者：近期深圳发布支持半导体与集成电路产业的一个征求意见稿，对多种芯片的研发奖励都提升到每年最高1,000万。您看未来继续鼓励自主创新的话，在产业政策上是否还应加大力度？

　　新望：中国的产业政策、产业协同能力和效果，可以概括为新型举国体制。运用产业政策，美国不是中国的对手。

　　产业政策，实际上是二战后美国罗斯福所发明，后来日本人学了，我们又把原来计划经济的那些做法，结合日本人学的美国的产业政策，进行了创造性变通。要说，中国才是一个产业政策大国，对产业政策的运用非常娴熟。如果说拜登要扛起国家主义产业政策大旗，长期看，要和中国进行博弈的话，不见得美国能够有多大胜算。中国如果再在市场配置资源方面和激发市场主体创造性方面有所改进的话，完全可以弥补美国单边限制带来的伤害和损失。

　　新望：我觉得一方面可以继续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像芯片，从1982年就成立国务院层面的“大办”（计算机和大型集成电路领导小组办公室），到2014年成立“大基金”，应该说，效果是不错的。当然，也要吸取大基金的一些教训。但并不是说“大基金”个别负责人了，大基金就要取消。因为这里不只是个的问题。重要的是，如何把产业政策建立在市场主体创造性能动性的基础之上，或者说两者有效结合起来，这才是新型举国体制题中应有之义。

　　不管是美国的本轮制裁也罢，或者是中国的大基金做法也罢，都忽视了一点，就是芯片的发展是随时带有颠覆性的。这和“两弹一星”不一样，市场端的拉动太强大了。虽然我们讲，芯片产业大体分为设计、制造、封装、设备、辅料等五大产业链条，但是细分的话，又非常非常细，几百甚至上千种小的细分行业和产业的概念，而每一个细分领域都有可能取得一个突破，一个颠覆，让整个芯片行业产生一种新的气象。

　　而这些新的细分领域不是能自上而下发现的、规定的，也不是事先能想好的，也并不仅仅是列入大基金或者是美国商务部制裁目录里的。因为产业的细分是一线企业家和技术创新人员自己定义的。这是所有产业政策先天性存在问题的根本原因，因为它们都是滞后的。

　　中国“大基金”尤其需要改善的是裁判员和运动员一身二任的问题。我们很多大企业、科研人员既参与规则的制定，又参与具体项目的执行。这是的根源。怎么避免？让产业政策更加具有中立性。

　　第二个需要改善的，是能不能把选择性补贴，选择性扶持，改为对技术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普惠性支持？不是按技术领域，或按重点项目来，而是按你能不能够领导一个行业，或者说颠覆一个行业来进行奖励。不是奖励已有的东西，而鼓励新的东西行业和产业的概念，把企业家精神，把工程师精神，把创新精神、科学精神真正调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