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主要产业新能源产业发展前景

　　8月11日，国务院参事、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做客“参事讲堂”，发表题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的主旨演讲，并与受邀学者我国的主要产业、企业家等进行圆桌对话

　　8月11日，国务院参事、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做客“参事讲堂”，发表题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的主旨演讲，并与受邀学者我国的主要产业、企业家等进行圆桌对话。本期“参事讲堂”由国务院参事室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与新华网思客共同主办，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协办。

　　林毅夫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把当前中国的产业分成五大类型：追赶型产业、领先型产业、转阵类产业、弯道超车产业和战略型产业，并就不同类型的产业分别给出具体可行的建议，助力中国企业抓住机遇，促进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

　　国务院参事、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发表主旨演讲。新华网 郭建伟 摄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我们取得38年平均每年9.6%的增长，这在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但是这几年，有些人对中国经济还能否持续发展产生了疑问，最重要的原因是从2010年以后，我国的经济增速放缓。到2016年的时候，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是6.7%。当然，这个速度在世界上还是很高的速度，但是6.7%的增长速度是从1990年以来，最低的增长速度。改革开放以来更是首次出现连续6年经济增速下滑。因此，国外有一些非常知名的学者都预测中国经济可能会继续下滑。

　　其实，改革开放以后，我们采取的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转型方式，并非像有些国家采取的“休克疗法”，一次性把经济当中的各种矛盾、各种扭曲取消掉。在渐渐转轨的过程中，保留了经济当中的一些扭曲性、结构性的问题。然而在国外看来，这些扭曲性、结构性说明经济存在不少问题。所以我国的主要产业，即使在过去这30多年我们经济发展的成绩在人类社会上史无前例，但是“中国即将崩溃”的论调在国际上仍未停息。

　　当前，针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状况、新态势，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并且积极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此强化我们经济本身的素质，并提出了新动能、新经济的发展新方向。在正确的引导下，我们的经济取得了实质性的成绩。今年上半年，我们的经济止跌回升，达到6.9%的增长，这超乎任何人的预想。在这种情况下，国外看好中国经济的声音也越来越多了。

　　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应该如何追求新技术、新产业的发展？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可以把产业分成五大类型。

　　首先，是追赶型产业。2016年中国的人均GDP，与美国、德国相距较远。它们的产业中国也有，为什么它们的收入水平会比我们高？因为这些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水平比我们高，而这背后是它们的技术水平、产品附加价值比我们高。

　　如何让这些产业的技术提升到发达国家的水平？第一，把企业并购过来，让它变成我们的企业，那技术就引进来了，可以嫁接到我们的产品上。这样我们的产品质量就能提高，价格就能提高。

　　要并购，首先需要那些拥有先进技术的企业愿意卖给你。如果没有人愿意把企业卖给你，我们怎么追赶呢？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到海外，到拥有这个技术的国家去设立研发中心。从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以后，国外经济发展状况不好，就业状况不好，有大量拥有先进技术的工程技术人员得不到好的就业。这时，如果你到海外设立研发中心，就可以利用当地的高技术人才来研发新技术、引进新技术。

　　第三种方式，通过招商引资，引进外国的企业和技术。现在有技术的产业和企业也在寻找市场，有很多外国拥有先进技术的企业，愿意进入到中国来设厂生产。此时，中国积极地招商引资可以给这些企业提供良好的经商环境，企业就会带着技术来到中国。

　　第二，是领先型产业。已经在国际上领先的企业如何继续保持优势呢？这就需要我们的企业自己研发新产品、新技术。

　　研发是研究和开发两个词的组合。开发出新产品、新技术，企业就有很大的竞争性，所以企业对做开发有很大的积极性。

　　但是开发是建立在研究基础上的。研究的对象是基础学科，通常研究出来的东西不是一个产品，不能申请专利，它只是一份学术论文，会变成公共知识。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做基础科研的积极性不高。如果没有任何人做基础科研，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就会变成无源之水，不能长期持续。因此，就需要政府来支持基础科研。

　　另外，有些技术是所谓的平台技术，一家企业研究不合算，这需要鼓励相关产业成立平台技术研发的机构，政府也可以提供一点支持。

　　第三，是转阵型产业。这是从军队里面学来的一个词，就是我们应该转变阵地了。过去中国的工资水平低，在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中有优势，但现在优势正在逐渐丧失。

　　怎么来推动这些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呢？基本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少数的有能力的企业去经营附加价值比较高的部分，比如经营品牌、产品设计、产品研发、质量管理、市场渠道管理。另一种，将加工场转移到工资水平比较低的地方去，比如西部地区或者海外。

　　如果这些顺利转移，好处主要有两点：从宏观来讲,可以把国内生产总值（GDP）变成国民生产总值(GMP)。从企业来讲，可以利用它在技术我国的主要产业、市场管理渠道上的优势，通过国外廉价劳动力创造第二春。而且我们还给国际上低收入国家创造了一个窗口机遇期。尤其现在建设“一带一路”新能源产业发展前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均GDP在我们的50%以下，有的只有我们的10%，如果能够抓住这个窗口机遇期，也可以实现腾飞。

　　为什么有可能跟发达国家直接竞争呢？因为从80年代以后，由于移动通讯、互联网等新技术出现，涌现了一些产品跟技术研发周期特别短、以人力资本投入为主、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需要相对少的产业。这些产业中，我们跟发达国家相比，虽然在金融资本、物质资本积累上仍有劣势，但是从人力资本来看，我们没有劣势。

　　这些年中国的教育发展非常快，跟发达国家教育的差距也越来越小。所以从人力资本上看，我们跟发达国家没有多少差距。雷军拉着100多人，不到一年时间就推出小米手机。

　　以技术为主的新业态，我们跟发达国家相比不但没有劣势，还有比较优势。因为我们人多，所以天才就多，在技术发展上只要有一个突破，全社会都突破了。其次，我们的国内市场大。新产品、新业态，只要研发出来，很快在国内可以形成规模经济。第三，在硬件上，中国的产业在世界上部类最齐全、配套能力最强。所以只要有个想法，在国内马上可以形成产品。像共享单车，这个想法一出，马上在国内会形成一个庞大的产业，这在国外是不太可能的。

　　利用这些优势，我们在是以人力资本投入为主、研发周期短的产业上，可以直接跟发达国家竞争。而且这种产业特别适合中国现在强调的大众创业新能源产业发展前景、万众创新。

　　我们天才多，大家都可以创新。我们配套能力强、国内市场大，适合人们创业。当然，一个比较宽松的创业环境仍然是需要的，政府要减少创业的关卡，给创业者一点扶持。各地就设立了各种梦想小镇、孵化基地，这是非常好的方式。

　　最后，是战略型产业。它的研发周期特别长，需要更高的人力资本，这也意味着金融和物质资本的投入会非常大。虽然在这些产业上，中国跟发达国家是不再同一个起跑线上，但我们仍然应该做。

　　第一，战略型的行业的技术路线、产品路线对我们未来的国际民生、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这包括新能源、新材料、微生命科学、空间海洋技术等，都对我们得未来发展非常重要。如果这些技术被国外掌握、获取专利，我们再进入的成本会非常高。因此，我们现在就应该做。

　　第二，跟国防安全有关的产业，如果没有自己的产品技术，那国防安全就会受到威胁。战斗机、航母、大飞机等产品，技术的资本投入非常大，研发周期特别长，如果由民营企业来做的话，通常没有办法承担资本投入和由此产生的长期风险。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政府支持。现在国家强调，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作用。对于这些产业的扶持，就应该跟发达国家学习，由财政上直接拨款来支持研发。

　　我们怎样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之下，继续利用技术发展的空间和动能来保持技术提升、产业升级和维持经济比较高速的发展？

　　总的来讲，我国发展空间大，回旋余地多，并且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化自身素质，同时防止一些可能爆发的危险，尤其是金融领域的风险新能源产业发展前景。我相信，只要抓好机会，我们就可以维持6.5%以上的增长。这是我们实现提出的目标：在2010年的基础上，到2020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同时新能源产业发展前景，我们的经济规模现在占全世界的7%，6.5%的增长，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是1.1个百分点以上。这样，我们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会超过30%。

　　伴随着“一带一路”的进一步推进，中国的发展还能带动其他发展中国家，让他们共享我们的发展成果我国的主要产业。这有助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跟其他国家现代化的梦想，实现百花齐放春满园的美好愿景。（编辑：白帆、薛笔犁、吴雅博）

　　尽管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基本轮廓和运行规律日渐清晰，但“中国经济拐点论”却依然不时挑动着海内外民众的神经。专家指出，“拐点论”实质是一种基于经济发展“旧常态”的非理性思维。

　　标准普尔全球首席经济学家保罗·希尔德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次贷危机以来，中国经济表现令人叹服。”

　　从经济地理的角度，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和成渝五大城市群在城市发展中的影响力日益突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