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服资本流动恐惧，平常心看待跨境资本流入流出

新兴市场普遍存在既害怕本币汇率升值，又害怕汇率贬值的现象，理论上称之为“（汇率）浮动恐惧”（fear of floating）。其实，除此之外，新兴市场还存在资本流入一多就喊“热钱流入”，资本流出一多又嚷“资本外逃”的现象，笔者称之为“资本流动恐惧”（fear of capital flows）。出于后一种恐惧，令中国跨境资本流动现状成为一个各花入各眼的罗生门。

按照官方公布的最新国际收支数据，2019年前三季度，经常项目呈现顺差，跨境资金呈现净流入，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其中，经常项目顺差1374亿美元，资本项目顺差202亿美元，储备资产下降130亿美元。

外媒经常故作神秘地报道，中国面临资本外流压力。其主要依据是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净误差与遗漏”项下持续为较大负值，这被认为是反映了未被监管或记录到的“资本外逃”。2019年前三季度，该项累计负值1706亿美元，同比增长89.9%，相当于国际收支口径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3%。

官方解释“净误差与遗漏”持续负值，不完全是监管的原因，还有统计的问题。然而，统计就是统计，只是对经济活动的客观反映，而不论此项经济活动是否合法合规。那么，只要“净误差与遗漏”为负值，逼近真相的结果，无非是经常项目顺差高估、资本流出规模低估，或者兼而有之。

更进一步，这无论反映的是统计抑或监管问题，都不能违背在央行基本退出外汇干预情况下，经常项目顺差、资本项目逆差（除非外汇储备增加较多）的基本逻辑。况且，国际收支“双顺差”合计1506亿美元，储备资产还下降了上百亿美元，这恐怕也不能让人感到心安。

当然，即便尊重统计的客观结果，将所有“净误差与遗漏”负值都记为资本外流，2019年前三季度的资本项目由上年同期顺差526亿美元转为逆差1505亿美元（这忽略了统计问题，故很可能是高估了资本外流规模），也不一定值得过分担心。“双顺差”实质也是一种对外经济失衡，因为两个正数相加永远不可能等于“零”。而正是经常项目由上年同期的逆差55亿美元转为近1400亿美元的顺差，才加大了2019年前三季度资本流出对冲的压力。

不久前人民币汇率破“7”是中国汇率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自2018年起，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连续两年未提及人民币汇率问题。随着市场对汇率的决定性作用进一步发挥，社会各界需要像克服“（汇率）浮动恐惧”一样来克服“资本流动恐惧”，以平常心看待资本流入和流出。

在汇率“稳定器”作用正常发挥的情况下，一定是经常项目顺差、资本项目逆差，经常项目逆差、资本项目顺差的镜像关系。2018年第一季度，中国就是经常项目逆差341亿美元，资本项目顺差602亿美元，剔除估值影响后的外汇储备资产不减反增266亿美元。这不用人为去操心和匹配。

实际上，不论统计数据反映的情况如何，事实就是事实。即便是资本外流压力加大，但自2017年9月起，有关部门就一直坚持回归监管政策中性，在完善“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外汇管理框架的同时，既支持依法合规的资本流入，也支持依法合规的资本流出。

2018年九、十月份和2019年5月份人民币汇率两次遇“7”不过，以及之后人民币汇率破“7”，有关部门除了恢复对远期购汇征收外汇风险准备和重启中间价报价机制中的逆周期因子外，未采取任何新的资本管制措施，而是尊重现有规则下的市场选择和结果。这显示了监管部门的淡定和自信，市场炒作只不过是一些噪音罢了。

“净误差与遗漏”规模过大有可能影响统计数据质量，不利于国际收支分析和跨境资本流动监测预警。下一步，为减少“净误差与遗漏”，社会各界应该群策群力，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国际收支统计，不断增强防范化解涉外经济金融风险的能力。我们绝不能在扩大开放过程中既没有了管理，也没有了数据。这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是中国迈向开放型大国经济的成长之路。

（作者系武汉大学经济学博导、董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