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姆

在新的十年开始之初，许多评论员都不出所料地将注意力聚焦在全球经济的健康程度上。而除非西方和中国的生产率显著提高，或者印度和非洲那几个最大的经济体能持续加速增长，否则这十年的GDP增长很可能会低于前十几年。

在获得2019年第四季度最终数据之前我们无从计算2010~2019这十年的全球GDP增长。即便如此，该增长率依然会在每年3.5％左右，与2000年代的增长率相似，且高于1980和1990年代的3.3％。在过去二十年中这种略微强势的表现几乎完全归功于中国，而印度所扮演的角色则有所扩大。

而这十年间3.5％的年均增长率也意味着许多国家未能发挥其潜力。根据两个主要增长驱动因素——劳动力规模和生产率——来判断，全球GDP原则上可以实现4％以上的增长。实际上2010年代本可能是本世纪上半叶增长最为强劲的十年，但事实并非如此。欧盟经历了令人失望的疲软时期，而巴西和俄罗斯的经济增速均远低于前十年。

同时未来几十年的前景并不乐观。中国的劳动力增长现已达到顶峰，日本、德国、意大利和其他主要国家的人口正不断老龄化和减少。诚然一些过去十几年中表现不佳的国家和地区如今有望实现赶超，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实现若干积极发展。

比如根据欧盟的人口统计状况，生产率需要大幅拉升才能提振GDP增长。许多国家（或许包括德国）采取的更多扩张性财政政策可能会令今年（甚至2021年）产生暂时性的加速，但是很难看到在此之后如何能够持续维持刺激性扩张。欧洲人可以大谈特谈“结构改革”，然而如果缺乏有效的生产率提升措施，欧盟的增长潜力仍将继续下降。

至于巴西和俄罗斯，如果两国都表现出与过去十年同样疲软的增长，那必将令人大失所望。但倘若要使生产率增长从每年约1％增加到3.5%~4％可能还需要另一轮商品价格上涨。考虑到两国都倾向于在大宗商品价格飞涨时回避改革（这是“大宗商品诅咒”的典型症状），因此很难猜测这两个国家能否在十年内发挥潜力（如果非要打个赌的话，巴西的机会要比俄罗斯大得多）。

在中国方面，出于人口统计学上的现实， GDP增长趋势的进一步下降似乎很有可能。当我在本世纪初对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进行早期评估时，很明显认识到2010年代末中国将感受到劳动力峰值对经济的增长抑制作用。因此我估计其在2020年代的实际（排除通胀因素后）年均GDP增长率约为4.5%~5.5％，而要实现超过该范围的增长则必须大幅提高生产率。鉴于中国在技术上大力投资以及更多向国内消费转移，生产率肯定能有所提高。但这是否足以克服中国身上的其他众所周知的挑战还有待观察。

就英国而言，这十年或许可以实现更强劲增长，但也可能放缓，具体取决于英国如何应对脱欧及其后果。无论如何，该国对全球GDP的影响可能较小。

然后是美国，其年增长潜力似乎刚刚超过2％。而如果没有更多的财政刺激措施以及超宽松货币政策的无限期延续，很难看到美国将如何超越这一水平。同时距美国上次经历衰退已有十多年了。如果在未来的几个月或几年内再来一次衰退，美国在2020年代兑现其增长潜力的机会就更少了。

最后但也同样重要的则是那些具有巨大增长潜力的较小型经济体。尽管印度尼西亚（可能还有墨西哥和土耳其）等国家在全球GDP评估方面变得越来越重要，但真正有望在2020年代及以后产生最大影响的国家则是印度，因为该国的人口结构至少能在未来十年内保持在经济最佳状态。

如果印度政府能采用适当的促增长改革组合，则8%~10％的年增长率很容易实现。同时由于印度已经接近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因此它将对全球GDP增长产生重大影响。当然问题在于无迹象表明现任政府将进行积极改革，还反过来发动了一场削弱国家的新文化战争。

最后是非洲。就目前而言，没有任何一个非洲经济足以影响全球GDP。然而作为一个整体地区非洲的GDP接近印度，意味着如果非洲各主要经济体能够实现强劲增长，其影响将会更加广泛。非洲的崛起对我来说既是可取的又是无可避免的。而非洲大陆能否推动全球GDP增长则是未来十年的关键问题。

（作者曾任高盛资产管理公司主席、英国财政大臣，现为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主席，版权：辛迪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