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款基准利率下调空间有限，降银行成本还有这两个选项

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社会造成了一定冲击，为缓解疫情的冲击，货币信贷监管部门推出了一系列应对举措。

日前，央行又表示将考虑对存款基准利率进行调整。央行称，存款基准利率是我国利率体系的“压舱石”，将长期保留，未来央行将按照国务院部署，综合考虑经济增长、物价水平等基本面情况，适时适度进行调整。

多位业内人士称，存款基准利率下调，有利于减轻银行在抗疫时期的经营压力，缓解LPR（贷款市场利率报价）下降对息差的压力。不过，目前活期存款基准利率仅为0.35%，1年期定存基准利率为1.5%，下调空间有限，上半年下调概率较小。

“从政策工具角度看，财政政策具有精准定向、暂时性、政策滞后时间短等特征，也应发挥主导作用，适用于应对疫情的一次性短期冲击。”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张斌称。

仅存在25BP的小幅下调空间

为对冲疫情给宏观经济运行带来的负面冲击，未来一段时间央行货币政策操作会更加灵活，逆周期调节力度将进一步加大，其中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更具迫切性。但当前制约企业贷款利率下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银行存款成本刚性较强。

监管层降低银行存款成本或有三个政策选择：首先是直接下调存款基准利率。考虑到当前存款成本在整个银行负债成本中的占比，下调存款基准利率对银行负债成本的影响将远大于下调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及MLF（中期借贷便利）利率。另外，今年监管层将推动浮息存量贷款转向LPR定价，银行将面临更大的净息差收窄压力，下调存款基准利率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这一问题。

央行虽称“适时适度进行调整”，但估计存款基准利率下调空间不太大。当前，目前活期存款基准利率仅为0.35%，1年期定存基准利率为1.5%，1年期定存基准利率相比2007年12月的高点低246BP。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对第一财经记者称，综合考虑宏观经济降成本、控通胀及防风险等因素，当前存款基准利率仅存在25BP的小幅下调空间。

“下调存款基准利率可能导致存款脱媒加速，影响商业银行吸收存款能力，不应将存款利率下调过大。当前存款基准利率已处于历史低位，下调25BP为宜。据测算，在存款基准利率下调25BP基础上，LPR利率后续下调15BP，对银行盈利增速的影响较小；若LPR利率后续下调幅度低于10BP，将对上市银行盈利增速明显利好；若高于20BP，将影响盈利增速。”天风证券分析人士同样称。

什么时候下调？哪类银行受影响较大？

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伍戈对第一财经表示，实行LPR改革之后，对于商业银行而言，利差是收窄的，在抗疫过程中，它需要减少利差的损失。今年1月份CPI处在高位，下调存款基准利率，对老百姓而言也是不利的。存款基准利率近期应否调整，存有疑问。

王青表示，上半年实施下调的可能性很小。下调存款基准利率会储备在央行的政策工具箱里，但短期内不一定动用。

另外一位银行分析人士称，存款基准利率下调也会使得货币政策操作空间减少，在抗疫阶段，短期出现下调的可能性不大，大概率出现在疫情结束后，企业全力生产的阶段。

除了直接下调存款基准利率，降低银行存款成本的第二个选择是，“监管层可能在存款利率定价自律机制下，下调存款利率上浮比例。目前大型银行的存款利率上限为基准利率的1.3倍，而中小银行一般不得超过基准利率1.4倍。我们判断，当前这一选项的可操作性较强，在降低银行负债成本方面能起到类似下调存款基准利率的作用。另外，以相近幅度下调上浮比例，也不会明显打破大型银行与中小银之间的存款竞争格局。”王青表示。

还有一个选项是强化对高息揽存的监管力度。王青称，控制、降低银行业整体存款成本，当前可将治理伪结构性存款和智能存款作为切入点，持续压缩其规模，并对其他高息揽存行为实施更为严格的监管标准。这一措施的潜在难点在于，当前中小银行存贷比普遍偏高，已成为制约其放贷能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加大对高息揽存的治理力度，会进一步弱化其存款基础。

如果下调存款基准利率，对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农商行，哪类银行受影响更大？“一般而言，国有大行具备网点渠道优势，存款利率较低。而下调存款基准利率将缩小国有大行与其他银行之间的存款利差，因此从存款竞争方面来看，整体上会对国有大行较为有利。不过，不能一概而论，一些股份制银行、城商行甚至农商行也可能在产品服务或本土化方面具有一些特殊优势，甚至在降息过程中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王青称。

一位农商行高管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存款基准利率的下调，对国有大行和股份制银行的利好更多一些，但对农商行、城商行而言，影响不是很大。农商行受到的限制较多，吸储的产品工具也单一，存款利率较高，才能在本地竞争过大行。“当然，我们信贷投放端也更偏向中小微企业以及个人经营者，放贷利率也较高。”他称。

抗疫需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齐发力

王青表示，抗击疫情，结构性货币政策有望继续发力。新的政策工具可能包括：针对疫情定向降准；信贷额度向重点地区及行业企业倾斜；在疫情期间灵活把握监管指标，适度放宽存款准备金率、不良贷款率等考核标准，解决银行的能贷、敢贷问题；扩大新增PSL（抵押补充贷款）规模，引导政策性银行加大对重大基建项目、医疗公共卫生等民生项目的定向信贷投放等。

相对于总量型的货币政策，财税政策定向支持效果更为明显，能够发挥更为直接的作用。因此，在抗击疫情中需要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共同发力。

王青表示，首先是阶段性加大减税降费力度，重点是帮扶受疫情影响较严重的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稳定就业市场。其次是实施必要的支出前置，扩大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规模，加快重点基建项目的资金投放，推动基建投资提速。各地可根据自身疫情、经济以及财政平衡状况，灵活实施一些“自选动作”，缓解当地企业的具体困难，如实施一些阶段性定向补贴等；另外，地方政府还可以从广义财政角度，通盘考虑公共预算、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地方国有资本经营等收支安排，在特殊时期统筹资金调度，增强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能力。

张斌还称，尽快发行特别国债弥补政府收支缺口，这是防止广义信贷塌方和地方政府收支缺口次生伤害的关键保障。凭借政府信用发行低成本、长周期的特别国债是为收支缺口融资的最佳方式。需要汲取过去经济刺激方案的教训，政府收支缺口不能让地方政府从商业金融机构融资，这样做其实是放弃了利用政府信用低成本融资的优势，不仅融资成本更高，而且可能给金融机构留下大量不良资产，增加系统性金融风险。粗略估算，大致需要1万亿~1.5万亿特别国债规模填补各项优惠政策和增加支出所需的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