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富二代集体叛逆

　　陈月，1992年生，加拿大会计专业大三学生，大学前在北京读书。

　　Jim，1995年生，在加拿大读中学，即将到纽约大学就读金融数学专业。

　　匡子方，1996年生，从小在美国长大，现在美国读高中，马上升十二年级。

　　三个本无交集的“90后”，今年7月15日到7月25日在瑞银(UBS)组织的一个“精英领袖研习班”中成为“同学”。在外人看来，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标签“富二代”，尽管这也正是他们努力想摆脱的称谓。

　　“父辈的成绩是他们的，我想证明看看自己究竟能做什么。”与匡子方的这一想法类似，三人均表示在考虑继承家业前，先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他们甚至并不在意父母是否将财产留给自己。

　　而对研习班的举办方瑞银证券财富管理部来说，看到的则是中国第一代企业家正在觉醒的家族咨询服务需求。

　　瑞银证券财富管理部总监郭丹圆介绍，中国企业家客户目前主要的需求是财产的隔离和传承，“中国企业家普遍希望子女接班，课程设置上也希望刺激他们对金融的一些好奇，并组成一个朋友圈子，请一些接班者来分享经验。”

　　但郭丹圆提到，其实在国外，子女接班是非常少数的。实现家族财富传承的家族咨询服务十分普遍。只是，目前中国第一代企业家的自主意识还比较强，“还没到(海外)那个阶段，你只能耐心地陪伴和启发。”

　　强烈期望“去标签”

　　女同学着优雅连衣裙或套装，3-7厘米的高跟鞋，淡妆；男同学着长袖衬衫，长裤，皮鞋。7月23日，这个40多人规模的研习班安排的是礼仪课，包括仪态、致敬、着装、品牌、用餐等内容。

　　介意被叫“富二代”吗？除了Jim觉得作为一个中性的标签可以理解外，陈月和匡子方对这个词表现出明显的反感。

　　“我不太认可这个称呼。因为社会对这个群体有很多负面印象，挥霍浪费、傲慢无礼等，但这对大多数被称为”富二代“的人而言，都不真实。他们可能要付出比普通人更多的努力来让大家认可，改掉大家的偏见。”17岁的匡子方从小在美国长大，个性要强，“我不想接受太多多余的帮助，比如小时候不想家里请家教，就是想看看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做到什么。”

　　每年夏天假期回国，匡子方都会到国内孤儿院做慈善，今年还组织了同学一起。让她感触很深的是曾经去过的黑龙江的SOS儿童村，“在那里，他们试着给每个孤儿一个家，有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就像普通家庭一样。很多孤儿18岁后就出去打工，还记得给”家人“寄生活费。”

　　Colin从来没把自己和富二代这个词联系到一起，“我没有什么压力，周围的朋友也不会以这种眼光看我。”

　　事实上，大多数企业家二代有着“去标签”、“证明自己”的强烈诉求。

　　7月24日，在“如何走自己的路”的课程上，国内某著名民营企业家的儿子、80后“创二代”同样提到，小时候总被人介绍“这是谁的儿子”，“谁的千金”，代表别人并不在乎你叫什么，“这激发了我，要有自己的想法，我以后要让人记住我是谁。”

　　另一位已接班的民企集团女高管建议，既然需要不停地证明自己，那么就要更舒服的去面对这些压力。

　　不倾向“直接接班”

　　正因这种“去标签”的强烈意愿，相比继承家族企业，Jim、Colin、匡子方三人更倾向于从事自己喜欢的行业。

　　“我想做自己感兴趣的，不想依靠父辈们的成就。”个性独立的匡子方明确表示不想接班。

　　她正考虑大学专业读金融工程，未来可以从事金融类的工作，最想做的是投行。“是我自己的兴趣，可能从小长大的环境让我不断了解到一些这方面知识，产生了兴趣。”匡子方说。比她大6岁的姐姐，目前在香港一家投行工作。

　　在稍微年长的Colin看来，这是一个机会的问题。“毕业是进入社会的一次机会，想回家族企业工作，任何时候都可以，但先在家族企业工作再进入社会可能就会比较难，会遇到很多偏见。从实用的角度来讲，也是先在外面工作。”Colin计划未来也是从事偏金融行业的工作，跟自己所学的相关。

　　但常把“以后有什么机会也不能确定”挂在嘴上的Colin也坦言，“可能工作了一段还是觉得回去好。”事实上，他并不排斥继承。

　　作为家中独子的Jim一直觉得，继承家业在一定程度上是自己的责任。但他同样并不想直接进入家族企业工作，“短期目标是在投行工作，长期可能会自己创业，到时可能会跟父母的企业相关。”

　　从他们口中，父母对于他们的发展计划都表示支持。“ 我父母是做工程的，我选择金融行业，父母虽然觉得和家族企业无关，但希望我自己闯出一条路。”Jim说。

　　但是，他们从未考虑过：如果自己不接班，家族企业该如何传承。

　　在郭丹圆看来，这在意料之中，“其实在国外不接班是多数，接班的非常少，很多成功的企业已经上市，有外部股东，子女远非接班的最佳人选，还可能与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产生矛盾，除非子女非常优秀有足够能力担任管理者。所以，国外的孩子没有继承的压力。”

　　而在上述民企集团女高管看来，当生活阅历积累到一定程度，厚积薄发时，你所意识到的东西会跟父母之前指给你的有雷同，“接班或许是殊途同归”。

　　隔代矛盾

　　与子女们“出去走一圈再看”的心态不同，中国第一代企业家希望子女接班的意愿非常强烈。

　　瑞银每次接待欧洲的企业家族来华，都会安排本地企业家与他们吃饭交流。郭丹圆惊讶地发现，本地企业家会带着自己的子女来，他们非常希望借此说服儿女能像这些家族的后代一样继承家业，“甚至有些父母把这作为最后一次努力，如果不行，就寻找机会把企业卖给国外投资人。”

　　除接班问题外，中国第一代企业家的另一个明显需求就是财产的隔离与传承，包括遗产税的考虑。他们希望有一部分财产可以清清楚楚划分出来给后代，政府、破产、股价变动等因素都影响不到。

　　然而，对于匡子方、Colin、Jim来说，他们并不介意父母是否将财产留给他们。他们认为是否留给自己财富，完全属于父辈的决定。

　　“我觉得比尔·盖茨捐赠的模式很好，我父亲也考虑捐出去，我们都不介意。”匡子方说， “父母说以后上大学，学费和生活费中的一部分要我自己负担。”Colin说，自己在做兼职，学校还有一些可以申请的奖学金等。但他们也并不排斥家庭提供的帮助。

　　事实上，他们对家庭的财富情况、家族企业的经营情况普遍并不非常了解。

　　Colin透露，他会参与父辈很私人的朋友活动，但限于和同龄人交流，“饭桌上会聊到企业的东西，有个大致的了解，但并不详细。”

　　匡子方则更倾向于向父母请教一些金融知识，感兴趣的也会去问自家企业的情况。“但感兴趣不代表有意接班，我比较好学。”他笑着说。

　　“父亲一般不会主动和我谈生意的事，我会主动问一些，有机会会跟他参加社交活动，打高尔夫之类。”Jim说，“跟父亲的朋友交流挺有收获，但主要还是一些人生经验之谈。”

　　郭丹圆认为，这充分反映了财富管理客户的显著特点：首先，中国的富人大部分是第一代，比较年轻；其次，大多只有一个孩子，是全家族焦点；第三，孩子可能在海外念书，且出国年龄越来越小，回国后面临文化、制度等方面的差异，能否接管企业是个问题。但中国企业家又知道企业一定要国际化，所以常常让孩子先去企业的国际部工作。这就存在国际跟国内接轨诧异和一二代之间矛盾的问题。

　　郭丹圆感觉到，目前中国第一代企业家普遍控制欲较强，很少有完全接受家族咨询服务的，“所以，你只能耐心地陪伴和启发。”

　　二代研习班的盘算

　　事实上，研习班除了对企业家而二代做投资、艺术、礼仪等全方位知识普及外，邀请一些国内成功接班者分享经验，亦是希望激发“富二代”的接班欲望。

　　但这份苦心，二代们似乎并不为所动。

　　比如说匡子方，他说自己“来这个研习班更多是学习金融知识，不是考虑家族继承问题。”她最感兴趣的课程是模拟投资竞赛，不仅可学到实际应用的金融知识，也能锻炼团队合作、沟通等。这也是Colin和Jim也提到感兴趣的课程。

　　在研习班的11天中，模拟投资竞赛是重要组成部分。首先由瑞银证券介绍投资理念的深度分析、投资组合管理和投资策略，然后介绍竞赛规则，经团队合作、分组讨论后，再分组报告，最后评选出最佳投资方案。

　　17岁的匡子文此前已尝试股票投资。第一笔投资款来自父母，每天会看市场走势，由姐姐做指导。

　　Colin的第一笔投资则是在工行上市时，参与的新股申购。“当时压岁钱存着没什么用，就考虑到了投资。”Colin希望坚持长线投资，不会频繁操作。

　　瑞银在亚洲举办二代研习班已有十年，瑞银证券财富管理部去年首次在国内设立精英领袖研习班，今年是第二届。“年初就开始筹备，报名时爆满超额，我们挑选参与者时也注重地域分配，以及年龄、男女比例，父母背景、资产规模等，因为他们会形成一个圈子，如果差异特别大，就没有共同语言。”郭丹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