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伟告别的三片段:恐惧 坚守与感恩
多年以来,资本市场都在以一种神秘的热度流传着关于王亚伟的传说。
5月7日下午,在离职公告发布后不到18个小时,王亚伟主动现身,与媒体告别,用两个半小时的时间来为这个传说画上一个句号。
在华夏基金位于金融街通泰大厦的会议室中,下午两点钟准时出现的王亚伟身着浅蓝色衬衫,配了一条灰底加黑色花纹的领带,言语谦和,神色平静。
长达两个半小时的媒体见面会中,王亚伟说了很多,喝完了三瓶矿泉水。他的低调与江湖上的名声形成了极大反差。他爱用比喻,比如形容自己与舆论的关系,犹如“老中医开药方”,说自己离开对华夏的影响,他说这就如同掉了牌子的奔驰,不影响这是一辆好车。
而这场漫长的告别中,王亚伟留下了三个片段:恐惧、感恩与坚守。
恐惧失去完美感觉
对于他的离开,众说纷纭,王亚伟给出的答案是压力与恐惧。
在王亚伟略带幽默和调侃的开场白之后,没有意外,第一个抛向王亚伟的问题,就是“你为什么离开”?
“这次离职是我个人的原因,我想我说出来大家都能理解。主要因为外界对我的关注太高,让我感觉压力太大。”说出这一句答案的王亚伟,一扫之前的轻松神态,双手握拳、撑着下巴,开始变得凝重。
出乎意料的是,给他带来最大压力的是王亚伟效应给中小投资者带来的跟风效应。他说“这种现象让我很忧虑”。
而他阐述的这种忧虑的来源是普通投资者不知道“我为什么要买这只股”,而他们的风险承受能力很弱,事实上自己的基金是组合投资,对个别股票的风险承受能力非常强。
更为重要的是,他实际上有着不为人知的风险控制手段,“对于某些股票,我会做风险对冲。例如,我买的某只股票在可能承担着某种风险,比如在外汇、汇率或者是油价等敏感性方面;但是,我在另外一只组合上对这种风险进行了对冲,实际上整个组合风险被对冲掉了。”
而这些因素在王亚伟的光环下,往往被掩盖掉了,于是,王亚伟陷入了一个越来越艰难的困局。
而这样的忧虑开始影响他的投资。“我每次看一只股票之前都会问问,我买了这只股票会不会被广泛报道,如果被广泛报道了,散户跟着买,然后赔钱了怎么办,这样的话会对我的投资造成约束。”王亚伟说。
而这种发问使得很多机会开始从王亚伟的手中溜走,“有很多机会我们是可以把握的,但是我会变得缩首缩尾。”
最终,这成为了他在这几年的投资中面临的最大困境,也成为了他下决心要离开的主要原因。
而王亚伟更深层次的恐惧来源于对投资感觉的可能消失。
王亚伟在去年看了一部美国电影《完美感觉》,他觉得如同自己现在的处境。电影说的是整个人类因为一种病毒慢慢地失去嗅觉、味觉、听觉、视觉,而电影最终抛出的疑问是,最后究竟是什么会使我们继续生活下去?
对于王亚伟来说,他也被各种王亚伟效应的“病毒”开始侵蚀了对于投资的“完美感觉”。
比如他要参与上市公司调研时,往往还没出发就已流传开去。还有他在投资圈子里面的交流,往往交流中初步呈现的是不成熟的观点,需要进行碰撞来保持敏感度,却总是被先行公开。
“这样的话久而久之我不敢了,交流不畅了,时间长了会离市场越来越远。长此以往下去,你投资的感觉会慢慢消失。”王亚伟指出。
或许,他离开的真正原因在于恐惧,“我很害怕投资的感觉会慢慢消失。我希望对于投资的感觉像新生儿对于新鲜的世界一样,非常敏感。我希望避开被过度关注,可以心无旁骛地做事情。”
坚守对投资的热爱
对于各种传言,王亚伟直接回应:“目前外面所传言的,和哪些机构有关系,都是不确切的,可以是说完全没有的。”他未来会先休息一段时间,然后再考虑去向问题。
在现场,面对本报记者对于未来最理想的工作状态是什么的提问,王亚伟的回答是:“我喜欢处于干扰较少的状态,能够和市场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而不是一种排斥。就像物理学量子理论一样,你刚刚走进这个市场,就已经对这个市场产生影响了,这样的话投资就很难把握。我希望我对市场没有影响,更好地观察市场变化。”
事实上,没有影响,并不是离开。从现场诸多王亚伟的表态来看,他未来依然会留在投资岗位上,只是要换一个角色定位。
事实上,王亚伟对于自己多年的投资有着清晰的定位。首先,他不认为自己是“重组王”。
“我投资重组股的时候市场别的人投得还比较少,所以大家觉得这是我在投资上的一个特点,但是从14年的时间来看,投重组股是我投资生涯中一个很短的阶段,而且我投重组股,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说从投资的比例上,都只占很小的一部分。重组股对于我基金的整体业绩影响不大。”王亚伟指出。
“在某一个特定阶段,重组股可能会存在机会。而很多同行没看到这些机会,或者是看到了而不屑于去参与,我关注得多一点,机会留给我的多一点,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他指出。
他对自己投资风格的总结依然是多年前的回答:要坚持对投资的独立思考,“我的投资风格是尊重市场、挖掘市场中被低估的投资机会”。
更重要的是,王亚伟对于重组股的判断早已不像市场预期的那么乐观。“投资强调与时俱进,我觉得现在重组股整体来讲没有超额收益,可能是风险大于收益的结果。整体来讲,应该更加注重风险,所以我相应地做出了调整,这个调整背后是我对市场投资机会发生变化的判断。”王亚伟指出。
王亚伟进一步判断,目前蓝筹股的投资机会已经到来。但他也指出,目前阶段系统性的风险对冲比较难。因为系统性风险无法用组合投资消除,除非用股指期货。
王亚伟指出这唯有通过仓位的调整来降低风险,这个过程中会出现波段性操作。
面对本报记者的提问,王亚伟也揭秘了自己如何调研一个公司的秘诀:“我去公司调研的不多,这从年报,月报中可以看出来。我很多投资是依赖于媒体的信息,这些信息在别人看来并不一定是可以形成投资的决策依据。”
王亚伟坦言“从长期的经验、时间积累上还有对信息的处理能力、综合能力,会慢慢有一些投资想法,可能这些投资想法经过交叉的验证后,就做出了投资决策。这种决策不可能百分之百有把握,有六七成机会的话,就可以形成投资决定了。”
“投资者有时会存在过度研究。很多信息对于你投资是无用的投资噪音。过度研究反而事倍功半。”王亚伟指出。
感恩华夏成就王亚伟
在这场长达两个半小时的告别会上,王亚伟一直很平静,更多的是透露出几丝轻松、乐观与幽默,只有在谈到对于离开公募、离开华夏的话题时,他开始有了明显低沉的情绪。
“这个行业,我做了十几年,有很深的感情。离开确实有些不舍。主要是有这么多优秀的同事,共事这么多年有很深的感情,有大家长期以来的信赖和支持。”说出这些话的时候,他的声音开始变得低沉,边说边捏紧手中的矿泉水瓶,语速也开始放慢。
事实上,过去多年,王亚伟光环造成的压力一直存在,但其一直没有离开的原因在于过去两年华夏经历着艰难的股权转让历程,“在过程中我没和任何人提过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么做不合适。”
而如今,华夏的股权转让已经尘埃落定,新产品也终于破冰,业务重新步入正常发展阶段,新的发展机遇也已来临。而王亚伟却依然陷于各种压力并开始恐惧,他终于在这个时刻决定离开。
“我觉得继续像以前做得那么好是没有信心的,自己并不一定适应公司未来进一步发展的要求。所以我想这个时候提出离职,是对公司负责,对投资人负责,也是对我个人负责。”王亚伟表示。
同时,他对于华夏与范勇宏的感恩之情溢于言表。
“我不是华夏基金的灵魂人物。外面经常说‘是华夏成就了王亚伟,还是王亚伟成就了华夏’。其实毫无疑问是华夏成就了我。”王亚伟低着头,坦露心声。
而他对于范勇宏,则直言“是怀有非常深的感激之情”。他认为范勇宏是华夏基金整个团队有着强凝聚力和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很重要的原因是范总的人格魅力,当然还有范总超强的经营管理能力和领导能力。”
为了说明这点,在开会之前王亚伟还专门在笔记本上手写了密密麻麻的资料,其中就包括了华夏基金多年来给股东回报的数据:1998年成立注册资金7000万,给股东累计现金分红回报达到40个亿,股权转让时整体公司价值达到160亿。他算出了14年来华夏基金给股东的复合回报率达到了200多倍。
王亚伟拿上述数据与自己掌管多年的基金回报做了对比,坦言“一个优秀的企业家给股东创造的价值,是远远高于一个优秀的投资家给投资者创造的价值。”
事实上,虽然王亚伟认为是华夏基金成就了自己,自己的离开或许没有那么大的影响,他甚至用了一个比喻:“比如一辆奔驰车也一样,前面小标记是奔驰的标记,它没有了这个车开起来还是一样的。”
但是不可回避,他的离开会给华夏基金带来极大的震动。
对此,华夏基金副总经理吴志军从公司整体的角度给出了答案,他说华夏基金多年来其实一直没有打造明星基金经理的策略,不过确实是以投研成绩为主导,并且不会因市场左右业绩。
一个细节可供佐证,在华夏基金,公司员工集体拍照的时候喊的不是“茄子”,而是“业绩”。如果这点能够坚守,则意味着华夏最核心的理念或可延续。
同样无法绕开的话题是华夏基金与股东方中信证券之间的风风雨雨,尽管双方有着众多的博弈,但是中信证券内部一直对王亚伟颇为欣赏。事实上,就在5月7日告别记者会当天的上午,中信证券董事长王东明才与王亚伟见完面。“这次离职董事长也很关心我,但最终尊重了我个人的选择。我非常感谢中信证券对我的看重。”王亚伟指出。
中信证券5月5日发布《关于王亚伟先生离职华夏基金的声明》表示,尊重王亚伟个人选择,对他离职表示遗憾,愿与王亚伟就双方下一步合作的可能性及形式进行探讨。王亚伟则对中信证券抛出的橄榄枝进行了回应,他说“以后在业务层面会有某种形式的合作也是很好的,但现在还没有明确”。
而中信证券抛出的橄榄枝不仅仅是对于王亚伟,此次的公告中,中信证券指出将继续支持华夏完善治理结构,建立更加市场化的经营机制,而这或是这两个行业巨头之间未来关系的一个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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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崔雪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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