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近百基金经理离职 市场化约束机制亟待建立

　　日前，建信基金一连发布3则公告，称旗下3只基金更换基金经理，市场担忧将掀起基金经理离职高峰。尤其是前期明星基金经理王亚伟的离职，使得公众对本已业绩惨淡的基金行业再度深切关注。

　　基金经理频繁跳槽，表面看只是其个人职业选择，但却给广大“基民”带来直接的负面影响——相关基金的不稳定和业绩下滑，“基民”利益无法得到保障。百万年薪缘何仍留不住基金经理？谁来为“基民”掌舵导航？

　　基金经理频繁离职

　　据不完全统计，2012年以来更换基金经理的基金数量已达95只。4、5月更是迎来基金经理的离职高峰。仅4月28日这一天，证监会就发布6则基金从业人员的变更公告。5月22日，又有建信基金公告称，旗下3只基金更换基金经理。

　　“离职频率高、变更时间集中，原因披露不清，一直是我国基金业特有的现象。”上海证券基金评价中心副总经理李艳指出。

　　近年来，公募基金经理平均从业年限始终保持低位。数据显示，目前国内基金公司共有基金经理728人，担任基金经理的平均年限为2.74年，约四分之一从业年限不满一年。而从国外经验来看，基金经理的任职时间一般以3至5年为一个周期。

　　基金经理的频繁变动已成为基金业发展的一大掣肘。对于同质化严重的基金行业，基金经理是引领业绩好坏的最大因素，大部分投资者都是冲着基金经理的品牌选择购买。

　　在德圣基金研究中心首席分析师江赛春看来，正常的人才流动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人才流动若超出了行业正常发展的需求，则可能损害基金持有人利益，尤其是明星基金经理离职更容易对其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一则关于“基金经理跳槽调查”的结果显示，68.18%投资者认为基金掌舵人的频繁变换会对基金业绩造成较大影响。“每一任基金经理风格不尽相同，年轻基金经理管理经验不足，实际操作经验欠缺等，造成了基金风格很难持续，收益率就更不用提了。”有基民表示。

　　年薪与收益不成正比

　　基金经理，这个长期管理投资者资产的职业，在中国却成了一个“赚快钱”的行当。压力大、节奏快等固然是基金经理频繁跳槽的理由，但动辄上百万元的年薪收入对于金字塔顶端的精英们来说为何还不具吸引力？

　　相对于私募基金高达20%的业绩提成，公募基金相对保守的薪酬水平是基金经理频繁“弃公投私”的重要原因。但即便如此，基金经理的天价薪酬与这两年“泣血”的基金收益，两者相当不成比例。

　　“如果基金经理确实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恪尽职守为投资者取得了收益，那百万年薪甚至更高的收入都无可厚非。我不能理解的是，那些业绩表现并不好甚至还很糟糕的基金经理，为何频频跳槽却仍能安享普通人望尘莫及的高收入？”从2008年起坚持基金定投却持续亏损30%以上的基民卫华对记者说。

　　江赛春指出，人才的缺乏、治理结构和激励机制的缺陷，严酷的考核和淘汰机制，以及严格监管和投资限制，是导致基金行业高管离职率偏高的最主要原因。

　　此外，一些公募基金经理为了躲避对其在职期间“老鼠仓”“利益输送”等违法行为的处罚，也可能选择跳槽到私募基金以求“漂白”，进而游离于严格监管之外。

　　原交银施罗德基金投资总监李旭利就是一个典型。其在脱离公募基金，转投著名私募重阳投资任职投资总监后，却被查出在公募基金时期的“老鼠仓”大案，涉案金额高达亿元之巨。

　　建立利益捆绑机制

　　基金业内人士一直强调，要解决人才流失的问题，激励机制是公募基金行业最迫切需要的根本。然而，是激励机制还是约束机制更能保障基民的利益，一直是监管机构思考的重点。

　　近期发布的《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为下一步推出发起式基金预留空间，似乎正在平衡两者的关系。

　　发起式基金是以绑定基金参与各方利益高度为目的，在募集基金时，使用公司股东资金、公司固有资金、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金经理自有资金认购基金超过一定金额和时间的，可降低基金的发行门槛。

　　“这种少发‘现金奖金’，多发‘份额奖金’的方式，不失为积极稳妥且矛盾较小的举措。”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总经理胡立峰认为，建立利益捆绑机制无疑是约束基金管理者，保障基民利益，最大限度地降低道德风险的最有利方式。

　　此外，近期有消息称证监会正在研究建立基金业绩比较基准约束机制，鼓励将基金业绩相对其业绩比较基准的波动水平与基金管理费的提取挂钩。

　　“比如，低于业绩比较基准10%，就只收取0.8%的管理费，而超过10%，可提取1.1%的管理费。”某基金研究中心分析师举例说，这种不同于私募基金的管理费提取方式在满足不同客户诉求的同时，运用市场之手对基金公司、基金经理形成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