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混改在“合”而不在“混”

　　银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箭已上弦，先是5月底中央汇金减持银行股被视为银行混改信号，再就是6月17日交通银行发布公告称，“公司深化改革方案已经国务院批准同意。”

　　应该说，交通银行先行启动的本轮银行混改，其理想是丰满的，一来是对十八届三中全会“混合所有制改革”国策的渐进呼应，二来是应对近两年互联网+金融异军突起以及利率市场化加速的积极姿态。

　　但是，现实又是相当骨感的。对于我国银行业而言，纯粹词义层面的混改，并非是新生事物，早在2000年左右，其时五大行就已引入战略投资者并于其后陆续公开上市，而其他股份制银行以及城商行亦已实现民资参股并部分上市，这从股权层面讲，其实我国银行业早已实现了混改。

　　以此而言，当下再讨论银行混改，在肯定上一轮银行业改革成绩的同时，更有必要反思上一轮银行业改革的不足，只有如此，本轮银行混改才不至少重蹈前车之辙。

　　以今日观之，我们应该承认，上一轮我国银行业改革在管理运营和风险控制等方面，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改善，但是，自2010年之后，我国银行业的效率提升，尤其是战略转型却明显裹步不前，部分银行高管的违规贪腐则更是层出不穷。

　　那么，上一轮我国银行业改革为何未能成功？其时股权层面的混改，为何无法产生持续性的内生优化动力？其关键就在于，我国银行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并没有随着上一轮银行业股权层面的引入战略投资者以及公开上市，而得到根本性的改变，银行高层任命的行政色彩依然浓厚，银行合规治理的行政干预仍然不断。

　　故而，讨论当下的银行混改尤其是五大行混改，其核心落脚点不应集中于股权层面。这是因为，大型银行以及绝大多数股份制改革，其本身就担负着“系统金融稳定”的职能，国资不可能完全放弃其控股地位，更何况，面对大中型银行动辄数千亿甚至逾万亿的市值规模，民资即使有大比例参股的野心，也很难具备与之相匹配的实力。

　　当下银行混改的要点，在于“合”，而不在于“混”。亦即是说，在新一轮银行混改已然启动之下，我们应该通过顶层设计，尽快完善银行法人治理结构，比如，可以制定“一致条款”，限制国资大股东的绝对权力，再比如，可以对表决权和股权进行适当分离，如此通过制度优化吸引民资参与银行混改，才是本轮银行混改的关键所在。而不能试图通过一级市场低价定向增发吸引民资参与，这不仅变相剥夺二级市场中小投资者的利益，而且更难以对混改后的银行业产生持续性的内生动力。

　　只有在明确上述银行混改的前提下，讨论股权层面的银行混改才有意义。具体而言，首先，银行混改应做到“主业辅业有别”，亦即是说，大中型银行的商业银行业务和投资银行业务等，即使有意大幅度放开民资参股比例，事实上，有意向且有实力的民资亦极为稀少。而对于大中型银行的基金、证券、保险、金融租赁等子公司，如果不是上市银行资产的，可以通过公开竞价引入民资(或外资)大比例参股甚至控股，如果是上市银行资产的，可以先将其剥离出上市公司，再通过公开竞价引入民资(或外资)大比例参股甚至控股。其次，银行混改还应做到“大小有别”，与大中型银行的超大体量相比，相当一部分由地方金融国资控股的城商行、农商行，只要其具体混改路径可行，民资大比例参股甚至控股的实力和积极性还是有的，故而，城商行、农商行应该成为本轮银行混改的重点。最后，在去年已开放成立5家民资银行的基础上，当前还有必要更多地开放社区银行和村镇银行(允许部分合规小贷公司升级)，这不仅有助于小微企业的融资落地，更远比大中型银行股权层面象征性的混改更有意义。

　　系统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国策，金融国资的难度远甚于实业国资，而牵及到肩负“国家金融稳定”与“激活金融效率”于一身的银行业则更是难上加难。基于此，我们有必要呼吁，面对本轮已然开启的银行混改，切勿重复过往蜻蜓点水式的股权层面改革，而是要动真格的，彻底抛弃形式主义，抓牢银行混改在“合”而不“混”这一核心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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