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信用社改制农商行风险调查与分析

　　改制农商行情况

　　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实践，我国农村信用社(以下简称“农信社”)逐步化解不良贷款，资产质量大幅提升，支农力度不断增强，已经成为我国最重要服务“三农”的金融机构。为进一步深化农信社改革，完善治理结构，明细产权关系，激发企业经营活力，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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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银行

　　农产品

　　服务“三农”水平，近年来，我国农信社大规模向农村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农商行”)转型。根据中国银监会网站数据公布，截至2015年三季度末，我国农商行超过800家，约50%的农信社已改制为农商行；不良贷款余额1643亿元，不良贷款率2.35%，资产利润率1.26%，拨备覆盖率199.73%，资本充足率13.18%；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65万亿元。农信社改制为农商行后，在诸多方面发生明显的变化。

　　股权治理结构。农信社普遍存在自然人股东过多，股权过于分散的问题，不符合现代企业运行机制要求。根据《中国银监会关于加快推进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股权改造的指导意见》(银监发〔2010〕92号)文件要求，农信社股权结构有所优化，但农信社自然人股东过多的情况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部分县域农信社自然人股权仍在60%以上。改制农商行后，自然人股比例达到低于50%的水平，法人股权得到大幅提升。

　　公司治理结构。农商行建立了“三会一层”的现代公司治理架构，并设有专职委员会等辅助性法人治理结构。但调查发现，部分农商行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职责并不清晰，难以形成有效的制衡机制。关联交易委员会、薪酬委员会等专职委员会不能真正参与农商行的经营决策，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而且，农商行虽改为公司治理结构，但董事长等领导职务仍由上级联社任命，经营主要由上级联社统一领导，并没真正实现公司治理结构。

　　服务模式。农信社在转变为农商行后，服务水平有所提升。一是人员观念有所转变。农商行普遍加大了人员的培训力度，转变人员观念，建立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例如，某农商行由营业网点服务模式转变为客户经理上门服务模式，为客户提供了便利。二是营业网点服务功能改善。农商行对营业网点进行改造，提升营业场所的服务功能。例如，某农商行增设了客户休息区，客户体验区等。三是开发电子渠道。为应对互联网金融的冲击，农商行加大手机银行等开发力度，提升客户服务能力。

　　盈利能力。农信社在改制农商行后，盈利能力有所提升。一是传统业务收入稳步增长。与大型商业银行相比，农商行具有经营灵活的优势，金融产品更适合当地客户的需要，保证了传统业务的持续增长。例如，多年前，某农商行便尝试开展农机具、土地使用权等抵押贷款业务。二是增加了中间业务收入。农商行在结算类、代理类等中间业务得到较快发展，业务收入有所增加。三是同业业务收入大幅增长。农商行具有自主投资同业业务的资格，极大提高了农商行资金利用效率及回报率。

　　风险防控。农信社改制农商行后，风险防控体系有所增强。一是风险防控体系有所完善。为防控相关业务风险，部分农商行引入大型股份制银行风险防控体系，提高了风险防控能力。二是相关指标向好。以不良贷款率和拨备覆盖率为例，为适应农商行改制需要，农商行以股东增资等形式消化不良贷款，使不良贷款率降到较低的水平，拨备覆盖率指标也有所提升。

　　改制农商行的风险

　　资产处置风险。农信社在改制农商行过程中，需要经过资产置换、不良贷款清收及处置等过程，存在诸多风险隐患。一是资产处置过程中的法律风险。资产处置需经过置换、认购、回购等环节，如某个环节衔接不利，容易导致改制失败或者被起诉。二是转制过程中不良资产处置方式过于粗放。为满足转制条件，农信社需处置不良资产，由于农信社不良资产的形成原因十分复杂，应对其进行有效划分，区别对待、区别处置。然而转制时间较短，大部分农信社采取“一刀切”式的粗放式处置方式，容易造成资产的损失。三是逃避不良贷款清收责任。由于清收不良贷款是一项复杂而艰难的工作，部分农信社存在借转制逃避清收责任。例如，某县农信社在转制计划中处置不良资产额为16550万元，其中，只有800万元不良贷款是通过清收来处置，而该农信社从2011年至2014年每年平均清收不良贷款1539万元。

　　分红承诺及资产摊销风险。一是分红承诺风险。在改制农商行过程中，农信社需通过溢价发行股本等方式来冲销不良资产。为了提高股本认购的吸引力，农信社通常会附加较高的分红承诺。例如，某农信社改制过程中承诺每年不低于10%的股本分红，较高的股本分红承诺极大增加农商行的经营风险。二是资产摊销费用风险。农信社在改制农商行过程中，资产置换是处置不良资产的主要方式，该方式会增加未来摊销费用，从而进一步增加农商行的经营风险。例如，按某农信社的不良资产平均规模，资产转换会在20年内每年增加大约300万元至450万元的摊销费用。

　　支农力度减弱风险。由于农业贷款金额小、成本高、风险大等因素影响，导致农业金融有天然的若质性。农信社经过多年改革，逐渐适应我国农村的金融环境，成为我国农业金融的核心力量。然而，与农信社相比，农商行有更好的服务环境，更强的金融服务能力，能够吸引更多的优质客户资源，这可能导致农商行放弃部分高风险农业金融服务，使其支农力度弱化。例如，调查显示，某农信社在改制农商行后，车贷、房贷、企业贷款显著增长，而农户贷款却增长缓慢。

　　资金“倒吸”风险。我国县域金融机构较多，但绝大部分金融机构都是以存款业务为主，贷存比明显小于城市地区，农村资金流向城市的“倒吸”现象较为普遍。例如，邮政储蓄银行乡镇代理网点具有“只存不贷”的特性，贷存比处于较低的水平。农信社改制农商行后，具有自主投资同业业务的资格。部分农商行为控制风险，增加资金盈利能力，将资金投资于收益率略低，风险相对可控的同业业务。农商行过多参与同业业务，可能导致农村资金“倒吸”现象进一步加重。例如，我国农商行已成为我国同业业务的重要出资方，导致资金大量从农村流向城市。

　　固定利差风险。我国不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降低融资成本，尤其在“三农”领域，人民银行以支农再贷款等形式推动降低“三农”融资成本。然而，我国农信社等涉农金融机构净利差并没有明显减小。例如，多年来，某省农信社贷存款净利差基本保持在6个百分点。农信社改制农商行后，净利差有不降反升的趋势，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我国农村金融机构较少，农商行在乡镇几乎处于垄断的地位，具有利率的定价权。二是农商行具有更多的资金利用渠道，闲置资金也可以获得相对稳定的收入，导致农商行减小净利差的动机进一步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