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业坏账率年内难见顶 监管或放宽资本要求

　　市场人士认为，“债转股”作为银行不良资产的处置方法之一，按照现行的商业银行法规定，商业银行不可以持有非银行金融机构及企业股权，因此,难以大规模铺开。

　　对此，普华永道中国银行业及资本市场主管合伙人梁国威表示：如果监管层允许市场化的债转股，允许银行扩大债转股的规模，很有可能将放宽对资本要求和风险资产的界定。目前对银行的信贷资产以及直接投资资产的资本金要求有所区别。

　　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放缓，银行业坏账风险不断显现。

　　“去年政府和业界在盘活不良资产方面都作了很多努力，1.65%的整体不良贷款率已有所体现，虽然政府陆续推出了资产证券化以及债转股的试点计划，但不良贷款上升的情况主要取决于银行本身业务的改善。”普华永道中国银行业及资本市场主管合伙人梁国威在4月20日的记者会表示。

　　他指出，今年年底，银行业整体的不良贷款率有可能继续上升，超过1.8%甚至接近2%的水平，“我认为，不良贷款率的拐点在今明两年不会出现”。

　　根据普华永道统计的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底，18家上市银行的信贷风险有所增加，不良贷款额达9482.8亿元，同比飙升48.61%，平均的不良贷款率由2014年的1.22%上升至1.65%。为应对风险增加，上市银行相应加大了力度处理，共注销或转让了3861亿元不良贷款，较2014年增加了67%。

　　同时，评级机构穆迪在4月18日发布的报告指出，作为前瞻性指标的关注类贷款显示未来12-18个月中资银行的资产质量持续承压。

　　截至去年年底，穆迪受评的10家上市银行的关注类贷款 (借款人偿还能力较低的贷款) 上升了56个基点，达到3.47%。该比率在2015年上半年和2015年下半年分别上升了36个基点和20个基点。

　　“关注类贷款的确有可能转变为不良贷款，而且确实在增加。至于是否会最终成为不良贷款，主要取决于银行本身的措施以及宏观经济环境。从银行角度来看，一般可以通过增加抵押品，担保，或者选择退出。如果要批量处理，则主要通过打包出售给资产管理公司。”他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监管层或放宽资本要求以扩大铺路债转股“债转股”无疑是近期市场追逐的热点。此举既能降低企业杠杆率，又有可能解决银行不良贷款率，可谓“一箭双雕”。

　　“过去六个月，市场对此的反应相对温和，目前法规、监管、市场层面仍有较多不确定因素。作为一个试点计划，整体影响相对小。市场人士普遍认为这个思路和方向是对的，是否能做大做成功，成为银行解决不良资产的出路，仍需要更多的时间，扩大规模，将相关的东西理顺。”梁国威表示。

　　同时，他指出，此次的债转股与1998年-2000年国企改革与银行业重组时期相比必须有所区别。“目前银行最关注的是他们是否能够自由选择将哪些债务转为股权，如何管理以及定价，以及是否有合理的退出机制等，不然将难以持续下去。”

　　他续称，在此之前还有很长的路，“建议银行还是实事求是地管理好贷款和资产质量，以及多进行一些”轻装上阵“的中介业务，比如理财产品等，以此来提升今年的业绩。”

　　据媒体报道，内地银行业首批“债转股”规模为1万亿元，预计在三年甚至更短时间内，化解约1万亿元规模的银行潜在不良资产。报道还提及，债转股对象聚焦为有潜在价值、出现暂时困难的企业，并以国企为主。

　　市场人士认为，“债转股”作为银行不良资产的处置方法之一，按照现行的商业银行法规定，商业银行不可以持有非银行金融机构及企业股权，因此难以大规模铺开。

　　对此，梁国威表示：“如果监管层允许市场化的债转股，允许银行扩大债转股的规模，很有可能将放宽对资本要求和风险资产的界定。目前对银行的信贷资产以及直接投资资产的资本金要求有所区别。”

　　评级机构惠誉在4月19日的报告中指出，1万亿元的债转股占中国商业银行整体不良贷款和关注类贷款的24%，占整个银行体系国内贷款的比例为1%，因此对整个银行体系的影响有限。同时，该报告表示，股权投资较银行贷款的风险更高，大规模的债转股或会削弱银行的资本状况。

　　此外，在市场的殷切期盼中，不良资产证券化信披指引近日正式出台。“商业银行不能再依赖清盘、注销、转让等传统方法处理不良资产，不良资产证券化是符合效率和成本效益的可行方法，然而，目前仍存在一些障碍，比如产品的估值、定价和机构投资者的风险胃纳水平等。”普华永道香港银行业及资本市场合伙人谭文杰指出。

　　4-6家中小型银行年内将赴港上市

　　面临日益逼近监管红线的资本充足率指标，以最短的时间上市集资是目前很多城商行的首要任务。今年以来，浙商银行、天津银行已成功在港交所挂牌上市。

　　“由于银行业整体盈利水平见顶，为了满足资本充足率的红线，一些小型银行纷纷选择在香港上市，从而缓解资本压力。即使港股的估值水平低于a股市场，但由于香港上市流程相对可控，基本上一年内可以完成，相比之下，内地市场ipo面临一定的政策风险。”梁国威坦言。

　　他举例说，比如一家城商行在香港上市融资规模为100亿港元，通过杠杆可以进行1000多亿港元的业务，以每年2%的利差计算，即可以带来约20亿港元的可观盈利。

　　“虽然在内地a股上市的融资金额可能更高，但香港上市时间较短，基本能够覆盖上市产生的估值差异。因此，即使目前整体港股市场上银行股市盈率低迷，我们仍然鼓励一些未上市的中小型银行尽量上市。”他表示，并透露今年将有4-6家中小型银行在港上市。

　　实际上，从去年上市的几家城商行情况来看，香港市场的投资者对于内地银行的兴趣乏善可陈。除郑州银行勉强足额，并获得0.19倍的轻微超额认购外，其余多家城商行股份认购均遭遇冷场，天津银行、浙商银行ipo亦遭遇等均认购不足。“随着利率市场化的不断推进，对一些中小型银行的冲击最大。这些城商行在吸纳存款上面有一定的地域限制，同时缺乏足够的市场定价能力。”梁国威分析，这是城商行难以吸引投资者的重要原因。

　　而出于迫切的融资需求，事实上，自2010年底，重庆农商行敲开香港市场大门后，多家地方银行相继赴港上市。自2013年重庆银行和徽商银行登陆h股后，每年均有城商行成功赴港上市。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不完全统计，目前已在港交所挂牌交易的内地城商行包括徽商银行、哈尔滨银行、重庆银行、盛京银行、青岛银行、锦州银行 、郑州银行、浙商银行、天津银行等9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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