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东西会变贵 科技产业链仍是高波动优质赛道

　　从明星基金经理到基金公司的总经理，苏彦祝实现了职业生涯的成功转型，并带领创金合信基金公司从专户规模行业前列向公募新锐急速前进。

　　作为一家成立仅仅八年的基金公司，创金合信基金从早期的艰难前行到如今的华丽转身，蜕变为公募行业的新锐选手。证券时报记者日前采访了创金合信基金总经理苏彦祝，挖掘这家行业新星快速成长的核心密码和生存法则。

　　尽管从规模比例和行业排名看，创金合信基金的机构专户业务很耀眼，但苏彦祝对公司近年公募基金业务的跨越式发展更为津津乐道。

　　2019年以来，创金合信基金公募管理规模连续翻番，从2019年末的231亿元攀升至2022年6月30日的1027亿元，客户数也从106万快速增至超过700万。快速增长的背后，一方面是公募基金权益投资近年来整体大发展与创金合信基金重兵打造主动投研管理能力的轨迹相契合；另一方面也是财富管理转型与互联网金融带来的公募格局重构的缩影。

　　创金合信基金布局公募产品的重要原则是产品与基金经理的能力圈匹配。“我们摸索了一段时间后发现，绝大多数基金经理的业绩都是有能力圈的。”苏彦祝说，基金公司的产品布局必须和基金经理的能力圈匹配起来，虽然基金经理通过学习，他的能力圈也会逐步扩大，但扩大的节奏是有序的，如果基金经理完全脱离了他的能力圈，就会在一段时间内无所适从。

　　在这个问题上，苏彦祝认为基金赚钱、基民不赚钱的因素之一，就在于公募基金行业近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造神运动，“阶段性地把不少业绩还不错的基金经理打造成市场全能”。在苏彦祝看来，带精选基金、成长基金字样的，大多强调基金经理全市场的投资能力，但实际上基金经理未必具备全市场的选股能力，因为即便最优秀的基金经理也是有显著的能力圈范围。

　　苏彦祝直言，公募基金作为一种金融产品，在不少普通投资者的眼中是抽象的，产品特征（如主要投资哪些领域和细分赛道等）关注得少，更多关注基金经理。一些投资者期望管理全市场基金产品的基金经理，在市场好的时候，基金经理仓位要打满，在市场变差的时候，基金经理最好能空仓，就是既会宏观择时，又懂微观择股，既懂股票，又懂债券。

　　“我觉得理论上这是很难的，很例的基金经理都是行业研究员或者从某一领域的研究成长而来，带着明显的历史烙印。”苏彦祝告诉证券时报记者，通常基金经理的成长路径都是做了若干年研究员，专注几个行业，然后成为基金经理，他的能力圈基础最主要还是过去研究员时代所覆盖的几个行业。对于那些具有独特能力圈的基金经理，苏彦祝认为，在产品布局上仍然需要让基金经理的能力圈和基金名称所宣示的相匹配，避免出现挂羊头卖狗肉。

　　“如果消费主题基金买一堆新能源，科技主题基金买一堆白酒，最后也赚钱了，但是这个钱可能挣得不会舒服。”苏彦祝认为，基金公司的产品布局和基金经理能力圈出现矛盾时，就容易出现风格漂移，或者基金经理只是赚了某个行业的贝塔，就被包装为全市场的阿尔法选手，这种操作是对基金持有人不负责，也不应是基金公司引以为傲的价值。

　　“对基金持有人而言，如果基金经理押注单一赛道，包装上却说他是全市场投资，一旦投资者追高进入后赛道出现调整，基金经理的业绩可能会有很大的回撤。”苏彦祝认为，创金合信基金公司一直秉承对客户负责的态度，新能源基金就只能主要投资新能源，客户“所见即所得”，从产品名称就可以了解基金经理的能力圈和基金产品的行业特征。

　　对创金合信基金而言，机构业务先于零售实现突围，既是资源禀赋带来的早期差异化竞争策略的结果，也在客观上为后来公募零售业务快速突破打下了现金流和投研团队基础。

　　“创金合信基金的前身是第一创业002797）证券资产管理部。当时，我们与机构客户有一定的合作，考虑到机构客户本身是专业投资者，选择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核心是性价比和产品质量，所以创金合信基金在发展早期开拓机构业务，并通过科技投入提升服务能力。”苏彦祝说，机构投资者通常更加专业，明白自己的核心诉求，他们更看重质量和服务，机构业务的发展和成熟，客观上也把“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传递给了零售服务团队。

　　这几年，创金合信基金也把握住了历史机遇，驶入快车道。苏彦祝认为，公司发展的“根”还是在机制和文化上。

　　创金合信基金倡导合伙人文化，是行业首家成立即实现员工持股的公募基金公司。无论在投资理念和价值观方面，还是在制度和文化建设方面，创金合信基金都坚持长期主义。

　　“公司成立初期，作为中小基金公司，当时的薪酬肯定是比不了同业，在最艰难的时候，队伍没有垮就是因为合伙人机制。”苏彦祝说，合伙人机制和合伙文化对创金合信基金有着关键的作用，因为当时没有规模效应，薪酬比许多头部基金低了很多，但是团队里面有许多非常优秀的人才，他们能不能继续稳定地为公司发展贡献力量，就取决于制度、文化。

　　苏彦祝坦言，合伙人机制可以解决利益的跨期分配问题。所谓的跨期分配，就是说当前团队无法支付更高的薪酬给成员，甚至薪酬还比较低，但是在团队取得好的成效后，成员就能分享果实，这种跨期分配的问题往往需要建立在合伙人机制的基础之上。

　　“果农种果树，果树三到五年以后才结果，等结果的时候，如果摘果的人换了，那果农以后肯定只会种马上结果的果树。”苏彦祝打比方说，在合伙人机制里面，等有果实了，大家都可以安心摘果子，合伙人机制是在5年、10年、20年的跨度之内，平衡了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现在拿得少了，以后可以拿得更多。

　　“如果一个总经理只干几年就换人了，他的决策能首先考虑到企业5年后的发展吗？”苏彦祝坦言，正因为合伙人机制，作为总经理的他也能更加看重企业发展的长期思维。他强调，现在基金行业尤其是中小公募的总经理更换也是频繁的，有的总经理可能干一年就换人，在这种背景下，他们大概率选择做今年见效、明年见效的事情，三五年后的事情就很难想象了，更谈不上会考虑企业5年或更长时间后的发展规划。

　　他认为，合伙人机制不仅仅解决了主人翁的问题，也解决了信任的问题，从而就解决了归属感问题，每个人都是这个团队的一份子，同时团队也为奋斗者提供坚实的有归属感的人生事业舞台，奋斗、成长并收获。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从明星基金经理转型为创始团队的灵魂人物，苏彦祝对公募未来投资的核心赛道也有着清晰的宏观判断。

　　“中国已经进入转型的新路程，科技要素变得格外关键，有些传统行业再指望它能辉煌，已经不现实了。”苏彦祝认为，在疫情之前，消费还有着非常高的预期，但疫情之后的消费面临较大的制约因素，因为疫情的反反复复，消费短期很难有大的起色。

　　“如果没有彻底解决疫情反复的问题，消费就很难实现真正的复苏。”苏彦祝认为，消费表现欠佳，同时房地产投资也不给力，那么经济的提升点就会聚焦到科技要素上，通过产业转型促进经济增长，以新能源、碳中和为代表的科技产业链投资机会就会持续很长时间。

　　然而，市场关心和存在疑虑的问题是，新能源、芯片、数字经济等科技产业链在A股的繁荣已经持续相当长的时间，相关公司大致处于相对较贵的状态，在这种背景下，科技产业链为何还能被资金强烈看好呢？

　　“贵的核心因素在于对比消费、地产等其他赛道，因为资金没有更好的选择。”苏彦祝直言，资本市场任何好东西，一旦成为大众情人，都会变贵，这是市场规律。而这些股票变贵的结果就是股价波动幅度也在加大，即使出现一点点的负面，就可能会出现深跌，机构投资者若发现还是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就会“抄底”，因此变贵的科技产业链已经成为高波动的优质资产。

　　不过，苏彦祝眼中的优质资产，还不仅仅因为相关公司的股价表现。“在大国竞争博弈中，好产业好资产首先是中国自主可控的，并且相对其他国家是享有技术优势的产业。”苏彦祝告诉证券时报记者，以光伏产业为例，约70%的出货量来自中国企业，新能源汽车也有至少一半的出货量来自中国，在电网领域的特高压，中国基本实现自主可控。

　　在新能源的经济性和需求上，苏彦祝提出了一个逆向思考。年初市场开始担心锂价、多晶硅等新能源原材料的价格太高，可能会抑制新能源产业的需求。俄乌冲突导致旧能源价格飙升，反而使得新能源的经济性得到进一步的增强，欧洲原先有俄罗斯所供应的廉价天然气和石油，而今旧能源价格的走高反而会凸显新能源的经济性，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利好中国。

　　“我们公司的基金经理之前也和我聊起，多晶硅硅料的产能80%都是在中国，别的国家很难生产出更低成本的竞品。”苏彦祝说，海外的新能源行业如果没有重大技术突破，想做成类似中国这样的低成本产品就会很难。

　　苏彦祝认为，新能源产业链属于长期趋势向上的行业赛道，关键在于渗透率，渗透率如果在全球层面都已经变得很高，行业可能就要见顶了；反之，如果渗透率还比较低，大概率是不少人长期投资的对象，必须承认好东西在股票市场上通常很贵，因为贵所以波动大，择时能力强的人可以股价低位时参与，一般投资者可以在可接受的价格范围内长期持有，但绝不能高位买进低位卖出。

　　“总体来说，我对国内经济转型非常有信心，尤其是科技的进步，有些行业在资本市场比较贵，波动也很大，大家要能学会接受。”苏彦祝说，贵的优质赛道下跌很多，不是赛道不行了，优质赛道是长期的，但是波动会比较大，关键在于在合适的时间点买进。